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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解读 | 这些年,阜阳为何一直被“误读”?

2015-09-25 司学龙 李阔 聊时局

说起阜阳,许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曾被这座诞生过“王家坝”精神的城市所感动;又为它长期被“标签化”的城市形象而感到痛心。

阜阳,这座被誉为“千万人口”、“江淮粮仓”的城市,其形象经历了怎样的涅槃重塑?被“妖魔化”的背后,是舆论偏见所致,还是舆情处置不当长期累积的结果?

本期(《网络舆情》内参安徽版第33-34期合刊),我们将目光聚焦到这座舆情高发城市,解码阜阳舆情处置得失。

不堪的过去:屡陷舆情漩涡,曾被“妖魔化”

几年前,媒体圈曾流传着一句话——“没新闻线索,到阜阳找啊”。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人称阜阳为中国“新闻”的富矿,只要有舆情事件发生,全国各地的记者都会不约而同赶往这里“挖矿”。

搜索百度新闻,排名前三的新闻,会有一条关于阜阳的“负面”。城市形象长期处于这种“灰暗”状态,以致很多人抱怨外出工作不敢自称阜阳人,阜阳的产品有的也羞于标明真实产地。

“大头娃娃”、“白宫”事件、“王肖”(王怀忠、肖作新)系列腐败案重创了阜阳城市形象,许多外地人一提到阜阳,就与这些新闻“标签”联系起来。比如分解招商指标、拆迁这样的事件,并非阜阳独有,但一沾上“阜阳”两字就格外吸引眼球。此地一旦出事,人们就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为什么又是阜阳?

长期以来,阜阳不仅是舆情的重灾区,也曾因多次被误解,成为舆论“妖魔化”、“标签化”的受害者。

被“标签化”原因:有误解,也有应对不当

不可否认,近年来,阜阳城市形象受损与自身舆情事件高发有着重要关系。与安徽其他城市相比,阜阳拥有1000万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市,舆情十分复杂。

正因为阜阳新闻线索多,许多媒体纷至沓来,加上当年部分舆情处置应对不当,以致让舆论产生误解,不断被“标签化”。

2004年4月,媒体广泛报道、炒作的“毒奶粉”事件就曾重创阜阳形象,影响至今。

当时,阜阳既是劣质奶粉的受害者,又是最早发现者,40多家劣质奶粉生产厂家均在外地。按理说,阜阳为及时发现劣质奶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拉开了全国打击食品假冒伪劣的序幕,应该说是重大贡献者,然而最后却成了“毒奶粉”的发源地,至今百口难辨。

为何会出现这种黑白颠倒的情况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舆情处置不当所致。当时,阜阳发现劣质奶粉后,各地媒体纷纷赶来,而当时的领导决心要当“无名英雄”,对记者避而不见。记者只好自行采访,把表象推测称作事实。

城市形象屡屡受损也与长期以来不注重对外宣传有着很大关系。曾有一段时间,阜阳面对舆情热点既不回应,也不接受媒体的正面采访请求,失去许多为自己正名的重要机会。比如,阜阳对全国的三大奉献:淮河治理、“江淮粮仓”、农民工输出等,都没有很好地宣传出去,外人也很少知晓阜阳人对国人的巨大牺牲和付出。

以前淮河发洪水,阜阳沿淮数十万民众舍小家顾大家,为了泄洪,放弃家园,成就了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提炼的“王家坝精神”;阜阳每年为国家贡献百万吨粮食,成为全国重要粮食基地;280多万阜阳在外务工人员活跃在全国各地,为国家和兄弟省市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们拿回的报酬只有贡献价值的三分之一等,这些贡献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广泛宣传。

舆情现状:从每年1200多起下降至72起

阜阳舆情到底有多严重?几年前,舆情高发期,每年出现的重大舆情就高达1200多起,每天平均近3起,每年仅接待记者就多达2000多人次。阜阳每天发生的重大舆情几乎是皖南某市一年的总和。

就阜阳而言,这几年,舆情是逐步下降的,现在网上涉及阜阳的大小舆情每年总计约有1000多起。其中,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舆情已下降到80起左右,2014年只有72起。大部分舆情都在第一时间化解掉,并未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处置经验:领导重视,第一时间处置

互联网时代,网上舆情复杂,网民仇官、仇富、仇警情绪化,舆情发酵快,这些都给舆情应对带来巨大挑战。在具体实践操作中,阜阳市舆情处置应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经验:

首先是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情无小事,现有体制下,领导关键时候出面将起到关键作用。熟话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出面就不难”。只有领导重视了,一些可能要生成舆情热点的事件就会很快化解掉。否则小事会拖大,舆情会拖炸。



比如,2015年1月,不少媒体报道“阜阳市公共自行车”事件。舆情上报后,阜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委书记于勇亲自过问,市长李平主持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及时作出回应,并借助人民网等主流媒体进行引导,一天时间就平息了这起舆情事件。

其次,阜阳市还建立了完备的24小时监测、预警、研判系统,重大舆情一旦被监测到,就迅速上报,及时处置。

比如,今年3月14日凌晨,颍泉区发生4.3级地震,阜阳市委宣传部及时协调市属媒体,第一时间发布引导、处置等61条关键信息,起到了稳定人心、及时辟谣的作用。

第三,借助大媒体发声,及时抢占话语权。从近年来,阜阳处置舆情的经验来看,“网民发帖-网上讨论(微博、微信传播)-传统媒体介入-网络再次传播”的舆情生成传播渠道已逐渐形成。因此,在舆情生成初期,通过权威媒体引导,抢夺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太和县“宫小村”虐童事件就是阜阳近年来舆情处置的成功典范。2011年春节期间,社科院学者、网络名人于建嵘拟在全国“两会”期间,为了推动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相关法律修改,让记者寻找相关案例。有媒体记者通过网络,搜寻到过去太和县宫小村有利用残疾儿童乞讨的新闻。记者不经采访求证,就将旧闻翻新发布,引发全国舆论的强烈关注。

一时间,全国40多家媒体的上百名记者蜂拥至太和,各大新闻网站更是轮番轰炸。研判舆情后,阜阳迅速成立以市委书记为首的应对班子,及时调度指挥。在加强与媒体面对面沟通的同时,《人民日报》记者还通过实地采访求证,刊发了3000余字的调查报道,澄清了事实,化解了舆情危机。

四是准确把握时机,巧妙回应。2014年5月,阜阳一家酒企因在工厂内建了一座形似“美国白宫”的厕所,立即引发网友质疑,说它违背中央“八项规定”。因为此前,阜阳曾发生过“白宫事件”,此事立即在网上炒作成全国舆情热点。

事件发生后,阜阳沉着应对,一方面通过网络及时发声,与网民互动,讲清这是企业行为,是旧址翻盖,供数百名企业员工使用的,不是新建豪华厕所;另一方面,借助人民网安徽频道,在舆情上升初期,迅速发声,进行主流舆论引导,平息了舆情。

最后一点经验就是要未雨绸缪,加强线下与各主要媒体的沟通联系。阜阳市还与长期关注阜阳的几家重要媒体,建立起及时沟通渠道。

对于记者,国务院原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概括的五句话很精辟:“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应对媒体和记者,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遵循中宣部提出的“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善管媒体”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要清楚,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发生是正常的事情,民主进程发展到今天,要允许不同声音出现,没什么可怕、可躲的。对待舆情不能慌张、紧张,要正视问题,勇敢面对。

新媒体时代,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融网,掌握网络新本领。同时,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中,要高度重视舆情,统一口径,迅速处置,争取主动,“早讲事实,重讲态度,慎讲原因,多讲措施。”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阜阳城市形象得到了重塑,负面新闻明显减少,媒体上关于阜阳的正能量正逐步增多,这与网络舆情成功应对紧密相关。近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阜阳市虽然连年热点频发,险情不断,但由于应对妥当,由舆情事件引发媒体持续聚焦炒作的事件发生率全省最少,整体态势可管可控。”

(选自《网络舆情》内参安徽版第33-34期合刊,作者:司学龙 李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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