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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安徽挂职上海级别最高的干部，眼中的沪皖区别！
15年后，聂磊对于上海与安徽之间的交通方式已经非常熟悉：“坐高铁到阜阳三个半小时，到合肥两个小时，非常方便。”不仅如此，他对上海的产业布局和人力资源现状也非常了解。记者第一次见到聂磊时，他正在向上海的一家企业介绍上海最新的人才政策。
这个变化源于去年的一次人事变动。2020年6月，安徽省政协常委、阜阳市政协副主席、阜阳市工商联主席聂磊，挂职担任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协助分管人事、人才和劳动关系工作。他也是目前安徽挂职上海职务级别最高的干部。
本月，聂磊即将结束挂职回到安徽，但长三角干部挂职机制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年3月，三省一市党委组织部门紧扣同一体化发展紧密联系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道路交通、城乡建设等重要领域和岗位，选派17名苏浙皖干部和17名上海干部跨区域挂职。目前，三省一市的党委组织部门正在探索建立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干部交流机制。
聂磊近照 。陈抒怡 摄
2006年，聂磊出差上海是为了招商，那次他拜访了上海的两个区县，但聂磊感觉对方态度“比较平淡”，虽然最后招商成功，但聂磊觉得好像和上海人热络不起来。
翻看那一年的新闻报道，阜阳的一大关键词是“农民工”。当时，阜阳火车站被上海媒体称为全国五大“民工源头”之一。有报道称，在春运期间，该火车站80%的客流奔向沪杭甬等长三角地区。这篇报道显然没将阜阳算在长三角范围内。
1996年成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上，还没有安徽的城市加入，直到2010年，合肥和马鞍山才正式入会，而安徽正式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要等到2016年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时。对于这样的姗姗来迟，曾有安徽人风趣地总结：“以前我们是旁听生，后来我们变成了插班生，现在成了正式生。”
虽然拿到了入场券，但挑战依然存在。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聂磊记得当时阜阳干部经常讲“长三角一体化”，但究竟怎么融入长三角、实现一体化，却不得其门而入。
以前，安徽的干部想去上海考察，大部分是蜻蜓点水式的参观，实在一点的参加一个短期培训班，短则一周，长则一个月，但是这样的对接方式并不能接触到实际工作，总有些隔靴搔痒。
“说实话，对接的渠道不多。”聂磊的话很直接，“阜阳这样的城市，和上海市联系不是很畅通。”
聂磊所说的“联系不是很畅通”是有实际案例佐证的。有一次，阜阳市农业农村局准备到上海来考察，联系了两个区，其中一个市区给出的回复是：“对不起，我们根本没有农业农村局。”
直到聂磊在上海挂职后，他才发现，原来之前自己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有偏差。
到上海之前，阜阳市正在重点抓营商环境工作，聂磊任阜阳市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调研发现企业办理某张证照的时间比较长，市里提出能不能缩短到三天，但相关部门怎么也缩短不了。深入了解之后发现，环节卡在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数据端口，数据没有打通，想快也快不起来。究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去年6月，刚到上海不久的聂磊参加调研，在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内，他见识到了“神奇”的一幕：指挥大厅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显示着浦东全境动态信息，只要通过对住户水电煤和外卖动态的大数据分析，就可以迅速发现异动，找出可能存在的非法群租点，一个电话打到居委会，让居委会干部上门查访，很快得到反馈，确实有群租。在这个平台上，浦东新区应急办、公安、120急救中心、城管执法、市容环保、市场管理、建设交通等众多城市管理一线部门的所有政务信息，都能在这里共联共享。入驻部门越多，“城市大脑”所掌握的城市运行体征指标就越多，这背后涉及亿万字节的大数据。
更让聂磊感到震惊的是，如此复杂的管理系统边上，没有挂复杂的理论口号，只有一句标语：“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形象、直白、精练。
一下子，聂磊感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好多事情都想明白了”。
“上海人做事的一大理念就是科学、精准、务实。”聂磊作出了这样的判断，“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解决问题时要有一个精准的工作态度，再加上科技的支撑，事情就干成了，不能光拍脑袋想。”
偌大的一个工厂，只有一两条流水线在运转，七八个工人在工作，看起来冷冷清清。
这是去年6月，聂磊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制造企业看到的情况，受疫情影响，当时企业虽然已经复工复产，但产能上不去。企业主见到聂磊，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的缺乏。“减免税收、租金的政策都已经到位了，劳动力成了最大的瓶颈问题。”聂磊看到了问题的症结。
到上海之前，聂磊也在阜阳推进复工复产相关工作,当时阜阳同样存在劳动力缺乏的问题，经过聂磊的牵线搭桥，一批企业和阜阳的职业技术学校直接对接，缓解了用工紧张的问题。但在上海，这个问题并不能直接就地解决。
这得从两地的人口结构说起。与正在被老龄化问题困扰的上海不同，安徽是劳动力大省，阜阳尤其典型，是全国最大的劳务输出城市之一。在上海的外来务工者中，安徽籍所占比例最高，而其中阜阳人又占了很大一部分。很多安徽人、阜阳人需要在上海就学就业，但换个角度看，上海的发展，也离不开安徽人的支持。
“到底有多少阜阳人在上海呢？”记者提出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把聂磊问住了。他解释，由于很多阜阳务工人员属于灵活就业，上海市人社局并不掌握具体数字，阜阳市人社局虽然有一些数据，但此前并未与上海市人社局沟通过这方面的信息。
去年9月，经聂磊牵头组织，阜阳11名人社系统干部到上海市人社局、松江区人社局等部门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对接活动，交流的重点就是输入、输出地劳动力资源管理服务工作。双方坐下一谈才发现，早就想要和对方沟通情况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相见恨晚。
“那天，我们研究室的处长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他也需要掌握这方面的信息。”聂磊这样说。记者注意到，聂磊口中的“我们”指的是上海市人社局，而“他们”指的是阜阳的人社干部。
在采访中，聂磊习惯用“我们”来指代上海，用“家里”来指代阜阳，用“长三角的干部”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两地人社部门的顺畅沟通，是否可以认为之前的“好像联系不太畅通”的感受只是一种误解呢？
在一次次的联系沟通中，聂磊寻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个月前，阜阳一个由市领导带队的考察团计划拜访上海光明集团，对方一开始回复说：“不好意思，我们领导当天有其他安排。”但等到双方坐下后，交流的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
光明集团想要扩大牛奶产能、寻找合适的牧场；阜阳拥有大片适合牧草生产的平原，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阜阳所在的皖北要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光明牧业与阜阳市阜南县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5月28日，光明乳业阜南生态智慧规模化奶牛项目正式在柳沟镇落地开工，规模总投资约3.6亿元，项目达产后，年产鲜乳产量近4万吨。
反过来，聂磊也鼓励阜阳的企业走出来，把阜阳的劳动力和上海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优势结合起来，探索一些新的发展路径。有时候，聂磊和上海的同事聊天，话题会不知不觉聚焦在上海和安徽的关系上。“安徽是长三角发展的腹地，是腹部的腹，是优质劳动力资源和绿色农产品资源之腹。”聂磊说，“长三角天然就是一个融合的大平台，一定要联合起来。”
“打通了，融合了，后期还会发酵，会有让你想不到的好事情发生，这样越探索，路子就越宽。”经过这一年的沟通融合，聂磊总结出了这么一条规律。
在聂磊的牵线搭桥下，近一年来，一批阜阳的农业企业落子上海。安徽瓦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虹桥商务区创设上海商务中心，在闵行区创设分拣中心，成为上海联华超市安徽最大供应商；阜阳商厦菜递有限公司与上海蔬菜集团合作，在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阜阳名优产品展销中心。今年4月，阜阳—上海首场农产品产销对接会阜南专场就在该展销中心内举行，全部使用阜南农产品制作的菜肴，吸引了上海市民的眼球。
合作以后，阜阳的农业企业发现，上海人买东西强调规范性、标准化。比如一盒小红薯，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规格要差不多，突然大了或是小了，都会影响销售。知道了这些消费习惯后，阜阳的农业生产企业就能有的放矢提供优质农产品。
但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安徽生产的蔬菜标准由安徽的农业部门制定，上海销售的蔬菜标准由上海商务委制定，双方质量标准对不上。究竟按照哪个标准？解决方案是，上海蔬菜集团在阜阳授牌了10家专供上海地区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按照上海蔬菜集团的标准生产。
去年，聂磊到上海报到的前一天，参加了阜阳之友上海理事会的成立仪式。理事会吸收的成员被定义为“关心阜阳的人和阜阳关心的人”，理事会号召成员不仅要成为家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稳固的桥头，也要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若是太狭隘了，长三角一体化就搞不起来。”聂磊感叹。
“等回到阜阳后，你还会经常返回上海吗？”记者问。“那是当然！”聂磊的回答坚定、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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