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不肯换回被苏联扣押的蒋经国

▲蒋经国

1910年蒋经国出生时，其父蒋介石23岁。在那个时代的浙江农村，23岁有第一个孩子，已经算晚的，何况此时蒋介石已有9年的婚龄，其27岁的发妻毛福梅绝对是“高龄产妇”。蒋经国的出生，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蒋“爱情”的结晶，而是他“孝心”的结果。1925年至1937年间，蒋经国滞留苏联12年，其中有相当长的时间音讯全无，蒋介石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表达了对儿子连绵不断的惦念。

蒋介石婚后与毛福梅关系并不亲密，之后他留学日本眼界大开，与没见识的毛福梅更有渐行渐远之势。蒋的母亲王采玉思孙心切，1909年得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度假，便携儿媳从奉化赶到上海。以“不孝”、“忘本”指责不肯与妻子同房的蒋介石，并说如果再冷落毛福梅，她就投江自尽。蒋介石在母亲逼迫之下，总算与妻子共同生活了一个夏天。蒋经国就是在这段时间孕育的。

蒋经国的出生，给蒋家带来无穷的欢乐。蒋介石对这个唯一的亲骨肉倍加怜爱，倾心栽培。蒋介石在其日记中骂人是有名的，其政敌、同僚、下属、亲人几乎无人能幸免，甚至他一直称为“爱妻”的宋美龄也曾被骂到，而蒋经国则是极少数没有被骂过的之一。父慈子孝、父子情深本是通常之事，但这对中国曾经“第一家庭”的父子，两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男人之间的故事，注定非同寻常，父子感情的背后，充满着“公”与“私”、“国”与“家”的纠葛。

父子天各一方

蒋介石在1936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校正十四(1925)年年谱初稿，阅至十月十九日经儿赴俄句，不禁感慨。”此处所说“年谱初稿”，实即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其在1925年10月19日的记载中有：“是日，长公子经国，启程赴俄莫斯科，留学孙文大学。”这看似普通平常的一句话，让蒋介石“不禁感慨”，是因为它再次触发了蒋长达十多年的思子之情。

据江南的《蒋经国传》，1925年苏联在莫斯科建立孙逸仙大学，以纪念孙中山先生，培养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投考者颇多，蒋经国等30位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因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而被录取。蒋经国去苏联的意愿十分强烈，蒋介石对经国留学的态度起初是“处于两可之间”，但最后还是首肯。但他没有想到，父子一别，竟是12年的生死离别。

1927年蒋介石一改过去的“联苏”政策，实行反苏反共，赶走苏联顾问，屠杀共产党人。蒋经国在苏联陷入尴尬与危险之境，他在1927年至1931年间曾两次向苏联方面提请回国，都被拒绝。蒋介石设法营救蒋经国回国，亦被苏联方面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蒋介石作为一个父亲，又身为一国领袖，面对苏联以其子安危相挟，在“党国利益”与亲子安危之间，他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内心有着怎样的感情纠葛？

1928年12月9日，蒋介石闻蒋经国在苏处境不利，不禁感叹：“今日见报载，经儿被俄共放逐于白海，吾心固泰然也，然而吾无以对先慈爱孙之心之切矣，岂天果欲使我有亏于天性之爱乎。呜呼，吾亦惟有实行吾救国救民革命之志以报我先慈。夫革命之子弟亦皆为吾之子弟，何必戚戚以子侄为念。”(《事略稿本》，第4册第520页)得悉蒋经国在苏联的艰难境况，蒋介石表示自己“心固泰然”，他自认为了民族利益而舍亲子之情十分坦然。然而骨肉亲情乃人之常情，忧子之心令他不禁发出“天果欲使我有亏于天性之爱乎”的感叹。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拒绝交换条件

1931年，蒋经国有了一次可以被蒋介石赎回中国的机会。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较详细的记述：“孙夫人(宋庆龄——引者)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告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日记中所称“苏俄共党东方部”应指国民党当局刚刚逮捕的苏联情报人员牛兰。蒋介石“清党”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局势感到十分迷茫，远东局派遣波兰籍情报人员牛兰赴中国调查。牛兰于1930年3月偕夫人由莫斯科来到上海，对外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牛兰被捕后，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动员各方面力量紧急营救未果，苏联当局便透过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地位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协调此事。当时，宋庆龄为奔母丧匆匆离开德国，1931年8月13日经莫斯科抵达上海，回国后即多方奔走，担负起营救牛兰的重任。从日记中反映的情况看，宋庆龄曾见到蒋介石，提出释放牛兰的要求，并提出以蒋经国回国为交换条件。面对这一很有吸引力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做出了怎样的抉择？他在日记中详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定：

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亡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日记》，1931年12月16日)

以蒋之性格，极厌恶受人胁迫，因此对宋提出的以蒋经国交换牛兰的要求，反应十分强烈，震怒之情跃然纸上。但蒋也非意气用事之人，他之所以拒绝宋的提议，更核心的原因是“党国利益”，因此，他决定决不释放“害国亡之罪犯以换亲子”，即使这一决定可能意味着“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在“家”与“国”之间他做出了甚为坚决的选择。蒋在此处的记述颇为悲壮，声称“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字字铿锵有力，斩钉截铁。但其内心果真如文字所述对子嗣毫无所怀？

数日后，时值圣诞节，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

今日为耶稣圣诞。上午，祷告后下山游览。下午，约小学生来慈菴唱歌。晚，约友欢聚，时念慈母并念经儿，而夫妻俩人如宾相敬，虽无子女亦至乐也。(《日记》，1931年12月25日)

逢节思亲，已是基督徒的蒋介石在圣诞节想到的是母亲与儿子，“时念慈母并念经儿”，可见他在前段日记中所发“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之感慨，不能仅从字面理解。蒋前段日记所记正是在拒绝宋庆龄要求后而发，那一段“豪言壮语”与其说是平静状态下的内心独白，毋宁说是震怒之下的感情宣泄。在求得儿子的平安与维护“党国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也明白蒋经国能否回来已是未知，惟有接受现实，幸而有爱妻宋美龄相伴，让他感觉“虽无子女亦至乐也”。在这日记前后文字的矛盾转折之间，多少泄露出蒋内心的起伏和感情纠葛。

未隔两日，蒋又在日记中抒发由挂念儿子安危所引发的感想：

尝思传世在事业与德行，而不在子孙。史中圣贤豪杰忠臣烈士每多无后，而其精神事业卓绝千秋，余何为先人而独忧无后，其志之小可鄙孰甚。经国如未为俄寇所陷，则余虽不能生见其面，适余死后，彼必有归乡之一日，如此，则余愿早死以安先人之灵也。(《日记》，1931年12月27日)

1931年底的蒋介石正处于事业的低谷，不久前他被迫第二次下野，回乡避居。身处此间更加深了他对儿子的思念，何况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对子嗣传承极为重视，古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蒋介石对此也有一份执着。他虽在日记中自责不该只忧虑无后，并说自己“其志之小可鄙孰甚”，但联系前几段日记，这些文字恰恰表明他对蒋经国身陷苏联而带来的无后传承的问题不是毫无介怀的。

蒋介石思念蒋经国的这些日记里，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蒋纬国确实不是其亲生。蒋在公开场合下，都说纬国是其儿子，并有“纬儿可爱”的评语，但若蒋纬国真是亲生，蒋介石又何必一再在日记中表达出没有经国就是“无后”、“绝种”的意思。

然在蒋不愿为一己私情而以“党国利益”交换蒋经国回国，但他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

托人寻子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在日内瓦宣布恢复邦交，两国关系似乎现出了解冻的曙光，然而实际上此后的几年间种种障碍使得两国关系一直踯躅不前。1934年10月，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赴苏联考察，临行前，蒋介石委托其“研究苏联的情况”，并“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由夫人宋美龄向他转达了蒋介石想念儿子之意。这一“公”一“私”的表达方式，很是得体，显示蒋介石与宋美龄配合何等默契。蒋廷黻到达苏联后，立即向苏联方面提出遣返蒋经国的问题。但斯大林显然认为让蒋经国回中国为时尚早。据蒋经国自传所记，当时苏联当局百般阻挠他回国，甚至要求他写信给莫斯科外交部，表明自己不愿回国，被他所拒绝。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外交官要求面见蒋经国，苏方又对整个谈话过程进行严密监视，使他不敢稍露回国之意。这次营救蒋经国回国的行动无果而终。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表示：“得经国不愿回国之消息，乃知俄寇之诈伪未已而已，必仍泰然自若，无所疑虑。当此家难，能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日记》，1934年12月14日)对于从苏联方面传来的蒋经国不愿回国的消息，蒋介石十分肯定是苏联人阻挠蒋经国回国的“诈伪”之行，非蒋经国本意。

蒋介石对蒋经国被扣在苏联回国遥遥无期一事，很难释怀，有时难免会胡思乱想。

蒋介石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角度考虑其利弊得失，认为如果不是有蒋经国在苏联，令鲍罗廷和中共方面感到可以此为恃，则他自己肯定会被杀害了。因为经国在苏联，自己这才逃过一劫，此“实救我国家与救我生命之最大关键”。这种与事实无据、近乎无厘头的推断，只能说明蒋介石思念儿子到了昏头的地步。

西安事变时留下“遗嘱”

1936年1月莫斯科《真理报》上刊登了蒋经国的《献给母亲的信》，信中对蒋介石极尽谴责，斥其为中国人民的仇敌，也是蒋经国本人的仇敌，表明要与其父蒋介石划清界限。(据蒋经国回国后申明，此信是陈绍禹也就是王明逼他写的。)此信引起国际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不少人猜测蒋介石看到亲生儿子的这封“大逆不道”的信后，必然怒不可遏。那么蒋介石看到信后究竟反应如何？他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记述：“近日身体虽劳而心神甚乐，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得经儿在莫斯科报上致其母函，诋毁其父之消息，疑信未定，而中心为之一慰。”(《日记》，1936年2月14日)此处的文字表述相当平和，无丝毫情绪激动的迹象。当他看到以儿子的名义公开发表的信后，首先表现的不是愤怒和不满，而是对此信“诋毁其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继之，则有“心为之一慰”之感。此信如此“大逆不道”，他却还感到安慰。让他心之所慰的到底是什么？此处虽未明言，却并不难揣测。当时国内关于蒋经国已在苏联被捕的谣言四起(王明正是以国内有谣传，要求蒋经国写封公开信，向家人报平安)，令蒋介石更担心经国的安危，而读到有经国亲笔署名的信，至少证明他暂无性命之忧。这封信让蒋介石看到了最希望得到的信息，即确认蒋经国的平安。至于内容如何，反倒不是他最看重的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被扣，在生死未卜之际，他分别给宋美龄、蒋经国与蒋纬国各留下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想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十二月二十日

(《日记》，1938年12月13日)

细读两份遗嘱，蒋在生死关头确实动了感情。除了夫妻情、父子情外，他最惦念的是死后宋美龄与蒋经国、蒋纬国的关系。宋美龄只比蒋经国大11岁，蒋宋结婚时，蒋经国已在苏联，且曾公开谴责过蒋介石的反共行径，遗嘱中并坦言自己对经国的思想与现状并不了解：“其近日性情如何，兄(蒋介石自称——引者)固不得而知。”故蒋在遗嘱中既要宋美龄对两个儿子“至爱视如己出”，又要儿子们“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用心可谓良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仅使中国局势为之大变，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中苏关系大为改善，也为蒋介石父子团聚创造了条件。1937年3月，蒋经国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