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雍语言旧事.周法高自述

一、两句话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

我在念南京中学时，寄住在我的姑丈王饮冬先生家中。他是中央大学中文系老教授，教了三十多年，我自然地受了他的熏陶，因而对国文有了浓厚的兴趣。高二时曾经参加过一次全校作文比赛，题目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结果得了个第一名。从高中时代起，我就喜欢习作旧诗词。后来，我顺利地考进了中央大学。中大继承了东南大学和它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的学风，偏重旧学。当时中文系里有许多国学大师，像汪旭初、王伯沆、黄季刚、吴瞿庵、林公铎、胡小石、汪辟疆等诸先生，阵容盛极一时，真可以说是国学研究的重镇。五四时代有所谓“南高北大”的说法，中大和北大的主张不同，北大出版了《新青年》，中大就出版了《学衡》，常有学术上的争论，而且旗鼓相当。在这种环境和风气的冲击下，我在国学方面确是实实在在地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在小学和文学方面。

1937年，正当我升上大三时，中日战争爆发，中大迁到重庆沙坪坝。那时中大中文系四年级通常是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的。我们系里黄季刚先生在1935年去世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声韵学教授，直到在四川复校后，才从四川大学请到赵世忠先生。他是声韵学专家，在他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只利用了一小部分《经典释文》的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寄到北大文科研究所。恰巧罗常培先生是研究《经典释文》反切的，曾经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加以校勘，并且对反切加以系联，不过到现在一直没有发表罢了。我想，他对我的不成熟的研究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研究的路子却和他不谋而合，也许有吾道不孤之意。除了毕业论文，还有笔试和口试，我记得口试是在傅斯年先生重庆上清寺寓所里举行的。傅先生对我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研究，将来你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他这两句话就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我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见。由此可见，傅先生是具有知人之明的。

二、单凭这一篇文章已经够资格获得硕士学位了

1939年，我在烽火中念完大学，正当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复校后第一次招生，我也就考取了。研究所在昆明靛花巷。当年秋天，我动身经川滇公路到昆明，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

我的导师是罗常培和丁声树先生．我曾经和罗先生因为讨论切韵是代表“古今方国之音”的混合，还是代表隋及唐初的长安音如高本汉所假定的那样，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切韵如果不是代表一时一地之音，根本就不能拟音，而他认为纵使不如高本汉所说切韵代表六世纪的长安音，我们也可以加以拟音。另一点是：他要我研究《经典释文》中的旧音，我认为没有什么前途。

不过罗先生是很有雅量的，他并不因为我和他辩论而感到不满。他不但对我们研究生的生活很关心，而且把他过录的《经典释文》诸家校本借给我移录。那时日机空袭频繁，逃警报的时候都要带着罗先生借给我的木版书走路，而且我也每次战战兢兢地当做宝贝似的捧着，断断续续地又过录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1940年冬天，研究所搬到龙头村以后，我们逃警报的次数少多了。那时赶着写论文。我记得一间大房子里至少有四个研究生在一起，就是汪篯、殷焕先、王玉哲和我。殷、王二兄都是第二届的，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当时研究所的一点藏书装成几个书架，就放在这个大房间里，我们看起书来非常方便，真可谓图书馆、研究室、宿舍三位一体，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里读了不少书。

我在书架上看到《丛书集成》第一期的书，里面有唐代玄应和尚著的《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我发现其反切和《切韵》相当接近，就起了系联其反切而得出该书的声韵系统的念头。同时因为我当时对于梵汉对音很有兴趣，就是根据佛经中把印度的梵文音译为汉文的声韵对应关系找了出来。恰巧那时候旧书架有一本牛津大学教授Soothill 著的《中国佛教名词辞典》，我就把玄应书中所举出的音译佛教名词的梵文找了不少出来，其中有玄应的师父玄奘和尚新译的佛经名词，玄应并且指出旧译不正确的地方。我曾经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了《说平仄》和《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二文，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里。我就问罗先生：能不能把玄应音研究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蒙他表示同意。所以我的硕士论文除了包括后来在集刊里发表的《玄应反切考》和《广韵重纽的研究》以及前引二文而外，还包括了我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出版的《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字表》。1941年夏季，我参加由罗常培、王力、杨振声、唐兰、袁家骅诸先生组成的委员会的口试时，王力先生就说：单凭《广韵重纽的研究》这一篇文章已经够资格获得硕士学位了。

根据玄应反切系联的结果，我发现和《切韵》的系统非常接近，因此我便改变了我原来的主张而附和高本汉的主张。1938年，陈寅恪先生在岭南学报上发表了《从史实论切韵》一文，说明除了颜之推和萧该是出生在南方而外，其他五人都在河南洛阳附近，因此《切韵》不可能代表长安方音，而可能代表“洛阳旧音”、我因此又修正了我的说法，认为《切韵》代表六世纪初士大夫阶级间流行的读书音。这在周祖谟先生的论文中则称为“文学语言”。王力和邵荣芬先生合著的论文认为玄应的反切系统较之陆法言的《切韵》要简单得多、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另作文章来讨论。由此可见，做学术研究需要继续不断地研究和虚心探讨，不可固执己见。

总之，我在昆明短短的两年研究生生活中，接触了好多第一流学者，增广了不少的见闻，读了不少书，从此我才踏进了研究之门，为以后的研究工作铺了路。我深深感到：早期的研究有时候会超过后来的研究。我上面提到的《玄应音研究》中的几篇论文，在发表的时候虽然也经过了两三年的修改和扩充，但是最初的开端是在这两年中形成的，而我在以后四十余年中竟然没有写出一篇比《广韵重纽的研究》一文更好的文章，真是使我颓丧得很。后来虽然有充足的功力、绵密的组织，可是在创见方面却缺少了一点冲劲。俗语说：“初生之犊不怕虎”，孔子说：“后生可畏”，走笔至此，不禁感慨系之。

转引自《世纪学人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