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界十大殉道者之一王志明牧师的故事（上）
一
一九七三年，在云贵高原上这个苗族山区同整个中华大地一样，正经历着一场浩劫。几年前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基督教云南洒普山总堂的会长王志明牧师也不能幸免，从一九六九年坐监算起，已经关了四年多……
深山里的这个苗族集镇，仅仅是两条交叉的小街组成。十字路口汇合后四方延伸，绕过山脊，自然消失在绿林里。这里亚热带与北温带的植物色彩纷呈，群山叠翠。即便如此美丽的自然山景也遮不住墙壁上贴满了的汉文与苗文参杂的揭露“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王志明罪恶”的大字报。“万岁万岁毛主席，你是苗民的大救星！”、“向伟大舵手致敬！”、“捍卫无产阶级胜利果实！”等大标贴满了凡是可以成为墙的地方。
这里有点像三十年后的大小城市都乱贴的小广告，但又不尽相同，大字报大标语大得出奇，是以捍卫“革命”的崇高名义，而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的“牛皮癣”是夹缝人群求生活的手段，尽管卑劣是乎有行骗的嫌疑，然而看者有不相信的选择权利。大字报满天飞，不信就是不赞同，不赞同就是反对派，反对派就要关牛棚，反对派就是反动派，反动派就逃不脱被镇压的命运……
手工刻的蜡版油印的传单在革命群众眼中像春天的梨花瓣，春意盎然的飘着；在被批被斗的人眼中又像冬天的雪花片，冷飕飕地像是在衬托他们的不幸。立场不同，景色不同，这在这十字街头飘扬着的纸片，站在远处山巅望去，另有一番景色：满有高原特色的这两条交叉的红土街道，仿佛一个巨型的暗红色十字架躺在地上，而不停的飞舞着的传单像花瓣也像雪片，无序的飘舞着……
花瓣随风，一会被卷到山谷，一会又被卷向高天。这些天苗民议论着一件大事情：
现在“整人”都整到“神的仆人”王志明牧师的头上了。一来，早几年毛主席接见过他，夸过他啊，怎么毛主席表扬过的也是反对派呢？二来，他可是连着天的“神人”。这些“纸飞飞”向天飞去，该不会是去报信的吧？告诉天上的上帝，人间乱了套……
围绕洒普山周围，成了帝国主义奴役苗疆的象征，这里几乎聚集了全国百分之二十的基督徒，1949年江山易色后，教堂一直是开开停停，也没有人修葺整理。文革开始后被强占去挪作他用更是无人爱护，看上去像挨斗的王志明脸上那胡须，早以杂草丛生。
激情迸发的年代里，信仰上能持守的不多，意志不坚定的早就不敢承认自己信教，更不要说敢参加在个别教徒家里偷偷举行的地下聚会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从前和睦的家庭在浩劫面前立场不同分裂了，父子情深在划清阶级面前决裂了。昔日的弟兄姊妹可能变为互相揭发莫须有的帝国主义间谍行径。过去的蒙恩见证上帝的“神迹”很可能成为了今天的耻辱来源；现在引以为傲的，正是过去那些乘着社会乱着，敢偷偷摸摸抄掘洋教士墓园取石材的破坏盗窃之事，现在成了光荣壮举。
看啊！王志明，过去受人敬重的传道人，在教堂里算是有权威的带领人，在州县也是有影响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此刻正戴着从前斗地主恶霸的尖尖帽游街，这种中国特色的地主帽，很像“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只缺顶尖的那个醒目的十字架。当年建设教堂的建筑师运用了一切方法和手段，拼命增加教堂的高度，使教堂好像削尖了的脑袋，那种把人带到上帝的荣耀面前的渴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现在，给王志明带“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帽，不是为了上帝的荣光，而是要铲除基督教留在中国的余孽。
一九五八年开始，很多西方社会学学者都写下了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然而，中国还有王明道、还有倪柝声，还有一大批沉寂中的种子，等待复兴中也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王志明就是这批信仰坚持者中的一员，虽然他也从顺服掌权者的教义里在历次运动中，用逆来顺受来承受荣辱。他常说自己是风箱里的老鼠，夹在政府和信徒之间，两面受气。他并不为自己辩论，还是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今天他是人民的“罪人”，他手里还要自己敲打着“马当”提醒行人观看他，这个哥特式教堂尖顶帽压着的人。
他虽然嘴里一言不发，但是自己的“罪行”早以写在了胸前的大牌子上，这条十字街怎么和耶路撒冷的那条通往“各各他”的道路那样相似，那是当年将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如同电影《耶稣受难记》描述的那样，耶稣除了承认自己是上帝之子外，并不为自己辩驳什么。两千年来，基督教在向外传播的途中，遭遇着类似耶稣当年的遭遇，也产生了一大批殉道者……
省城来的带着最高指示的年轻同志们，正站在十字路口的讲坛上大声演说，大声声讨反动派的危害，他们对于王志明的定性是：“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王志明罪恶滔天，用精神鸦片麻痹苗民、甘心继续做帝国主义的狗腿子……”
山村里，一批苗人也离开了自己耕种的贫瘠土地，离开洒普山，被吸引到了最近的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在这个县城里，他们与汉族群众一起热血沸腾。当中这些人的确有专门去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青年人，也有是乘乱去看看热闹的，去看看王志明牧师到底会有什么下场。
早就有传说要杀鸡儆猴，拉王志明去打靶。而那些昔日跟着王志明做传道人的和坚持信教的基督教群众被不分青红皂白的造反派宣布为“假洋鬼子”，运动以来总是被抓来与王志明牧师游街陪斗。
社会如此，天气似乎也跟着搞运动：自古以来不会干旱的南方高原，近期却变得异常少雨。人群中在传说是王志明所传讲的上帝在作怪；也有人说这不过是巧合，只有毛主席才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不是唱了这么多年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
大陆各地的情形大致差不多。各地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所谓“造反派”把持着。偏远的苗区，虽然距离首都北京遥远，然而捍卫革命果实的行动并不比大城市差。在对待清扫革命队伍里的特务、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的事上十分卖力，革命是不分贫富远近的。
前几年斗地主富农，山村那么穷，很多村子根本没有地主，就去旁边的村借来斗，诉苦啊，游田坎啊，打打杀杀花样不少。“将心比心啊！”，当时被从教堂赶回农村的王志明跟村里社员议论说：“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是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这种同情也成为了今天被批被斗的罪证……
作家路遥曾说：“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少不可思议！”王志明就是在这个史无前例加不可思议的世代里，体会十字架的苦楚。上帝既然沉默，身为门徒的他，世人是难以理解的，更何况革命群众了。诡吊的是他既要设法在困难中关爱上帝的羊群，同时他也只能在上帝的沉默的时刻，不断的向着上帝倾诉……
二
王志明怎样成为基督徒，怎样成为牧师，怎样落得如今这个下场的呢？这一切，还得从一九零六年说起。
那时正如电影《十月围城》里描述的那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风暴即将席卷神州。清朝末路之时，基督教也在洋枪洋炮的掩护下，来到中国。
很难理解，帝国主义一面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国内居然会有一群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来华传教。一面是枪炮的残忍，一面是上帝的恩慈。强烈民族复仇主义下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惨烈的血腥屠杀了一批外籍传教士和信奉耶稣的中国百姓，然而基督教在中国并未在血泊中倒下，像两千年来的传教经验一样，基督徒是杀不完的。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反而更加热心的来到中国宣教，基督徒是越杀越多的历史现象，同样在中国发生。
当时在华的主要传教差会之一“内地会”带领人戴德生先生倡议被义和团屠杀的基督徒家庭放弃清政府的赔款，却收到了更多的奉献。如同他多年前他在英国号召信徒来中国宣教时布道的那样：“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充满你！”更多海外基督徒立志来到中国。在贵州石门坎著名的“伯格理”牧师之后，来到苗区较早的就有澳大利亚的牧师“郭秀峰”和英国牧师“师明庆”，他们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踏上了云贵高原……
当年，耶稣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有许多的人把衣服铺在地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路上的行人喊着“和撒拉，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两位牧师来云贵高原的时候骑的是骡子，从昆明出发颠簸的山路走了几天几夜。要是算上他们离开本国本族的日子，就不晓得用了多少时日才来到这里。一路上没有人给他们用衣服铺路，也没有欢呼声和迎接的仪式。
路途上出现最多的场面就是看“西洋景”的轰动。当时的苗族人相当的闭塞，开天辟地几千年来，就是汉族人见得也不是很多。汉人和满人他们都分不清楚，莫说西洋人了。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又高出苗人一个头，很多人纳闷，这些宣教士是不是传说里的神仙来到了苗疆。
《三国演义》里面讲述了诸葛亮七擒大苗王孟获而不杀，终于感动了孟获，心甘情愿的臣服于蜀汉政权的故事。那时生活在云贵高原深处的苗疆各部一直都是刀耕火种，采桑狩猎的原 46 34192 46 15792 0 0 2362 0 0:00:14 0:00:06 0:00:08 2959始生活。苗疆瘴气弥漫，一般外人至此必是水土不服，别说打仗，自家性命都难保，晕晕沉沉哪来力气征战。幸好这场戍边之战是由被鲁迅称为“近乎妖”的蜀相诸葛孔明足智多谋率领，他降服孟获就等于得到了苗疆各部，蜀汉军代带去的一些中原技术才传到了这里。蜀以后，苗民一直在不断的搬迁之中，虽然形式上仍归中央政权管理，然而刀耕火种的现实却没有多少改变能持续到清朝末年。
因为闭塞，苗族人拜鬼神之风尤为浓烈。传教士来的时候，他们以为是神仙转世而来，虽然稀奇还是有几分敬畏的。在这鬼都不下蛋的地方，能有人来，不是上帝派来，谁有这么大的爱会来呢？
这里不仅卫生条件极差，瘟疫流行。历代统治者为了安定苗疆而采取一半畏人一半畏神的统治，苗疆的烧香祭鬼之风，红白喜事攀比之风远远超过中土的排场。端公、师娘（巫婆）是这里最好的职业。特别是遭遇丧事，端公会来跳神，在芦笙此起彼伏的音乐声里，男男女女赤脚跳舞的跳神作法仪式往往“依依呀呀”唱上七天七夜。
更为夸张的是全村人一时间似乎啥都不做了，一起来事主家里杀猪宰羊，大吃大喝，自古贫瘠的苗人家庭很多因此而赤贫。有时候端公搞点鬼，死者的落葬吉时一时不巧，尸体还要在家存放十到二十天，尸体都腐烂了也不敢下葬，尸水从棺材里往外淌，数里之外都能闻到恶臭而孝子贤孙顾着孝道名节还要伺候着“老人”。请神送神全是端公说了算，多少人家都因此贫上加贫。
传教士来的那年，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下，苗疆也不能幸免。拜鬼恶俗循环亦到了极点，经历那个世代的王志明曾回忆说：“方圆几十里看不见一家富户，远看是苗寨，近看全是歪歪斜斜的房子，最怕的是大雨和大风，经历一场风雨下来就会塌掉很多，塌掉就塌掉就将就着住，谁也没有财力重修，即便凑一下够修房子的钱却没有请端公做房舍落成作法的钱和招待村民吃喝数日的热闹钱。再危险的房子能住就住着，牲口圈倒了就赶牲口与人一起住，人与牲口同宿的那种滋味，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地盘上，穷啊……”
传教士在十字街的交叉处上租了个院子住下，自己动手修葺了一下算是安家了，想想师明庆的家乡英国已经开始有汽车在街上跑了，这里别说公路就是骡马之道都窄得很，先前的茶马古道也因为改道很多年不修而荒弃了。
稍微休息一下，两位传教士就开始成为了苗寨的焦点，不是他们故意的，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是光，是藏不住的。
他们来苗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们是来爱人灵魂的。既然带着爱而来就要生活在众人之中，与苗民一起同苦同乐打成一片才能得到苗民的接纳。
早上，天还没有完全亮开，两位传教士一起上到山顶的开阔处跪下祈祷，时而英文的赞美诗飘扬，时而呢呢喃喃地向是在互相倾诉着什么又流泪疾呼着什么。起得早的苗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开始很稀奇，后来竟然跟着他们跪下祈祷，跟着一起依依呀呀的学着唱诗“哈利路亚”……
不要以为苗民没有头脑跟着传教士起哄，其实他们是感恩啊！那一年，伤寒病正流行，有的村子还有鼠疫爆发，像刮风似的，病疫所到之处一个村寨接着一个村寨，一群人传给一群人，一片片的倒。大家又不晓得如何来制止，逃的地方都没有。二位传教士来了后，只要不下雨，他们每天早上都要上山祷告，完毕之后就会骑着毛驴出访。今天一个向南一个向北，明天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进到苗寨深处，遇见生病的就发西药片片急。别人躲避瘟疫逃的，他们偏要进去救治，无论是遇见只剩皮包骨等死的，还是昔日赚人钱财的端公巫婆他们都救治。他们不提钱也不收物，整个一个“活菩萨”在世。遇见那些实在救不活的，他们低下头画着十字，为他们做临终的祷告。
说来也奇怪，凡是牧师临终祷告过的，都走得很平安，昔日痛苦的表情不见了，代之的是微笑着离开这个贫病交集的世界，或许正如牧师描述的那样，另外一个世界里没有眼泪和悲伤，那里就是与神同在的天堂……
至从郭秀峰和师明庆到洒普山后，他们对于那里的苗民并不感惊奇，很快就与苗民称兄道弟，建立关系。由于他们谦和温柔待人，深受洒普山苗民爱戴。郭秀峰用未熟的苗语讲到：“我们愿为一家人，我是大哥，你们是兄弟，不知何时走散，彼此不往来，今日我特意来寻找你们的，找到你们我很高兴，我愿和你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师明庆接着又说，“你们如同迷失的羊，我要带领你们回天国，世人各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我要为你们创造文字，翻译圣经，赞美诗，教你们读圣经，唱赞美诗，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等候一起到天堂与神同在。”
“日久见人心”，人嘛，谁真的对他好，他就会信任谁。很多被医治好的人口口相传传教士的爱心，这样他们就在苗疆扎了根，爱心的事迹也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起来跟随传教士，传教士将耶稣的福音告诉他们，他们很自然的信了耶稣。其中，还有昔日的端公也放弃了自己收入很高的职业来跟随传教士所说的神耶稣，这可是个爆炸新闻，在方圆几个县的大苗区都引起了轰动。很多人慕名而来接受诊治和听道，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一场移风易俗的运动。
两位传教士也开始分工了，一个主要传教，一个主要负责信徒的牧养。
苗民们感受到了传教士带来的变化和帮助，在听了郭秀峰师明庆的一番话后，都非常高兴，都纷纷传说着他们帮助苗民的奇事。由于当时传教士他们并没有带圣经和赞美诗，只能凭着记忆，讲述圣经和教唱诗歌。每天晚上，他们都有聚会，在传教士的带领下，唱诗、祷告、读经背经。并且，每星期天的礼拜中，发散传单、礼品、饼等。
由于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信教群众日益渐多。不久，禄劝、富民、禄丰等地的苗族也都传说，他们便纷纷不约而到了洒普山苗族村。当初那个小小的聚会所已纳不下这么多人了……
郭秀峰和师明庆商议，准备建立教堂。他们出钱向洒普山村买了块地，建堂时，请来汉族师傅和一位苗族木匠张德福开始准备各样工作。同时，滇北各地区苗族纷纷赶来共同建堂。慕连、牧羊、朵木得、八甲等地都捐来木材、粮食；各都出了近百余个义工人次……
历经七个月洒普山基督教堂正式落成。正式定名为“滇北内地会苗族总堂”。落成典礼更是前所未有的盛典。来自七个县区的各民族信教群众成百上千的聚集于此，有自金沙江边的四川会理、乌蒙山寻甸各区、巧家、盐兴、易门、昆明等地区的彝、傣、汉民族，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民文化素质较低，既来参加庆典的各民族都只能用耳听、用眼看，都渴望得到郭秀峰等人的传教教导。这样的境况使得郭秀峰师明庆等传教士觉得福音广传的伟大使命重于泰山。
有一个礼拜天，证道的是师明庆牧师，那时还没有建好教堂，他就在大树下讲。他在一块牌子上写了“卫生”两个字，挂在树干上。他给大家说，要健康，你们首先要讲“卫生”。“卫生”这个词怕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牧师不仅讲灵魂得救之道更是手把手的教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认清端公巫婆的骗人把戏。
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苗民，牧师亲自带头发动信徒募捐不仅替人起房子，还周到的就近打一口水井引出活水来供应人畜之需。昔日倒塌的房屋得以重建，流浪乞讨的漂泊游民得以返乡。
“身体卫生了，灵魂也要卫生！”苗民信仰耶稣并无强迫，乃是自愿中夹杂感恩。有很多的老人辛苦一生所获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一身病痛。临终之前着急亲属于病榻前，所托付后代的不再是我有财宝藏在哪里哪里这类的话，也不是你们将来大福大贵的吉祥话。他们辛苦一生，晚年信靠耶稣得到了平安，现在往往是激动的拉着孩子的手说：“孩子啊，好好跟着牧师信耶稣，上帝是信实的，他会看顾你的……”
师明庆牧师那天接待了二十个病人，身心已经很疲惫劳顿。洗漱过后正要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找他的是信徒王撒世，这个王撒世以前不叫这个名，原名叫啥已经不可考了，他这个名就是宣教士郭秀峰给他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跟随耶稣。这个新名字他很喜欢，叫开之后便没有人知道他以前的名字了。
这么晚他来找牧师所谓何事呢？原来他新近得了个儿子，百日过后出门，走了一天的路从富民县东村乡芭蕉菁村而来，一路风尘，天黑才到。现在乘着夜色跑来找牧师为孩子做感恩祷告。此时正是牧师们来洒普山的第二年，这个洒普山已经成为云南境内最早的基督徒聚集之地，几年后这里还有修筑教堂，成为云南最早的教堂之一。
都说师明庆牧师“菩萨心肠”，是个容易感动的人，他顾不得自己的辛劳而感恩信徒的信任。他立刻拿出食物茶水，招待远道而来的信徒，就像兄长一样照顾每一个来找他的人。他把小小的婴孩抱在怀里端详，自然而然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将上帝的产业托付给撒世弟兄。这个婴孩出于上帝也将献予上帝，有荣神之志如明灯，照耀苗疆彝域，成为各民族所敬仰的圣徒，荣耀归于上帝！”这就是牧师对于婴孩的祝福，小小的婴孩也有了名字“王志明”。
后来郭秀峰就此有意的要在滇北各民族建立教会，广传福音，设立学校，教书育人。1908年郭秀峰取得石门坎的柏格理书面同意后，即写信给马驻英国的国际内地会总差会，说明要在滇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教会，普设学校。同年得到总会和英国一个企业家的支持和资助。1908年—1913年6月共建成洒普山总堂，附设初级小学，并在各民族地区建立了五个少数民族总堂，各附带有小学。
洒普山苗族总堂成立后，下设六个分堂分别为牧羊、旋窝塘、古东城、大箐、拖立、分水岭。洒普山还设立建成了滇北苗族历史以来第一所学校，定名为“洒普山私立恩光小学。”座落于教堂北侧，占地三亩，教室四间，学生宿舍四间，教师宿舍三间，共计660平方米。私立恩光小学为了充实教师队伍，从昭通聘请苗族教师张约翰、杨荣新及章焕然到洒普山任教。1913年—1922年私立恩光小字四年制初级小学共有学生115名，1922年11月29日，郭秀峰又向洒普山村民龙有慎租了一地土地，建盖洒普山私立恩光小学高级部校址，以培养能胜任传道、教师之职的高级知识分子。
三
时间过得真快，经过第一代宣教士的努力，以洒普山为中心，方圆百里的民众大多移风易俗，由于居住环境的改善，生活质量有了跨越式的提高，很多人放弃旧俗，信仰了耶稣，洒普山在苗、彝、傈僳族群众的眼里俨然成为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每逢礼拜天各族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仆人牧者讲道。而平时则在家里祷告，以前一盘散沙的少数民族杂居的苗疆，现在成了文明的传承之地。传教士越来越多，分工更细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基督教青年会等陆续办起来。在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后，基督教不仅肩负着宗教上的复兴，还肩负着文化的复兴。纵观中国大地，基督教到哪里，哪里就有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的复兴。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大学，至今为全国重点的大学。同样基督教带给苗族人民的是文化、民族的复兴。
苗族在长期的迁延中，失去了自己的文字，只能用“刻木记事”的方法来记载历史的事件。但自1904年，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后，这是个历史的缺陷得到补充。基督教带给苗族文字、文化和文明。起码在创制苗文上是最大的贡献，虽然是为了更好地翻译圣经和阅读圣经，但后来就成了苗族文化复兴的标志，摆脱了苗族千百年来没有文字的历史。
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支重要分支，人口众多，在医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贡献不小，只是一直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一切信息全靠口口相传，发展文字多么重要。洒普山的传教士与云贵高原其他地方的传教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一起热衷于为千年苗族创立文字的工作，成为他们宣教事工上的一种圣工。
转眼间王志明就长到了该发蒙入学的年龄，父亲将他送到了禄丰县大菁小学读书识字，三年后刚巧教会小学招生，王志明又转到了洒普山教会小学。由于当时滇北苗族并还未有苗文书刊，从昭通被聘教师、传道员只有从考古中编写出一些教材和圣经读本，如《如山要道》、《圣道三字经》、《四字颂歌》等小册子及简易读本。
《圣道三字经》是仿效汉文《三字经》改编，注入圣经教义而撰成的。内容大略如下：“自太初，有上帝，造万物，造天地；大根本，万人父，处处在……”《四字颂歌》是以歌的形式格式写成，内容如下：“未存天地，已有上帝，无始无终，无易不变，无根无源，自有自在，三位一体，独一主宰……”
这些内容无论在教会、在学校都无时不到的注入于每个信徒每个学生心中，奠定了坚实的信仰。信仰产生文化，文化生出文明就迅速传遍滇北苗族地区。
那时每一个学校在教授社会文化知识外，每周须兼学“圣经知识”，每周一、五传道员辅导。在教会、学校里的人都会背小册子，简易读本的内容。一时之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高潮。”这里不仅教汉语、英语，连最新创制的苗文都有所学。王志明十分开心，经常到教堂跪着感恩自己的学习机会，照着他的名字那样树立的志向，越来越明白清晰，那是一条神奇的道路，是跟随耶稣的路，向宣教士那样活出基督耶稣的爱，爱上帝，爱一切的人……
十九岁那年，王志明小学毕业，虽然只是小学毕业，对于遍地文盲的洒普山区来说，已经是一个文化人了。文化人可以做老师，六年教育用心学习的成果很快派上了用场。王志明先后在崇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工作上的言传身教，也义不容辞的当起了福音的使者，宣传敬畏上帝之心，仁爱之道。
他这样扎根在群众当中教书达九年之久。昔日，十九岁小学毕业的文化人，如今已经长成身心灵健全的教书先生和传道人。哪里有教会事工需要他就去哪里，一九三五年回到了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整个洒普山地区经过近三十年的传教士的辛苦改造，建立了良好的信仰体系，科普知识的应用，自给自足的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苗、彝、傈僳、汉等民族在这里和睦同居，洒普山从贫瘠之地变成了大山深处的一片桃源福地。
四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王志明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儿女都已经绕膝。每一次出门都要向依依不舍的儿女告别，高山大河成为他的脚踏之地，在没有公路的年代，一切都要靠双脚，偶尔有骡马可乘简直就是奢侈了。教徒们说他长年累月这么走，怕是徒步到南京上海都怕有几个来回了吧。王志明常常自嘲道：“县长管理一县政务，有政府拨款，有轿子乘，官吏差使；而我，出入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五县，传的是上帝之道，牧养的是上帝之民，各取所值各有所值啊！”这正是耶稣的话“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各安其职，各守本位。
正当少帅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民国政府形式上基本统一了中国，举国欢庆之时，日本人却加紧了侵华脚步，九一八事变后战争逐步升级，再次把中国拖入了苦难深渊。
由于战争苗疆的国际基督教爱心援助中断，外国牧师、宣教士也陆续离开。三十出头的王志明明显感受到肩头的担子更加重了，整个洒普山总堂的传道工作都由他来调度，没有了外来的师傅，基督教中国本土化艰难的工作在这里悄悄地进行着，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和现实的实际需要，中国教会正走摸索着走向自治、自养和自传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王志明出任云南苗区基督教洒普山总堂会长。
一九四五年，王志明受邀前往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基督教“赞美诗”《颂主圣歌》，成为苗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苗族歌曲不仅口口相传也可以有歌词有歌曲可考了。
一九五一年，王志明在默默教书、传道二十五年后，在昆明接受牧师按立礼，正式升任牧师，洒普山教会也结束了数年来自我摸索管理的历史，与云南乃至全国的教会连成一片，荣辱与共。是福是祸除了上帝，谁能说得准呢？
当时有苗族信徒问王志明牧师：“现在解放了，政府会不会不准我们苗民信基督教哟？”王志明意味深长地回答道：“神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神应许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与我们同在，不要担心那么多，万事相互效力，要对神有信心。”对于真正的信仰者来讲，受命于危难，危难之时挺身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改朝换代换掉的是执政者，而信仰是属于灵魂境界，岂是外部环境可以篡夺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大陆江山易色不久，王志明虽然是管理五县苗族教会的牧师，同样逃不脱时代的洗礼。新政府执政不久就接管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王志明回家种地。接受群众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
由于他是文化人，除了种地还兼做小队里的会计。两百来户的村子实在是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份最高的是中农，仅仅只有三户，剩下的都不是贫农就是雇农。王志明家依据土地政策被划分为贫农，可是由于信仰基督教，又要按照会道门分子处理，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在内的任何革命胜利果实，甚至不能加入农村初级合作社。
王志明第一次坐监是被关在禄劝县监狱里。罪名是：“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监狱坐落在县城外，是清朝留下来的军塞改造的。砖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白灰，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外面是一片茶园，远看像城堡一样，王志明给家里写信，这里还可以品茗，上帝使我停止外面的奔波，休息有时，不要担心。
其实监狱的滋味谁不知道，狭小的空间里光线只有一个通光孔照进来一米阳光，太阳下山就是无尽的黑暗，黑暗也不得安宁，跳蚤、臭虫、蚊子俨然“三剑客”不断的偷袭，哪有安稳觉可以睡。白天是提审，交代与外国牧师的关系，交代帝国主义留下的财产去向……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就地取材用砂石垒成，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白灰。墙外最高处是一座碉楼，过去是瞭望用的；碉楼高出围墙许多，站岗的士兵在上面可以鸟瞰整个监狱的情况。
说实话，共和国刚刚成立，害怕被颠覆的焦虑是正常的。体现在宗教信仰政策上常常是朝令夕改，时紧时松。关押不久，他们鉴于王志明在苗族教众中的威信极高，加上这些年以来并无实质反动言论，所以政府依据中央最新宗教政策指示，恢复王志明的自由，并邀请王志明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
王志明的感受像坐过山车，虽然他一辈子都没有坐过，真是莫名其妙的被关押又莫名其妙的被释放。
一九五六年，王志明竟然以牧师的身份担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具体谈话的内容王明道回来没有详说，只有等国家档案解密时才能知道。五十岁的王志明，已经看淡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最怀念的还是在教会学校读书和最初的传道时光，那时多么的单纯，一心求学长进，一心一意的为教会工作而不用担心复杂的政策走向。
后来，王志明的儿子王子胜说：“父亲那些年的起起落落其实算是幸运的！”他曾在王怡先生所著的一本叫《与神亲嘴》的书中读到一些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八年里，在摸索对待宗教的政策中造成很多人死亡的事实，书中引用当时香港的《香港时报》曾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