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站在父亲耕作过的地土前

1980年代，在农村的饭食我深有体会，是没有个准点，夏天一天只吃两顿。第一餐早上十点，第二餐天黑以后的八点左右。因为，夏天的太阳太毒，只有升落前后凉快点。父亲忙农活是最繁重的，吃饭当然要以他为中心。

晚饭要等到天黑以后，父亲回家，对于我这个在读书的娃儿，肚子早就饿得呱呱叫也要忍耐。想来要是住在深山沟也就罢了，偏偏我家住在城乡结合部，对面就是一中教师的宿舍楼。我越是肚子饿的时候，对面厨房正在爆炒飘香。往往拖延三尺，无心写作业。

对面教师们的生活开得远远要比我们农民家庭要好，城市生活至少三餐有时也成了童年的向往。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有点像耶稣随时拿眼前的景物打比喻：“幺儿，你长大了想像对门的老师那样干干净净，还是像我这样一颗汗水甩三瓣，盘泥巴、修地球？”

（1990年 父母合影于自家地坝边）

（《桑树还在》父亲耕作过的一块土  2017年春）

当然，父亲早逝，没能看到我考上大学。想来，我离开农村，感觉比对门的中学老师还厉害一点，毕业时曾留校在大学。但是，这些年来我并没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喜悦。每一次回乡，走在父亲耕作过的地土上，总有说不出的惆怅，那原本属于自己的地土，难道是自己不够“温柔”吗？我与村里的地土竟然绝缘。

这些年回乡，总要到几乎荒芜的田间地头去拍拍照，让乡村印象留在电脑里咀嚼我心。故乡的老宅早已被拆除，有故乡而无土地，再无半片瓦砾。脚踏之地的不远处早已开发成小区，三十几层的洋房立着，买楼的人本地人不多，好多都是来自大城市。

他们站在阳台，一定看不懂我这个返乡人为何在并不美的，这荒芜的地土上左拍右拍是干嘛？他们哪里知道，这里是我童年如同鲁迅的百草园。失去地土的我，荒诞的在其中追寻往日足迹。

回乡站在父亲耕作过的地土前，我是如此的怀念父亲。怀念父亲有一种泥土的芬芳；怀念父亲是大黄桷树枝桠上的乘凉；怀念父亲是稻田荷塘的蛙声一片；怀念父亲是冬日水井上的那层氤氲之气；怀念父亲是掰包谷、打谷子、挖红薯、扯萝卜……

都说当代的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往上三代都是农民，那么我个人的感受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国民体验的缩影？这一国的人苦难重重，只懂得在土地刨食，不懂得仰起头来举目望天，似乎都不够“温柔”到能承受地土，这样的日子要到几时呢？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我的同乡，奶奶的族亲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先生最早提出的三农问题。眼下一面是拆迁失地农民进城，一面是多处农田荒芜，更有像我一样渴望地土而不得的惆怅客。

 （《雨打芭蕉》1991年的章以诺与发小余川，老宅门前合影）

在《圣经》里早有答案。“地土”一词达41处，逐条查寻可以看出，人们承受地土是上帝的祝福，这也是人在追求的永恒梦想。难怪人们常说：“人无恒产，何来恒心？”承受地土的人，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5:5）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亚8:7）“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亚8:12）“以耶和华为　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

温柔的人蒙上帝赐福而承受地土，物产丰富，福杯满溢；暴虐之气当然就散去，一心追求和平善邻。敬畏上帝、国泰民安、天下太平！（2017年6月19日初稿）

注：董时进（1900-1984），四川垫江县新民人（现属重庆市），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回国，担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创办重庆大新农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中国农民党。1949年12月，董时进曾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然而，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另辟蹊径的分析和精准概括的结论，被今天的中国政府一一重新认可。1950年到香港，1957年到美国，1984年在美国去世。董时进一生著述宏富，《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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