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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传教士

2017-12-11 章以诺的声响



1883年,一个23岁的英国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温州落脚生活。25年之后,在那个年轻人的影响下,温州人念圣经,做祷告,从信皇权到信神权,成为一座上帝之城。一直到今天,那个传教士修建的教堂,依然是今天温州城里最大的基督教堂。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将为您带来五位传教士的故事。他们自认为带着上帝福音而来到中国,却被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是怪物,是来路不明、居心叵测的洋鬼子。他们从彼此厌恶、相互警惕到慢慢交融、逐渐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里,

来华传教士的故事被刻意边缘化,

很多故事也就湮没在时间的深处,

有的变了形,有的淡忘了......






苏慧廉




1883年,清光绪九年。当时在英国,一个刚刚成为传教士不久的23岁的年轻人面临着工作的派遣,他心中暗自祈祷,“我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除了中国”,可能是上帝有意的考验,年轻人果真被派往中国传教。


年轻人的落脚点是温州,他的名字叫苏慧廉




苏慧廉


由于前任传教士不久前病逝了,受英国偕我公会的派遣,苏慧廉来到温州接力传教工作。当时年轻的他,不仅毫无经验,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面对着满世界的异教徒,年轻的苏慧廉在温州的日子可谓举步维艰。没有人愿意听他说的那一套理论,比如“上帝、耶酥、天堂”,每一个词都是当地人几千年以来不曾听到的新词,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感兴趣。



苏慧廉在温州建造的医院


为了传教,苏慧廉首先学习温州话,半年后以温州话讲道,并完成了《新约》的温州话全译本


苏慧廉在传教之时,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太妃糖先生。比太妃糖先生更响亮的外号是“神医”,他随身携带的一些药品,给他攒下了不少的口碑。苏慧廉在居宅旁设有书院,为招徕听众,曾以随身携带奎宁、阿司匹林等常用西药治疗疟疾、感冒,教人如何戒鸦片等。渐渐的,随着前来求医的人日益增加,苏慧廉的传教事业也开始有声有色。



苏慧廉开办的艺文学堂


在华期间,苏慧廉开办了艺文学堂,还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他曾把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比喻成一个三条腿的板凳:教会是一条腿,医院是一条腿,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条。








柏格理

1887年1月27日,上海吴淞口港口走下来两个西方人。和其他来上海的西方人不同,他们来上海的第一件事是去了一家裁缝铺。待他们走出裁缝铺时已经模样大变:头戴小圆帽,上穿长袖上衣,下着肥大长裤,脚蹬缎子鞋,甚至还在脑后拖了一条长的假辫子。


这两个老外,分别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一个叫柏格理,一个叫邰幕廉



柏格理和邰幕廉在上海住了六个月,随后在安庆的一个汉语学校进行语言培训。柏格理学习汉语极其勤奋,仅仅三个月之后,便能在公众场合进行演讲。 在长达六个月的培训之后,柏格理和邰幕廉被派往当时传福音的最前线,中国西南人迹罕至的乌蒙山腹地,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昭通。  

   

在昭通安居下来后,柏格理在陡街商业区开始了传教工作。在陡街商业区的千总驻兵大院里,聚集着城内三教九流的人,做小生意的、说书的、算命的、赌博的、走江湖的郎中和许多游手好闲的人。柏格理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想出了第一个办法。


 

陈浩武

北京大学教授


他上街以后就准备一个铜锣,然后口袋里面放一些糖果,还有小玩具之类的东西,就是这样在街上把铜锣一敲,那些人就围了过来,他就开始讲。给他脸上吐唾沫的也有,拿石头打他的也有,小孩把糖都抢走了,然后人们都跑了,就剩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坐着,痛苦不堪。

 


柏格理和其家人在中国的生活


柏格理在昭通生活了17年。当时的昭通人有两大恶习:一个是抽鸦片。一个是酗酒。当时,垃圾、传染病、毒品充斥着他的视野,以至于柏格理在这17年当中,做的最多事情是,在半夜被别人敲醒,去为别人抢救。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是吞鸦片自杀,他用药物帮病人呕吐出来,然后洗胃。


柏格理的所作所为,改变了当时昭通人对外国人的印象,用实际行动感化了昭通百姓,并为此收获了两名信徒。传教17年,伯格理才第一次获得了给信徒洗礼的机会,对于传教士而言恐怕也是第一次。


石门坎教堂


1904年夏天,柏格理开始教苗族人读书。由于深知祖辈受欺压的原因是没有文化,越来越多的苗人毅然告别妻儿,求学问道。1905年8月,乌蒙山花苗终于有了历史上第一所学校,校舍就是他们修建的、初具规模的小教堂。三个月后,这里又新修了一座小教堂,苗族历史上第一所教堂也正式成立。


在石门坎教堂中悬挂的一张花苗基督徒的盛装合影照片

(作者:阿信  大象出版社)


在一所稻草顶的房屋里,我们举行了石门坎的第一次礼拜。我教给他们《十诫》,第二次礼拜有150位男子和60名妇女参加。今天,一位苗族人找到我说“我愿意永远为你做任何事,不惜变鸡变狗来报答,您对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柏格理日记中 写于学校建成后







陶然士


百年前,有这么一位外国传教士,在四川考察调查几十年后,竟然得出一个惊人观点:“羌族人是失散的以色列人”。 这个观点看上去也太标题党了吧?那么这个陶然士到底是什么人呢?




1896年,24岁陶然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之久的陶然士,因为和中国内地会传教理念不合,在1909年退出中国内地会,第二年受美国圣经会在中国上海负责人海格思的邀请,担任美国圣经会四川区会总干事,重返中国四川成都。

 

这一次他以汶川龙溪东门口村为研究个案,把所看到的羌民宗教祭祀活动与古迦南人的宗教活动进行类比,认为羌民与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相似。从而提出了大胆的猜想,并著书论证:“羌族人是失散的以色列人”。对陶然士“羌民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的观点,许多学者拒绝接受。于是陶然士的传教工作以威州为中心,出发寻找羌民,随后深入羌族地区,和羌民同吃住,观察研究羌族人,以佐证他的观点。在羌族地区几十年的生活,陶然士把自己生活成了中国人的样子。


陶然士和他的中国朋友。(陶然士家族收藏,吴达民 摄)


陶然士把他从苏格兰带来的土豆种子,誉为上帝给羌族人的赏赐。羌族人将木板纸盒绑成十字架的形状,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虽然他们心怀感激,手里拿着十字架,怀里抱着圣经,却不明白上帝的含义。于是陶然士用携带的电影播放机,播放圣经中的故事。


陶然士在研究羌族木锁


回到咱们一开始的话题,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特别是提出“羌族人是古代以色列人后代”的这种说法,陶然士显然是在认知上有偏颇和错误的,他的这种观点的提出,既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也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传教士,陶然士需要做的是证明基督教义的普世性和合理性。“羌人是古代以色列人后代”的说法,有利于维护基督教义,另一个更实际的好处是,这个说法方便他展开传教工作,让更多的羌人相信基督教。


现在回头来看,这显然是当时欧洲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在坚船利炮打开的中西方交流过程中,西方人看待中国,很难抱以公正、平和的眼光,他们眼中的中国,都是西方化了的中国,这是视野上的时代局限,很难摆脱。










想知道更多细节故事


敬请关注本期

《凤凰大视野》之

“寻找传教士”






凤凰大视野

敬请收看


寻找传教士



12月11日—12月15日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20:00—20:30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9:00—09:30

16:15—16:45


章以诺:打开《陶然士作品选译》想起了她,我将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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