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们推送了在疫情的冲击中，日本语言学校的华人日语老师如何度过难关（点此查看）。作为留学产业的另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留学机构也在两年疫情期间做出符合各自行业规划的相应转型。相比语言学校教授日语的老师更多受到入境政策的直接影响，由于赴日留学的绝大多数前期准备工作皆可在国内完成，给这个行业一个缓冲期。不少仍有留日计划的中国学生选择在疫情期间从学习日语到接受本科入学所需的EJU考试课程的培训，两年光阴不算虚掷。对于另一批在2020年疫情蔓延初期便已考入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却无法入境的留学生，日本教育机构也做出相应调整。据文部科学省在2021年4月发布的公告，日本本科毕业所需的124个学分中，最多有60个学分可以通过参与网络直播课程的形式获得，这意味着最多两年左右的远程教育将不耽误本科留学的毕业进度。
▲2月27日，日本大学与无法入境的外国留学生开展在线交流会 （来源：NHK）
以上情况多少安抚了考虑留日的外国学生，但漫长的入境规制依然极大挫伤了这个群体的积极性。在接受本报采访的几大留学机构中，有上海昂立日语那样凭借其在留学培训界的强大影响力继续专注于留学项目的机构，也有翔飞留学与和风留学那样，或将事业重心转移到中日合作办学等更长远的项目，或利用其在日本的据点发展毕业后留学生支援服务。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向我们表示，一周前日本宣布“解禁”后，咨询详情的电话此起彼伏，家长学生又期待又不安，自己也感慨良多，仿佛迄今为止所有的坚持，无论出于理性判断还是出于有些盲目的“信仰”，都在此时得到了小小的反馈。在这些机构的普遍认识中，部分日本留学机构之所以在疫情期间选择坚持，一方面有大型企业带来的资本和信用的储备，但更重要的是对留学产业的不可替代性与留学事业公益性的信心：“人可以一辈子不旅游，但不能一辈子不受教育”。同时，海外顶尖高等教育由于具备语言门槛与一定的经济实力门槛，相对于国内顶尖高等教育而言，目前仍处于竞争压力较小的位置。总之，无论世道如何变化，长远看来，留学都是绝对的刚性需求——这一判断帮助他们越过了疫情期间一个又一个的低谷。（来源：翔飞留学）
翔飞留学的负责人李欣立告诉我们，他们在疫情之前的主要业务之一是短期留学交换，组织国内对日本高等教育感兴趣的学生来日本游学一到两周，帮助学生更好地做决定。疫情后，不用说，这块业务受到和旅游业同等程度的冲击。因而，过去的两年中，他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线上留学活动与大学办学合作项目中。对于前者，疫情期间的留学交流活动从以线下为主移到完全的线上，主要通过BILIBILI等平台直播。尽管高峰期也获得超过百万的参与度，李欣立仍旧表示，关于学生的留学体验环节，光靠线上肯定不足，实属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与日本教育机构合办的中日交流大会和日本教育展却收获了不错的效果，线上举办由于减少了移动成本，反而增加了只希望简单了解信息的人群的参与度。后者的背景是，在目前中国与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办学与联合培养中，与日本的合作项目仅占总数的不到4%，考虑到日本的综合国力，可谓少得惊人。李欣立认为这是两国之间仍旧缺乏相互了解，以及日本教育本身产业化不足的缘故。在此，如何提高日本教育对中国的兴趣，进而推动其产业化，针对留学生群体不同的消费能力与需求给出不同的服务方案——无论在商业潜力还是公益性方面，这块领域都大有可为，是国内留学业应当思考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和风留学网总经理张弘校长表示，正是日本高等教育在产业化方面的某种“不成熟”吸引了他。与欧美的大多留学目标国不同，日本向留学生征收的学费比本国学生只少不多，即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对留学产业的战略构想也落实在通过吸纳海外人才共同建设日本这一长线目标上，而不是通过提高留学成本短期速效地赚钱。在张校长看来，教育不产生经济效益等附加利益的确带来一些问题，例如缺乏资金从事尖端技术研究，对诸如当下的疫情等危机情况的抗压力也较低；但这种古典的精神也有值得各国教育借鉴和反思之处。
张校长甚至模糊地预感，疫情逐渐平息后，选择距离最近的日本为目的地的中国留学生比例会增加。在他的观察里，两年中，许多家长和孩子都变得比过去更“粘”对方，不希望离对方太远。疫情的持续仿佛给整个社会心理带来许多微妙的创伤。在一个司空见惯的人事物变得随时可能消逝的不确定的年代，人们更加体会到与亲人共享一个空间的经验，并不能完全被看似真实的视频电话所替代。事实上，疫情逐渐平息，世界恢复正常，这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今天，即便看到一丝光亮，谁也不能就此肯定曙光已经到来。张校长告诉我们，两年留学机构和办学经历的种种让他对马云那句话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感同身受：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大多人倒在了明天晚上。他说：“明天怎样不知道，但后天一定美好，只要撑过明天晚上”。・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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