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去中国化”的IPEF将要付出多少代价
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为期三天的日本之行。此次拜登访日，意在与印度太平洋地区部分国家洽谈IPEF(印太经济框架)构想；其中，“去中国化”似乎成为关键词。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介绍了日本学界与社会对IPEF构想的疑虑。本次推送将介绍日本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教授朱炎对IPEF构想的深度解读。
在朱教授看来，IPEF构想对成员国在经济层面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成员国通过孤立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环节中“分一杯羹”；二是，成员国可以系统性地参与订立新的贸易规则，并在基础建设等方面获得来自盟国的一些援助，这对新兴国家可能有吸引力。
与此相对，IPEF也有其明显的弱点。对日本而言，即便可以做到在经济上与中国部分脱钩，也将付出极大代价。对印度和东盟大多国家而言，IPEF不是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家能多大程度分到美国市场红利尚未可知。目前，IPEF的魅力不足以让这些国家愿意与中国翻脸，在参与时也必会有所保留。对美国而言，一方面，美国需要稳住日本和其他新兴国家，避免其在转型中蒙受太大损失；另一方面,美国还要大力扶植新产业链，其中的得失还需要美国自己忖度。
朱教授认为，IPEF构想的一大特色，在于承诺将这个区域内的供应链从中国切换到印度。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全球供应链是通过长时间的企业间良性竞争和消费者选择磨合而成的合理结果，不是凭一己之力可以自由摆弄的对象。中国市场不仅劳动力充足，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了齐全的产业类型，培养起了较高的技术竞争力；在合作态度方面，也能灵活应对合作中的变化，配合合作方的要求。这些特色，至少在现阶段，印度市场还不具备。
目前，印度尚有较强的本土保护政策，产业结构相对不完整，产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在其最强势的软件外包方面，朱教授指出，印度技术水平很高，但缺乏服务意识。以与日本的合作为例：中国企业愿意用日语沟通，积极配合日方独特的商业习惯，可以接受在开发过程中不断对产品要求做出修改。现阶段的印度制造还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印度较少用日语沟通，并倾向于在一开始就与日方签订一个严密的合同，只按照最初的合同研发产品。这些问题看似朴素，但切实地增加了日本与印度合作的难度。
朱教授解释，当然，应该看到，生产环节的转移部分符合了中国制造成本提升的客观趋势，因而早在十几年前，转移就已经开始，例如大量服装被放到孟加拉国进行生产。不过，在这类传统制造业方面，美国和日本倒恰恰不担心中国的发展，问题还在于科技领域的制造。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与印度合作的例子：要想完成产业链的转移，日本需要重新适应，重新布局。此前已经在中国打通关系，布好人员，钱也投下去了，业务也做熟了，这时候推翻重来，需要多大成本？日本不会愿意。
这里，就涉及到美国在这个框架中对成员国的安抚成本问题。朱教授坦言：IPEF对日本经济一定弊大于利，日本之所以愿意加入，是因为被承诺了其他方面的好处，尤其是政治方面。此次拜登访日，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加大核伞的“保护力度”，无论是否现实，大饼总之是画了几个。当然，美国也多少对日本做出了经济方面的安抚，例如要求台积电在日本建厂，默许日本出于“国家利益”维持其在俄罗斯萨哈林岛的两个大型能源项目的投资。
至于IPEF承诺的东盟中新兴国家能获得的利益，朱教授认为“空头支票的可能性更大”。在24日的四国会谈中，成员国达成一致，预计在今后的5年中向区域内发展中国家投资50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朱教授指出，这类构想乍一看有“一带一路”的色彩，但中国之所以能去周边国家搞基建，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有能力实现低成本建设，另一方面是中国将之视为援助项目，愿意承受一定亏损，换言之，这是产业能力和国家体制共同决定的。IPEF可以完全做到吗？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谁出钱？
东盟国家自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据日本外务省25日公开的最新年度民意调查，在东盟十国眼中，中国仍是最重要的伙伴，地位高于日本和美国。此外，印度和韩国也以各种形式向中国“喊话”，强调自身的非敌对立场。印度总理莫迪在本次赴日前要求美方对IPEF条款做出部分修改，承诺其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体系。在媒体的分析中，这是因为印度不希望以抗衡中国的姿态加入IPEF的缘故。
总之，对各成员国而言，IPEF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没有不接的道理；但至于参与到什么程度，各国自会权衡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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