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的复仇》：一个关于女孩保护的社会问题

以复仇为题材的电影总是很吸引人，比如《基督山伯爵》《V字仇杀队》等，观众从中感受着快意恩仇的洒脱和不羁。印度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也属于此类电影，讲述了一位母亲为被性侵女儿复仇的故事。

该影片根据2012年12月16日发生在德里的黑公交轮奸案改编的，BBC纪录片《印度的女儿》记录了这一案件。不同的是，黑公交轮奸案的六名凶手中有四人被判死刑，而《一个母亲的复仇》中的四名凶手却被法庭无罪释放。于是，对法律绝望的母亲戴维琪开启私力救济模式，通过一系列复仇行动惩罚凶手，实现了个案正义。这也是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正义不可能无处不在，于是有了母亲”。

影片中，戴维琪从生物老师秒变复仇女神，有勇有谋有胆有识。观众看着凶手被惩罚，痛快又解气，也不禁感叹：复仇真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要通晓毒物原理和制作，会射击，会开车跟踪，会破坏监控……复仇手法也讲究：戴手套不留指纹，戴帽子不暴露容貌，随时进行角色扮演……复仇之难，难于上青天，观众也理解了现实中有一些受害家庭饮恨含冤的苦衷。

戴维琪复仇属事后私力救济。在人类社会初期，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基本操作就是血债血还。国家出现后，犯罪不仅被看作是对个人的侵犯，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国家承担起惩罚犯罪的责任，私力救济被公力救济取代。在法律框架下，戴维琪无权杀害或伤害他人，她的复仇行为实质是加害行为，也应受到法律制裁。否则，如果允许复仇，那么冤冤相报何时了，社会将陷入混乱中。

戴维琪复仇时，惨案已经发生。比较而言，提前预防犯罪、避免和减少伤害更为重要。当女儿提出去夜店时，戴维琪预感到危险并试图阻止，当女儿离开家门时，戴维琪提醒女儿保持联系，并叮嘱女儿的同学给予照顾……作为母亲，戴维琪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但是伤害还是发生了。

这部影片让我们想到新近发生在南昌的一起凶杀案：下午五点多，一位24岁女律师和两位女伴在繁华街区行走，突然一男子持刀从其背后砍刺，女律师倒地身亡。有媒体称凶手是随机寻找杀人目标。这位被害女孩，她没有深夜出行，没有衣着暴露，没有独自行走，没有行走于偏僻之地，没有与人争执，在自我保护方面，她能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两个案件，两个女孩被伤害，都是同样的防不胜防，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认错了方向、用错了力。我们总是过分强调女孩的自我保护，可是，再牢固的盔甲也能被刺破。我们应当将矛头指向凶手及潜在凶手，全力干预、遏制犯罪发生。

在预防犯罪尤其性侵犯罪方面，很多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美国1996年通过“梅根法案”，公布性犯罪个人信息。韩国2011年允许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进行“化学阉割”。韩国电影《素媛》也是根据一起真实强奸案改编，前不久，凶手原型赵斗淳即将出狱，引起社会恐慌。随即，韩国MBC电视台公布了凶手照片，在凶手肖像权和公众知情权博弈中，韩国选择了后者。

他国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拿来主义”，审视一下我们做的是否到位。法律体系中的犯罪预防制度是否完善细致？性侵违法犯罪之人有无及时受到法律惩罚？有没有公布有性侵史的罪犯信息并限制从业？有没有对强奸犯实施化学阉割以降低再犯可能？公共场所及交通、通讯工具有无配置专有设施或工具以保障女性利益，比如女性车厢、定位系统、一键报警装置？学校教育中有无将性别教育列入必学课程？家庭教育中关于男女平等的理念有无缺失，有没有特别强调尊重和保护女孩？……或许在很多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甚至未引起重视。

《一个母亲的复仇》中戴维琪的复仇行动，并不具有学习模仿价值，但是影片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即女孩保护问题。女性是人类的母亲，保护女孩本应是全人类、全社会的责任。

【原文首发于 法制日报主办、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法制与新闻》2019年第7期】

      刘玲律师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导师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著作《分光镜下的法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