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律师谈辩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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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项律师业务。现代法治下，辩护律师基于指定或委托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共同组成辩方，共同行使辩护权，与控方展开“平等武装”和“平等对抗”，从而保障了法庭等腰三角形结构的平衡，法庭得以“兼听则明”，最终实现国家刑罚权。
辩护成败直接关乎被追诉人的生命与自由。在刑事诉讼这场“战争”中，控辩双方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围绕证据、事实和法律展开全方位的较量。法庭上，辩护律师与检察官展开实力和智慧的大比拼，个人能力和魅力在对抗中展露无遗。也因为如此，刑事辩护被认为是律师行业中最为复杂的一门技艺，被称为法律王冠上最闪亮的明珠。
辩护律师不仅要具备深厚法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要善于运筹帷幄，通过辩护策略来赢得胜利。目前，关于辩护策略的研究尚处在萌芽状态，国内相关著作、文章也寥寥。曾有学者撰文提及辩护策略，因缺乏实践经验，犹若纸上谈兵。很多优秀律师有着丰富的辩护经验，辩护策略运用娴熟，却鲜有将之提炼、梳理、归纳并形成文字成果者。本文尝试从策略角度谈辩护，努力探寻辩护策略的功能和运用，并以此文抛砖引玉，开启中国律师研究辩护策略的大门。
一、辩护策略概述
谈到“策略”，我们还会想到“谋略”、“计谋”，另外，还可用一个字来代替：“术”。这些词，指的是大智慧、大战略，而不是小花招、小伎俩。“术”，是人类高级智力活动，折射出人类智慧的光芒。
辩护策略，指在刑事诉讼中，为实现辩护目标，辩护律师制定并运用的辩护手段、方式和方法的总称。法律实践中，律师对策略的使用往往是相互交叉、灵活运用的，辩护策略和辩护经验、技巧相融在一起，很难割裂开来。一般而言，执业时间长、经验丰富的律师在制定策略时，往往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游刃有余，恰到好处，盖因熟谙辩护规律、世事通透、善于多角度考虑问题。
辩护策略如何获得？有没有一本类似《孙子兵法》能够让刑事律师在法庭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兵法书呢？没有。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获得经验需要长时间实践和积累，辩护策略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汲取各种文化精华，将辩护经验提炼、升华而成。
人有千面，案件有万种。刑事律师接触的案件各不同，接触的当事人各不同。律师提供的是个性化服务，拿出的方案、策略应当“对症下药”。如果一味照搬他人策略、谋略，有可能东施效颦、弄巧成拙。中国俗语“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个案辩护中，律师需要针对不同案情，针对性格不同的当事人，调动全部智慧，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辩护方案，方能进行最好的辩护。
二、确定辩护目标，有的放矢
面对一个具体案件，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这是律师制定辩护方案时首先应确定的。
律师通过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获取案件信息，对案件有了基本认识，辩护方向、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有的案件事实清楚，指控犯罪的证据比较充分，这时可以罪轻辩护为目标。罪轻辩护，是在认同控方有罪指控的前提下，以打掉部分犯罪起数、降低指控数额、论证性质改变较轻罪名、改变被告人排序论证各自作用等作为小目标来进行辩护。与此同时，辩护律师还可以积极收集当事人可从轻处罚情节的证据，主动出击，将积极辩护与消极辩护有效结合，说服法庭作出较轻的处罚。
罪轻辩护，因为同意控方指控大前提，对抗相对温和。辩护策略化整为零，划分板块进行辩护，同时开辟出几个“小战场”——或数额、或罪数、或罪责、或自首立功、或悔过态度等等，分而论证，向法庭展示出案件事实及当事人的另一面，客观上起到查漏补缺作用。罪轻辩护，以求同存异为核心，兼顾法庭、控方、当事人三方，更容易实现预期目标。
有的案件有罪证据不足，指控事实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或者控方在法律认识方面存在错误——将无罪认定为有罪，这时可以考虑进行无罪辩护。无罪辩护，律师可以选择突破口，选择“打证据”、“打程序”，还是“打法律”。
近几年，随着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司法人员、律师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逐渐趋同，个案中的法律之争逐渐减少，争议焦点更多集中在事实认定上。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辩护律师可以运用证据规则、逻辑、经验法则等对控方证据体系发起挑战，必要时可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这种釜底抽薪的方法，直接破坏了控方用证据建构的证据大厦，打破其所指控的事实。
进行无罪辩护需边破边立，一方面打破控方的指控体系，另一方面建构无罪的体系，难度较大。是否选择无罪辩护，当事人作为事实亲历者，其意见至关重要，律师不能越俎代庖。有时当事人会纠结于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举棋不定。此时，可以通过辩护分工来解决这个难题，即，当事人作罪轻辩护，而辩护律师为其作无罪辩护。这种战术上的分工，可以让律师有机会向法庭表达无罪的观点和意见，而当事人的认罪态度，为法院日后判决有罪提供从轻处罚的依据。
三、凡事预则立，充分准备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决定了法院的审判范围。律师的庭前准备工作非常艰苦，不过，将军不打无准备的仗，细致全面的庭前准备决定法庭的成败。控辩双方对抗，律师处于防御一方。“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辩护目标确定后，律师要善于用控方视角和思维思考，有针对性地准备辩护预案。
如何预测控方策略和方案？换位思考，站在检察官角度来思考。如果自己是检察官，面对这个案件，将如何组织证据，如何指控犯罪事实，如何构建严密的进攻体系，如何避开证据的不足和漏洞……律师以此为基础，构建己方防御体系。
辩护律师的防御体系是立体的、多层次的，犹如建筑设计图，有整体框架，有分体结构，有外观形象，有内在细节。庭审中的辩护可分三个板块：发问、质证、辩论。围绕辩护目标，发问、质证、辩论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彼此呼应。庭审中的辩护自有其韵律和节奏在其中，律师以和缓的发问亮相法庭，辩点隐含在一问一答中，质证是控辩双方短兵相接，打打杀杀硝烟不断，法庭辩论可谓全场最高潮，律师直抒胸臆，灵活运用十八般武艺，努力说服法官。
法庭是多方诉讼主体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辩护策略要随时、随势而变，要随机应变。法庭上，律师根据庭审走向和变化对庭前预案做相应调整，对突发状况果断回应。例如，在交叉询问中，公诉人对辩方证人发问步步紧逼，证人难以招架，此时律师不能坐视不管，要找寻公诉人发问之漏洞，看其有无违反庭审规则，有无诱导发问，有无威胁语言，如有，则果断出击，进行抗议，申请法庭制止，以“反守为攻”、“攻其不备”来扭转局势。
此外，法庭之上的律师和被告人的配合很重要，这就需要律师在庭前应当多次会见被告人人，沟通交流，彼此熟悉、了解，从陌生人变成熟悉人，培养出一定的默契。我国法庭现有格局下，律师和被告人在法庭上座位相隔较远，不能自由沟通，这种庭前培养的默契尤为重要。
还有一些细节，辩护律师也不能忽视，比如被告人出庭时的着装问题。服装能够传达信息和信号，正式服装体现对法庭的尊重，也传递出对抗精神，休闲服装往往表现出善意和柔和。庭前律师应当对被告人的着装提出建议，让服装语言和辩护策略相契合。
四、刑事和解与博弈
中国刑事诉讼呈线性结构，辩护律师在各阶段辩护任务不同，辩护策略侧重点也不同。有一些案件，如伤害案，过失犯罪案等，存在庭前和解的基础，选择和解不失为一种方法。一旦达成刑事和解，直接影响到法庭的量刑，甚至在庭前获得被害人谅解使之自愿放弃起诉从而终结刑事程序。
刑事和解，源自“和为贵”的传统理念影响，有着深厚的人文基础，是恢复秩序、重构和谐的重要方法。刑事律师参与和解，通过斡旋、调停，促成当事人形成合意。律师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建起缓冲带和隔离阀，避免了双方当事人直接见面可能引发的冲突升级。
律师参与刑事和解，首先要先知晓己方当事人的底线，然后和对方当事人及其律师谈判，可以通过讨价还价确定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意见。其次，刑事律师应灵活运用谈判技巧，合理运用博弈手段，保持一种弹性状态，和则各方受益，不和也不要增加不满。
五、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审判阶段，控、辩、审三方同聚法庭，集中、公开、按照严格程序核实证据、认定事实、确定罪与罚。
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法律人对庭审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控辩两方对抗不对立，法庭不再是一个剑拔弩张、拼争输赢的战场，而犹若一场专题会议——诉讼各方依据庭审程序和规则，一起寻找案件真相，探求最佳的法律解决答案。庭审参与者理性、冷静地阐述各自意见，共同努力探寻最公正最正义的结果。法庭上演的对抗趋于和缓，在理性、平和氛围下到达正义彼岸。
如果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起点再出发，继续修炼进阶，则抵达“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辩护律师如果能够掌握事物发展规律，洞悉世间万象，读懂不同诉讼参与人的心理，熟悉不同人的思维，则能够冲破个体思维禁锢，跳出案件来审视案件，胜算把握更大。
我们祖先很早就认识到智慧的巨大作用，即使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也不能仅凭蛮力进行肉搏，比拼的是智慧。《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记载作战之术，其作用早已不限于战场上的应用，而是成为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刑事律师是运用智慧的专业群体，法学理论功底、职业经验和辩护技能只是必要基础，还要进行长时间学习、实践，汲取各类社会知识，提升多种技能，才能练就一身好武功，才能在个案辩护中，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取得胜利，展示出高超的辩护水准和个人魅力。
【本文摘自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出版《分光镜下的法治》，标题及部分文字有改动】
（作者刘玲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导师，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