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精神空虚的中国没有大师

本文转载于《时代周刊》对余英时的采访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人，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44岁当选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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