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培养了新中国所有数学大师，却被自己的学生逼死

1

中国数学界伯乐

钱三强、赵九章、华罗庚都是他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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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中国科学家，都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希望自己研究有成，著作等身，一个是希望自己桃李满天下，培养超越自己的学生。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晚年时就曾对一桌的学生们说，今天你们的专业成就都超过我了，我很开心，但还有一件事你们没超越我，那就是没有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

如果要论培养超越自己的学生，这一点上，新中国历史上的数学家中，有一个公认的名字，他培养出了钱三强、赵九章、华罗庚、严济慈、陈省身等等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被称为“中国数学界的伯乐”，他就是——熊庆来。

看着自己的学生，成长为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取得一个个学术上的突破，获得一个个重量级的奖项，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比自己拿到这些荣誉还要高兴的事情。

熊庆来对于人才的珍惜，可以从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破格提拔华罗庚。

1929年，华罗庚还是南方县城里一名默默无闻的杂货铺伙计，只有初中学历。但是他的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在杂志上发表后，被熊庆来看见，惊为天人，再看名字“华罗庚”，却想不起有哪位大学教授叫这个名字，一打听才知道，华罗庚只是个初中学历的伙计。

人才可惜，熊庆来立即联系上华罗庚，破格提拔推荐他到清华大学，这才有了后面名震全球的一代数学宗师。

第二件，典当皮衣资助严济慈留学。

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的严济慈，年轻时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无奈家长贫困，无法凑足留学费用，熊庆来听说后，四处凑钱，最后还把自己的皮衣当了，给严济慈凑够了学费。

中国现代第一个高等数学系，是1921年，熊庆来在国立东南大学创立的。在此之前，中国大学内的数学系水平，只相当于欧洲中学的水平，熊庆来以一己之力，编写了十余种大学教材，将中国大学数学系的水平直接提高了一个档次。

中国现代第一所数学研究所，是1926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创立的。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中，有一位叫做陈省身。

可以说，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数学人才，甚至大师，都是在熊庆来的培养、影响下成长的。

2

再造云南大学

大军阀对他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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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之后，大批北方教授、学子南下，创办了“西南联大”，作为云南人，熊庆来受到了当时云南大军阀，人称“云南王”龙云的邀请，希望他入主云南大学。

面对龙云，熊庆来上来就提出了五点要求：

第一、上报中央政府，将云南大学改为国立大学。

第二、将教师工资提高到国立大学水平。

第三、政府不得干预学院事物。

第四、校长有招聘和解聘教授的权力。

第五、所有入学学生需考试，不得托关系递条子。

龙云非常爽快就答应了这五点要求，并且言而有信。在熊庆来当校长期间，这五点不但全部做到，而且对这位校长毕恭毕敬，每年都要捐几万到十几万给云南大学，表示自己的支持。

在熊庆来的主持下，云南大学吸引来了一大批名教授，如顾颉刚、潘光旦、冯友兰、费孝通、施蛰存、华罗庚、陈省身等等。云南大学也从之前的一个普通的省级学府，升级为一座汇集诸多名教授的国立学府。

熊庆来的这个云南大学校长，一直当到了1949年。

那年之后，他去了巴黎，身上不再有大学校长的担子，只有一心一意地做学问。1951年，他中风导致右手瘫痪，从此改用左手写字。巴黎闹市中这张安静的书桌，不时也要迎接好几拨访客的到来。

国民党的陈立夫来登门拜访过，诚意邀请他去台湾任教，同时，自己的学生华罗庚托人带来了周总理的信，也是言辞恳切，求贤若渴。

在信中，周总理说，中国政府欢迎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并给予高薪待遇，使他们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才能。也请您和朋友们回国看看，去留由您自己决定，来去自由。（参见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我和爷爷熊庆来》）

1957年，熊庆来动身了，他决定离开住了7年的巴黎，投入祖国的怀抱。也许当时熊庆来并不知道，就在他来到巴黎的第一年，他的原配妻子，在云南“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被打成了地主阶级，正在接受监督劳动。

3

教了一辈子书

却被自己的学生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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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熊庆来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那是一个“运动”的年代，幸好熊庆来回来得晚，此时已是“反右”活动的尾声，他虽然躲过去了，但是他的学生华罗庚，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批判，这让熊庆来也隐隐感到了不安。

年逾古稀的熊庆来，依然没有终止培养人才的工作。1962年，70岁的他还亲自带了两位研究生，正是后来都成为知名数学家的杨乐和张广厚。

1966年，一场始终都躲不掉的“运动”还是来了。

熊庆来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每日接受学生们的批判。这其中，就有他亲自带过的学生，还有一位学生正是“造反队”的队长。

很多次，熊庆来都是与华罗庚一起参加批斗的，熊庆来已经70多岁了，在人潮中站都站不稳，华罗庚就去扶他，结果自己都颤颤巍巍。

在所有批判的学生当中，只有杨乐没有参与，默默躲在人群后面，这在当时也需要莫名的勇气。

学生还是从前的学生，那一张青春稚嫩的面孔，熊庆来本来是熟悉的，但忽然之间，就变得格外陌生。但他并没有完全责怪他们，而是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他对家人说：“学生有错，先生有责”。

之前写论文的左手，这个时候忙于写一篇又一篇的检讨，之前培养的学生，这个时候不是自身难保，就是成为“造反队”中的一员。

1969年2月3日深夜，熊庆来在严酷的批斗中去世，享年76岁。

他死后，无人敢去吊唁，华罗庚跑去火葬场，找了半天，在一对尸体中找到了皮包骨头的熊庆来遗体。

即使这样华罗庚也不能公开表示悲痛，他自己身上还一大堆问题呢。他忍着，忍着，终于盼到了“运动”结束，终于能够将这一腔悲愤之情公之于众。

在为熊庆来平反的追悼会上，华罗庚写了一首诗《哭迪师》：“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火化间，谁是翻开盖面布，方见得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往事滚滚来，如实又依稀。往事休提起，且喜今朝四凶殄灭，万方欢喜。党报已有定论，学生已有后起。苟有英灵在，可以安息矣! ”

法籍华人熊秉明为父亲熊庆来雕塑的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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