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移民的富二代，开始回国当“接班人”了

1、

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都作出了这个选择

1992年，一位老人的讲话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经济的道路。这一年，也是后来中国三位顶级富豪的事业起步之年。

和三个哥哥一起变卖家产筹集到1000元本钱的刘永好，成功经营起了饲料厂，在这一年注册了“希望集团”，刘永好担任总裁兼法人，这个“希望集团”正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三年后，刘永好和三个哥哥以6亿元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一，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民间家族。

刘永好

这一年，后来多次登上中国首富榜的王健林，通过政府关系弄到了大连市“棚户区改造”的项目，又通过某银行支行行长的老战友获得贷款，赚到了第一桶金，成立了“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

也是这一年，广东顺德的老师仇启明，跟随着时代浪潮，丢掉了“铁饭碗”下海经商，经过了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在老家成立了“顺德联邦化工有限公司”，后来闻名全国的“嘉宝莉”涂料，就是他的品牌。

仇启明

他们都是踩准了时代脚步的幸运儿，当他们的财富迅速积累到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程度时，都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

刘永好的女儿刘畅，14岁被送去了美国读书，后来还加入了新加坡国籍。而王思聪更是从小学开始就被送出国，在新加坡的瑞士村小学读书，中学和大学又去了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仇启明则是把女儿仇东平送到了澳大利亚，等她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澳大利亚的公民。

不仅仅是这三位顶级富豪，但凡在那时赚到钱的中国家庭，都将子女送出国为最佳选择，更有太多人想要借着留学的名义，去国外赚钱打拼，如此庞大的留学出国需求，也催生了像“新东方”这样的“中国合伙人”。

从90年代一直到2002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一度达到了6.94:1，也就是说，每7个中国留学生中就只有一人回国。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机会的增多，归国创业也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早年被送出去的富二代们，不管别家的孩子怎样，他们，是肯定要回国的，因为这里有父辈为他们打下的“江山”。

2、

第一批移民的富二代，

开始回国当“接班人”了

2012年，意气风发的王健林曾说：“2020年，我就要退休了”。那时万达的营收刚刚迈入1000亿大关，他的目标是把1000亿人民币变成1000亿美元，等达成之后就让儿子王思聪正式接班。

从对王思聪的培养上，我们也能看出王健林对儿子成为合格接班人的巨大期望。比如刚一回国就给了王思聪5个亿，让他“白手起家”，去商海磨练。头几年王思聪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做投资，搞电竞、玩主播行业，5个亿翻了好几倍。

可后来连王健林自己都不再提退休的事情了，王思聪还因为投资失败上了“失信人员名单”，王家父子的“1000亿美元”交班目标也只能搁浅。

王家父子的交班搁浅是个“意外”，更多的是多年的精心培养，交班成功的案例。

2010年，有记者在采访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时，发现他身边有一个女孩以工作人员的身份给刘永好斟茶倒水，后来才知道，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刘永好的女儿刘畅。

刘畅

为了让女儿顺利接班，刘永好做了精密的安排。2002年就从美国拿到工商管理学位的刘畅，先是被“雪藏”了10年，这10年间刘畅在父亲安排下，用“化名”去集团的各个岗位历练：2002年到2003年，在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03年到2004年，任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04年开始担任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10年时间里，刘永好对女儿下了“封口令”，不允许她公开自己身份，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一直到2011年，刘畅才以“刘永好女儿”的身份，出现在了公开场合。2013年，刘畅成功接班，成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她接班之后用了七年时间，新希望市值从200亿元到了1000亿元。刘永好在被问及女儿接班后的表现时也说了三个字：“挺好的”。

另一个成功接班的案例，就是仇启明仇东平父女了。

仇启明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涂料企业嘉宝莉化工集团的创始人。相比起前面两位富豪，仇启明本人的名气就小了点，那是因为嘉宝莉化工集团目前并没有上市，所以仇启明一直没有登上过财富榜，不过按照估算，嘉宝莉化工集团的市值也应该在150亿到200亿之间，仇启明家族持股58%，家族资产应该在100亿左右，因此堪称是隐形富豪。

他的女儿仇东平，从小被送到澳大利亚留学，并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一开始仇东平表现出来的，并没有想要接班的意思，她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兴趣上。

仇东平

她先是在澳洲学习法律跟电影，之后又去了英国学习服装设计。2012年仇东平还创办了一个轻奢的服装品牌，并且自己担任了设计师，设计了一系列的服装，参加过多个国际时装周。

但不管仇东平在外面怎样“折腾”，父亲在国内打下的“江山”还是家大业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总不能把肥水流到外人的田里？

于是，从2011年开始，仇东平开始担任公司的董事，2018年，又以“品牌总监”的身份公开亮相，2020年1月19日正式出任嘉宝莉集团董事长。这个成功接班的过程也差不多经历了10年之久。

最为感人的接班，莫过于褚时健和儿子褚一斌了。

2012年84岁的褚时健打电话给儿子褚一斌：“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褚一斌此时在新加坡开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但他还是决定回到云南，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在哀牢山上把2500亩果园变成了20000亩，将“褚橙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3、

为富过三代，

中国企业家们费尽了心机

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贡献，一向有着“56789”之说：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中国经济60%以上的GDP。贡献了中国经济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贡献了中国经济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企业数量占90%以上。

对中国经济如此重要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已经老去了一代人。

从2000年开始，最早的第一代企业家交班：徐冠巨正式从父亲徐传化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上市公司传化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到最近发生的仇东平接班。这样的财富家族传承的故事，在未来的中国还将不断上演。

第二代的接班人们，大多在年少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出了国，他们接受的是国外的教育，有着高出父母这一辈的文化，也对更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更为熟悉。他们早已拿到国外的绿卡，甚至加入了外国国籍。

更改国籍这一点，其实也更多是出于父辈的建议。

比如龙光地产的纪凯婷，就是加勒比岛国圣基茨的公民，碧桂园的杨惠妍，就是欧洲岛国塞浦路斯的公民。她们入籍的国家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避税天堂。

通过将大部分财富转移到外籍继承者的名下，成功完成一次避税，还可以以交班的名义“金蝉脱壳”，这样的操作对富豪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只能说为富过三代，大家也是费劲了心机。

但接班人们不足的，是父辈的经验，尤其是在中国开企业、做生意的经验。

王健林就曾经批评儿子说：“不会看眼色说话，在海外长大，怎么想就怎么说。”因此王思聪确实因为言论得罪了许多人，乃至被官方媒体点名批评其“传播三俗”“不以为耻，反以为个性”。

所以大多数的企业家们，都会要求子女低调行事，“闷声发财，关起门来吃肉”的处世哲学，还需要接班人们好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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