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潘金莲当年住的小区有围墙……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那一天，刚刚向武松表白失败的潘金莲打开了自家复式小洋楼的窗户，失手将支撑窗户的叉竿砸在了路过的西门庆头上，四目相对，两心碰撞，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开始了一场狗血淋漓的生死虐恋。
因为这一次相遇，导致后来武大郎惨死、潘金莲、西门庆、王婆被杀、武松发配孟州，遇到了施恩，帮施恩醉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后来又被蒋门神买通了张都监要害武松，又被主角光环笼罩的武松来了个反杀，把张都监一家十九口杀个精光，逃往青龙山落草，后来被更大山头的梁山合并，劫富济贫、杀人如麻，最终单手擒方腊，在六和寺面对青灯古佛，忏悔自己一生犯下的杀戮……这一切因缘际会，都是因为当年哥哥嫂嫂住的小区没有围墙。
试想，如果当初潘金莲的复式小楼不是临街户型，而是封闭式的小区，那么，她就算再往楼下掉东西，也砸不到不在本小区居住的西门庆，在那个妇女不出门、任何约炮聊骚的软件都没有的年代，潘金莲很可能就此红颜空老，后来那些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在武松和潘金莲生活的年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住宅区基本都是开放式的，从《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出，整个汴京城的房屋基本都是临街而建，比美国的第五大道先进1000多年，只有深宅大院、皇宫相府，才有高高的围墙隔起。那么，中国的民宅小区是什么时候开始封闭起来的呢？
中国的封闭式社区不是农耕时代的产物，1982年竣工的广州东湖小区，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商品住宅项目，也是第一个引进外商投资的房地产项目，由香港宝江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元港币，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当年1000万港币都能拿来搞房地产，现在只能买个单位了。自然，它也是封闭式的。
遥想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闯将们真是有一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负责东湖新村小区项目的东山区房管局负责任李庆符说：”东湖新村引外资建设以及建筑本身的设计和管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全国各地所推广。从1980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和同事接待了无数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各地的房管部门、建筑设计院等。后来，深圳、上海等地都出现了类似东湖新村的商品房小区。”
出现一个小岗村，全国农村都学小岗村模式，出现一个东湖小区，全国的商品房也都学东湖小区模式。现在绝大部分的小区全部都是封闭式的，这从它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模样起似乎已经注定了。
大家都知道1979年那个春天的故事了，就在一年前，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模式”印象深刻，而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主义的旗帜上第一次写上了“市场经济”四个大字，迫切需要与国际市场接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到“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中国大地掀起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
从早期的引进外资兴建工业园、物流园、到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全部都曾大力学习新加坡，而现在这种封闭式的小区，也是从新加坡学过来的。同时，我们还学习了新加坡另一种房地产模式——廉租房，只不过没有学好。
这种由政府出资建设低价卖给老百姓的“廉租房”在新加坡非常普遍，叫做“组屋”，89%的新加坡人是居住在组屋里的，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据说新加坡的男青年向女青年求婚，都是说：“我们一起申请组屋吧！”然后女青年就感动说：“好的，我要给你生猴子。”
组屋的建设规划也是考虑周到，周边的配套设施如商铺、医院、学校都按比例建设，另外周边的交通设施如公交、地铁都尽量靠近组屋范围，组屋的底层不做住宅使用，而是作为活动场所或服务设施的地方。如果是下雨，你从组屋走到最近的地铁站都不用打伞，这在规划上不得不说是人性化十足。
新加坡从1955年开始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这项制度规定，任何一个雇员或受薪者，每月工资必须扣除一定比例，雇主也需按雇员或受薪者工资的上述统一比例，每月拿出一笔钱，统一存入中央公积金局，记在雇员或受薪者名下。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新加坡人购房提供了资金来源。公积金存取业务由中央公积金局经管，职工调动工作时不会受影响。中央公积金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储蓄，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并向存款人支付一定利率的利息。公积金中30%可用于购房。凡年满21岁、能组成家庭，家庭月收入在6，000新元以下（约合27000人民币）、不拥有其他产业的公民，都可申请购买组屋，并可提取公积金的1/2作为购房首付款。政府以高于公积金利息0.1%的利率为购房者提供贷款。购房者则用公积金偿还贷款，付款期限可长达25年。
一批批组屋的建设，一个个新社区的改造和兴建，不但改变了新加坡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里，平时上街，根本感受不到拥挤，就是因为各组屋建设的设施配套，人们不需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购买东西，在自己生活范围内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在新加坡住房民意调查中，93%的居民对国家组屋政策深表满意。
中国的廉租房目前相比新加坡的组屋还有一定差距，但我们不着急对廉租房进行改革，而是盯上了封闭式的商品房小区。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了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也就是说，以后那种封闭式小区不准建了，已经建了的也要拆掉！
由于民众对于要拆自己围墙这件事反应很大，在新浪网的民意调查当中，就可以看出持反对意见的网友比例是很高的。
为此，《人民日报》及时出来发声，刊文《中央要求拆除小区围墙，是拍脑袋决定？当然不是！》，首先说明这次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全盘考虑的，紧接着最高法网站刊文称“封闭小区是农耕时代产物不适于今天”。似乎要与把民意扭转过来，不例外还有专家站出来说：“中国的围墙，是处处提防的表现。民众内心的安全感，防范……现在要拆了，说明政府在进步，社会在进步……”
说白了，当年疯狂发展房地产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拉动经济，交通问题还不在主要考虑当中。现在觉得堵车堵得太不像样了，看着那些一座一座封闭的小区把近路都堵死就觉得闹心，怎么办？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嘛，拆呗！当然有分析得更加深刻的原因来解释这次开放小区的决定，让我听得不寒而栗，最近风声紧，你敢听我都不敢说。
我们还是说回治理交通堵塞这个问题吧，官方认为，现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之所以这么堵，封闭式小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小区内的道路没有充分利用，导致“城市道路只有动脉和静脉，没有毛细血管。”不可否认，这对缓解交通压力确有一定作用，为什么封闭小区，会对道路通行状况产生影响？不用太多文字，请看下面这张图。
我们再对比一下新加坡吧，新加坡是世界上汽车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公里道路平均拥有81辆汽车，而日本和英国却分别为43辆和27辆。这样高密度的汽车量应该很堵车吧？事实却相反。由于国土狭小，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因此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全国交通秩序井然，汽车畅通无阻，空气污染很轻。令人赞叹的是，新加坡的快速路及市中心道路上基本实现了97%无堵车现象，这一成绩与政府科学和合理的管理规划措施是分不开的。
新加坡规定，汽车数量的增长速度必须与道路容纳能力相适应，即使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也不得超过2%至3%。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制约汽车的发展，尤其对于私家车，更是严格地加以限制。
在新加坡，不论是购买汽车还是使用汽车，成本都很高。新加坡推出特有的“拥车证”制度。想要购买私家车的人必须首先向政府提出申请，投标购买一张有效期为10年的“拥车证”，才能到车行买车，然后注册车辆。如果“有车无证”，是绝对不可以上路的。10年期满之后，驾车者无论是继续用车还是另购新车，都必须支付另一笔费用。每个月，交管部门会发出一定比例(平均不超过3%)的“拥车证”，在社会上公开标售。因为数量有限，而想买车的人又多，所以标价一直在上涨。如今，1张“拥车证”至少需要5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有的车型甚至高达1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左右）。
在新加坡，对于驾车者来说，除了汽油费、停车费、维修保养费、保险费、道路税、车检费等必不可少的支出之外，还有一个特有的电子道路收费。为了解决繁忙路段拥堵问题，新加坡在全球率先采用了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鼓励大家减少在繁忙道路高峰时段驾车。
政府在所有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道路上都设置了电子收费闸门，并在每辆机动车上安装了收费读卡器。电子收费闸门在高峰时段定时开启，汽车如在这时经过，闸门上的传感器就会感应，“过路费”自动从汽车的读卡器里扣除。根据车型不同，过路费用在0.5新元至3.5新元（约合人民币2.5元至17.9元左右）之间不等。如果读卡器里的现金不足，或者汽车经过闸门时没把储值卡插放好，车辆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政府罚单随后寄往车主手中。道路电子收费系统对于调节不同时段的车流量起到很显著的作用，人们可以选择绕道而行，或是在非高峰时段驾车，这有效减少了道路拥堵现象的发生。有数据显示，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使市中心车流量减少了13%，高峰时段平均车速提高了20%。
除了“拥车证”和电子道路收费等管制措施，新加坡的道路和城市规划也处处尽显科学的规划设计理念。在新加坡的城市道路上，单行线比较多，虽然造成了司机驾车绕路的现象，但却减少了交通灯变化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快车流车速的作用。此外，新加坡公交车站的设计也颇有讲究，公交车进站后会停在马路向外凸出一块的位置，这样不会造成占道，后面的车辆也可以顺利通行。同时，为缓解交通压力，新加坡政府在小区和住房设计时就考虑了交通因素，尽量把生活社区设计在离工作地点最近的地方，尽量使全新加坡人从家里到办公地点，交通最长时间不超过1小时。减少行人和车辆在路上的时间，是治理交通拥堵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在新加坡，地铁的设计别有特色。早在1965年规划时，就将为乘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放在首位，因此布局非常超前，并留有充分的余地，乘客不出车站便能中转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几十年过去了，地铁的规划没有变，而现在要做的就是“填空”，把一个个“方块”逐步地“画”出来。在地铁车站的周围，都留着比较空阔的地方，即使是最宝贵的地段也不卖。
秩序建设要跟得上经济建设，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建国以来，新加坡差不多每10年把自己的产业提升一次。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在不断进步。在社会层面，尽管新加坡不接受西方的福利社会的概念，但社会政策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方诸多国家，尤其是政府组屋建设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也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建设了有效的法治、廉政、政治开放与民主、高效公务员队伍等等制度，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世界所瞩目。
可见，任何一个单独的社会问题都不是只有一个单独的原因，而是处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一环，拆了围墙，交通得到一定的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更多问题又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