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鸡蛋和石头的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
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
作者：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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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村上春树
01
2009年，村上春树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
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震撼不已的话：
“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村上春树为何要这么蛮横地永远站在鸡蛋一方？
因为——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
我们都是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
很多时候都必须面对一堵冷酷的高墙。”
这堵高墙可能是恶势力，
这堵高墙可能是行政体系，
这堵高墙可能是司法体系……
“这堵墙实在太高太坚硬，在不明真相之际，如果我们不站在鸡蛋一边，鸡蛋立马就被撞碎了。”村上春树说。
02
村上春树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不明真相的较量中，
如果我们一开始不站在弱者的鸡蛋一方，
不站出来对强者进行一个制衡，
那么即便鸡蛋是对的，也可能会被立马碾碎。
所以我们不明真相之际，
在脆弱的鸡蛋和坚硬的石头较量中，
我们不妨先选择“站在鸡蛋一边”，
这样才能为鸡蛋争得一个“辩解”的空间和时间。
如果“辩解”的结果证明鸡蛋是对的，
那我们为“好人没被冤枉”鼓掌。
如果“辩解”的结果证明鸡蛋是错的，
那也无妨啊——坏人还是将受到惩罚，只是延迟了一点而已。
延迟了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事情发生后先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这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理性。
03
“我支持法院，不能被舆论左右了。”
“如果杀人不犯法，那就是鼓励杀人。”
“易中天说的话，证明他就是一法盲。”
“不能因为同情，就损害程序正义。”
“辱母杀人案”被南方周末曝光后，
很多读者、学者、专家站出来，
无比理智的指出：情感的归情感，法律的归法律。
这些话，看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
但其实正如学者朱学东所说：“看似理性，实则鸡贼，全是利益的盘算，特别坏。”
我只想问这些理智的人：
当一帮人把我们的母亲按进马桶吃屎，
当一帮人当着我们的母亲放黄色录像，
当一帮人用生殖器侮辱我们母亲的时候，
难道我们还要进行无比理智的盘算吗：
“我如果拿起刀自卫，算不算违法？”
“我如果杀了人，算不算正当防卫？”
“我这样杀了人，是不是小命不保？”
但凡这时候还这样盘算的人，都是孬种。
有点血性的儿子，自当不顾一切奋力一击。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支持于欢——这种脑残的感性，比醒夫们理智的盘算，高贵一万倍。
04
很喜欢胡适先生的一段话：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这句话，也是“事情发生后，我先站在鸡蛋一边”的原因所在。
从孙志刚案到邓玉娇案，
从钱云会案到唐慧案，
从聂树斌案到李天一案，
从呼格吉勒图案到雷洋案，
…………
如果不是很多人选择站在了“鸡蛋”一边，
那案件的真相可能就此永沉大海了。
而正是因为我们选择先站在了“鸡蛋”一边，
中国的司法体系才由此更加进步和完善。
“不明真相之际，在鸡蛋和石头的较量中，我先站在鸡蛋一边。”
这看似是一种无比蛮横的选择，
但这样的选择其实更加理性，也更具有人性的温度。
因为有一天，我们自己可能就会成为那枚面对高墙的鸡蛋。
前段时间，一扒手在广东行窃，
其他人都视若无睹，一巴西青年却一冲而上，
被扒手打得头破血流也决不松手。
很多人问：“你一外国人，干嘛管这闲事？”
巴西青年回答：“我妹妹在中国读书，如果她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希望有人帮她。但在此之前，我应该先帮别人。”
05
“在鸡蛋和石头的较量中，先站在鸡蛋一边。”
我觉得这也应该成为法官、检察官、警官的重要考量。
这不是说在处罚判罚时要倾向于弱者，
而是在处罚判罚之前要尽量保护弱者，
因为对弱者而言，你们就是坚硬的“高墙”。
先设身处地地站在“鸡蛋”的角度想一想，
再作出的处罚判罚可能便更具“人性的温度”。
这段时间，姜文正在拍一部电影《侠影》。
这部电影的原型，就是民国的施剑翘。
施剑翘的父亲，被大军阀孙传芳所俘虏。
但孙传芳却违背战时不杀俘不戮降的原则，
不仅杀了施剑翘父亲，还将其尸首示众三天。
施剑翘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她苦苦等待十年，终于觅得一机会，
连开三枪，将孙传芳当场击毙。
击毙孙传芳后，她立马去警察局自首。
当时面临的判决，只有死刑一条路。
但很多人为她叫冤，并联民上书。
最后接手这个案子的是著名法官居正。
“一个抽象的法律，决不能预料将来事件发生情形之变化，而包举无遗。”
“我国是礼治社会，礼俗是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应成为判案的参考。”
所以最终，居正特赦了施剑翘，
认为她“其志可哀，其情可原”，
老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盛赞这次判决。
拾遗君讲这个故事不是要求特赦于欢，
而是觉得司法人员在处罚判罚时应多些“人性的考量”。
一位法律学者说：“法律从根本上讲应该体现人性，如果法院的判决让绝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愤怒，那一定是忽略了人性的考量。”
06
前段时间，美国法官Caprio在微信上火了。
因为他断案实在是太有人情味了。
随便举一个例子：
一位女士因违章停车被告上法庭。
Caprio问：“你知道库欣街10点前是不准停车的吧，而你停车时是9点59分58秒，你违法了。”
一看只差2秒，Caprio看不下去了，
转身问警察：“奎恩警官，因为两秒你就想把姑娘送进牢里吗？”
警官说：“规定了10点就是10点，早一秒都不是10点。”
Caprio对女士说：“你有什么想辩解的？”
女士说：“可是我车上的表显示是十点啊。”
Caprio说：“所以你把责任推给你的表了吗？”
女士说：“表显示的时间确实已过10点。”
Caprio回头对警察说：“女士相信自己车上的时间，那我就相信她。”
然后，Caprio就驳回了法官的判罚。
Caprio法官这样任性判罚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美国人并没觉得他判罚不公正，
恰恰相反，他赢得了无数美国人的喜欢——“Caprio法官，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其实并不冲突。”
法律学者李泽有句话说得好：“中国和欧美司法的差距，往往不是差在法律条款上，而是差在人性的运用上。”
没错，最大的差距是人性的差距。
07
以前在报媒做记者时认识了一位法官周明。
周明在基层法庭做法官时遇到一件案子，
一位老太太儿子刚死，就被媳妇告上法庭，
“媳妇要求分割老太太儿子的遗产。”
开庭那天，周明见到了那位老太太。
老太太精神接近崩溃，一个劲地絮叨：
“我儿子骨灰还没回来，我就成了被告……”
周明一页一页地翻看案卷材料，
心也一点一点发凉：
“市区房屋登记在儿媳妇名下，
银行贷款是小夫妻一起还的，
车辆登记在媳妇名下，工资是儿子的。”
按法律规定，这些都是儿子夫妻的共同财产，
“作为遗产分割的话，老太太份额很小。
最关键的是，儿媳妇明确要求，房屋应归她。”
老太太接到传票后，抱着一男孩来到法庭。
男孩是他领养的，用来延续香火。
老太太眼里充满绝望：“如果将房子判给她，我就去死。”
按照现有的证据，判罚并不难。
但不难的后果可能就是——老太太自杀。
周明不想面对这样的结果，于是开始大范围调查。
跑房产公司，跑物业公司，
跑老太太儿子工作过的公司、村委会……
“十几趟跑下来，案件事实逐渐清晰：
买房子时，老太太儿子大学才毕业几月，
不可能拿出几十万房子首付款，
而那时老太太儿子和媳妇也还不认识……”
调查清楚后，周明作出判决：
“我将汽车判给了媳妇，将房子所有权判给了老太太，由老太太负责偿还全部贷款，并给予媳妇二十多万元。”
对这个判罚，媳妇最后没有异议。
而老太太把判决书放在儿子坟头上，泣不成声地连连感谢。
这时，周明说了一句让我铭记一生的话：
“能让刚性的法律产生人性的温度，这就是法官的价值。”
最好的判罚是有原则的悲天悯人。
最人性的，就是最好的。
自从有法律以来，无论中外，
最震撼人心的判罚，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经典判罚的温度，就是人性的温度。”
正如卢梭所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08
写《往事并不如烟》的章诒和，
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我们和前辈最大的差距在于人性。”
在这里，拾遗君套用这句话：
“庸官和好官最大的差距也在于人性。”
柴静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件事，
有一次，她去采访一个政府官员，
当地正搞拆迁，这位官员拿着小马扎，
跑到居民楼下，一连坐了十几天，
费尽唇舌为居民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柴静问他：“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
官员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这，就是“人性的温度”。
09
辱母杀人案发生后，
很多人觉得事不关己：“干卿屁事啊！”
我想回答，当然关我屁事啊：
“如果我遇到同样情况，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妈妈？”
“如果我遇到同样情况，我也希望有人站出来挺我。”
正如那个巴西青年站出来发声一样，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希望有人帮我。
但在此之前，我应该先帮助别人。”
而且，站出来发声更大的意义在于——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振动翅膀，也许两周后就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
对的，我说的就是蝴蝶效应。
永远不要低估个体可能产生的胡蝶效应，
孙志刚、雷洋等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大家都站出来，最坏的结果是“坏人被延迟受罚”，
但最好的结果却能引发“三赢”的蝴蝶效应：
● 推动司法体系更加进步和完善。
● 让执法司法官员更具有“人性”意识。
● 让更多人避免成为下一个于欢、雷洋。
“在坚硬的墙和脆弱的鸡蛋之间，我一开始会永远站在鸡蛋一方。”
希望更多人懂得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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