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D冬奥倒计时 | 可持续性冬奥的中国实践：全尺度空间干预的框架

可持续性冬奥的中国实践：

全尺度空间干预的框架

Sustainability in Beijing 2022:

A Chinese Framework for Cross-Scale Design Intervention

张利 ZHANG Li ¹ ² 谢祺旭  XIE Qixu¹ 

刘楠   LIU Nan ³   马塔 · 曼奇尼 Marta Mancini ⁴ 

1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 

4 都灵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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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赛事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通过比较 2006-2018 年历届冬奥会的策略及实施效果，分析冬奥会的可持续性特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冬奥会的规划设计实践具备 3 个基本特点：三赛区布局、对可持续议程的实践以及对中国发展理念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尺度空间干预的框架，构建设计策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中国发展理念的相关性，作为冬奥会规划设计组织和预估的工具。

关键词

可持续性；冬奥会；全尺度空间干预；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场馆规划设计

01

背景

可持续性是当今国际面临的共同挑战，奥运会作为影响广泛的大型赛事，有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机会。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中，将可持续性列为议程三大支柱之一。《国际奥委会可持续性战略》进一步提出将奥运会赛事举办作为推动城市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在这其中，建筑师作为冬奥会空间层面的落实主体，需要通过设计策略来回应可持续发展需求。

“全尺度空间干预”是北京冬奥会规划设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一般的规划设计问题不同，可持续发展是一项跨越尺度的系统工程，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都依赖于从城市到个体尺度的连续空间干预。冬奥会建设在 6 年左右的周期里集中了全部空间尺度的各项工程，是规划设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绝佳实践平台。单纯依靠传统的规划设计体系，即“总体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 -城市设计 -建筑设计 -设备系统设计”，尺度之间无法形成有效合力，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冬奥会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基于此，我们提出在冬奥会规划设计中实施全尺度的连贯空间干预。

02

2006-2018 年历届冬奥会的可持续性实践

2.1 冬奥会的可持续性机遇与挑战

冬奥会可以为地区带来独特的可持续发展机会。与夏奥会绝大部分场馆集中在城市内部不同，冬奥会通常分为城市和山地两个赛区，其中城市赛区主要设置冰上场馆，山地赛区主要设置雪上场馆。这一特点使得冬奥会天然具备连接城市与山地、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山区流动的潜力。相较于夏奥会集中于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冬奥会赛时人员转移的需求为建立连接城市与山区的基础设施网络提供了契机，格勒诺布尔、札幌、因斯布鲁克 (1976 年 )、都灵、索契、平昌6 届冬奥会的基础设施投资大于场馆建设与赛事运行投资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于构建区域内的交通网络。除了物质层面的连接，冬奥会也为山区提供了向城市乃至全球展示自然景观和滑雪资源的机会。历史上，瑞士的圣莫里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等区域滑雪小镇借助冬奥会契机成长为全球滑雪目的地。

资源向山地流动的过程也带来了特有的可持续性挑战。在山地赛区，场馆建设和赛事活动如果缺乏有效的可持续策略，往往会给山地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大范围的不可逆影响。1992 年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场馆散布在 13处高山地带，引起各个参与方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成为随后国际奥组委可持续性改革的催化剂。

此外，冬奥会也面临一些与夏奥会类似的问题。城市为奥运会而进行的大量建设往往变成“白象”(white elephants)，即赛后被废弃或很少使用的设施。这些巨型项目(megaproject) 不仅没有实现建设之初的美好愿景，反而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相关研究也指出，冬季项目的精英化倾向导致部分昂贵的场地设施 ( 如跳台滑雪、雪车雪橇 ) 使用人群较少，这进一步加剧冬奥会项目投资和运营面临的风险 。

图1 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发展进程

从 1992 年开始，国际奥委会持续进行可持续性改革 ( 图 1)。可持续发展在 1996年被列入奥林匹克宪章。从 2006 年都灵冬奥会起，历届的主办方均在赛前发布了可持续性报告。规划设计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多方位地提出不同的可持续性策略。

2.2 2006 年都灵冬奥会 ：赛事驱动工业城市转型

都灵冬奥会致力于将城市形象从“菲亚特汽车之都”转变为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历史和地理因素导致都灵的城市结构与西阿尔卑斯山脉保持紧密联系，冬奥会为城市提供向全球展示其高山都市形象的机会。同时，作为都灵 1990 年代开始的城市整体规划中的一环，冬奥会加速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

都灵有效地将场馆有机地植入城市结构中。在格雷高蒂 (Vittorio Gregotti) 和卡纳尔迪 (Augusto Cagnardi)1995 年的城市规划(General Plan 1995) 中，原本将城市一分为二的铁路被转移到地下，新的城市地面被释放，废弃的工业场所转化为公共设施和休闲空间，形成 12km 的“中央脊柱”(spina

centrale)[。城市组团的奥运村和速滑馆等主要设施被设置在“中央脊柱”南侧、灵格托 (Lingotto) 区域内的铁路两旁。其他竞赛和相关服务设施则被分布于 1995 年规划中的城市转型地区，与社区建立紧密联系。在总计 15 个竞赛场馆中，仅有 3 个是完全新建。配套设施中，城市奥运村建于中央果蔬市场旧址上，媒体中心利用了废弃的工业仓库。极大地加速城市更新的同时，伴随着城市失落区域的激活，都灵冬奥会的城市场馆赛后也得到有效利用。

环境监测是都灵在可持续性方面另一个被称道的亮点。都灵是首届通过 ISO14001环保管理体系认证的冬奥会。都灵奥组委采用战略环境评估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监测体系，在建设和举办赛事期间对水循环、土地利用、废弃物、生态系统等 16 类指标进行连续的跟踪，形成定期更新的数据库，在区域层面监测赛事建设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在持续监测的基础上，针对造雪问题，都灵冬奥组委还在山地赛区进行了水资源的规划，将原计划的 35 万 立方米储水设施容量降到 22 万立方米，并系统构建了山地的废水收集管道网络，污水汇集后被运往市区进行处理 。

与城市赛区的成功不同，山地赛区的赛后可持续运营则相对受阻。山地赛区新建的雪车雪橇和跳台滑雪场馆赛后维护成本高昂，且利用率较低，在申办初期其可持续性就被质疑。前者于 2011 年关闭，后者都灵市议会原承诺的赛后改造投资也未兑现 。其他雪上场馆则利用山地内分散的原有设施，设施间交通的不便阻碍了赛后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相较于冬奥会对都灵国际形象和城市区域游客数量的提升，都灵的西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没能在与欧洲其他滑雪目的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2.3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 ：赛事与社区和环境的良性互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是 21 世纪以来在可持续性管理方面受到积极评价最多的一届冬奥会 。与前后两届带有明显变革意图的冬奥会不同，温哥华的可持续性策略展现了谦逊的姿态，强调赛事遗产融入社区，降低赛事对居民生活和环境的干扰。

温哥华冬奥会实现了奥运遗产回归社区的愿景。从城市场馆的空间布局看，温哥华没有设置集中的场馆区，而是将场馆分布在城市 14km 范围内的不同社区。得益于在选址时对周边社区人口密度和居民需求的考量，加上场馆设计预留的功能转化自由度，城市赛区的雷鸟竞技场、里士满奥林匹克椭圆速滑馆和奥运 / 残奥中心都按前期策划的设想在赛后继续服务于周边学校和社区。惠斯勒奥运村采用的可移动模块化住房(movable modular housing)策略也得到执行，320 个临时居住单元均为装配式设计，在赛后被转移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6 个社区内，转化为 156 个永久的经济适用住房 , 提供给当地老人、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群体。

赛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得到有效控制。组委会提出智慧选址 (smart site selection) 策略。在山地赛区，场馆规划主动选择已经存在人工干扰的场地进行建设，包括遭到砍伐的林地、停车场等 。通过碳补偿，温哥华冬奥会成为首个达到“碳中和”标准的冬奥会。在场馆建设上，温哥华也是第一届实现全部赛事建筑满足 LEED 银级以上标准的冬奥会，奥运村 70% 的供暖来自废热回收系统。

但过度弱化干预力度也使得温哥华冬奥会的经济和社会的杠杆作用较小。在冬奥之前，温哥华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国际城市，山地赛区所在的惠斯勒地区从 1990 年开始就是北美知名的滑雪目的地。2013 年的奥运影响评估 (OGI) 赛后报告显示，在赛事年份，相比加拿大其他非奥运城市，温哥华的游客停留时间和消费并没有显著提升 ；从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不动产市场来看，赛事也没有对城市的吸引力产生明显影响 。对于当地的居民，冬奥会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也不如组委会赛前发布的可持续性报告预期。赛后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主办地区层面，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强度在赛事前后并无明显区别 ；另一部分学者只在温哥华局部区域的特定人群中发现体育锻炼参与水平的提升。

2.4 2014 年索契冬奥会 ：赛事作为区域开发的外部推动力

索契冬奥会通过自上而下的驱动，将冬奥会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外力。赛事为当地带来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大幅提升。该届冬奥会 92% 的投资被用于相关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远高于其他届冬奥会的水平。其中全部 12 个场馆、连接海岸和山区的铁路和公路系统均为新建。大量的全新建设也使得该届冬奥会的规划设计具有更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索契冬奥会是历史上场馆分布最为集中的一届冬奥会，紧凑的布局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完全从零开始的建设，使得索契有机会将赛事全部场馆和配套设施集中在滨海的奥林匹克公园和山地的红波利亚纳镇两个组团内。200h㎡ 的索契奥林匹克公园容纳了滨海组团的全部 6 个场馆和赛事的主体奥运村。这一规划策略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赛时运行效率，减小了赛区内交通带来的能源消耗。但远离城市核心区增加了场馆赛后运营的难度。

外来干预对索契城市自身特性也缺乏足够考虑。在冬奥会之前，索契的山区并非传统的冬季旅游目的地，冰雪产业较不发达。恰恰相反的是，索契潮湿的亚热带气候和滨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俄罗斯著名的夏季旅游胜地。作为冬奥会有史以来最热的城市，索契被迫付出更多的人工造雪代价。同时，赛事 12 个场馆绝大部分为永久设施，观众总容量达到了 11.98 万，相比之下，2014年索契的人口仅有 38 万。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均不足以支撑场馆赛后的永久运营。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在赛后的5年里，多数场馆制定的赛后功能转换计划并没有实现。尤其是城市组团的冰上场馆，为了激活场馆而引入计划外的新赛事，改建带来的二次投资不断增加，并破坏了原规划中将奥林匹克公园作为开放空间的愿景。

2.5 2018 年平昌冬奥会 ：赛事可持续性计划缺乏可执行性

平昌冬奥会是在近 4 届冬奥会里，地区人口规模、赛事直接相关投资和场馆规模最小的一届。平昌计划通过冬奥会的举办，提升地处落后山区的江原道的基础设施，将其打造为亚洲冬季运动的中心。平昌奥组委在赛前就制定了全面的可持续计划，但在具体场馆的执行过程中，由于计划本身的不完善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矛盾，部分愿景未能达成。

基础设施按照申办最初的计划成为了本届冬奥会重要的遗产。在冬奥会之前，江原道多次尝试建设连接其他韩国主要城市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但都没有争取到足够财政支持。借助冬奥的契机，赛事接近一半的预算被用于兴建连接首尔和平昌的高铁。这条铁路现在已经成为整个韩国最繁忙的线路之一，年运输旅客达到 465 万，成功地为江原道地区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

赛事的场馆赛后利用缺乏完善的长期运营考虑。虽然平昌冬奥会作为距今最近的一届冬奥会，结束不到 4 年，加上 2020 年以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无法全面评价其场馆可持续利用情况。但从规划层面看，位于江陵的城市组团存在与索契类似的问题 ：相对于产业和人口规模的设施空间供给过剩、脱离社区的过度集中的场馆布局。其中江陵速度滑冰竞技场和江陵冰球中心在开赛之前仍然没有确定赛后的运营主体，在赛事结束两年后才推出遗产计划。2019 年，包含这两个场馆在内的江陵奥林匹克公园 4个冰上场馆的赛后运营均出现赤字，年度运营亏损合计 40.67 亿韩元( 约合 2342 万人民币 )。

利益相关方的矛盾也进一步降低了可持续性计划的执行效率。平昌冬奥会在场馆规划中未能够协调各方的需求，造成可持续计划难以落地。在申办阶段，由于平昌人口规模小，为了避免新建大型主体育场的赛后利用难题，申办文件开创性地将开闭幕式安排在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但在实施阶段，由于没有协调好开幕式准备和运动员训练的需求，平昌奥组委更改了场馆规划，另外新建了一座临时主体育场专门用于举办开闭幕式。总投资约 1.075 亿美元的场馆仅被用于举办 5 场活动，随后就被拆除。而旌善高山滑雪中心在赛前被规划为临时场馆，计划在赛后恢复为林地，以降低赛事的环境影响。冬奥会结束后，尽管韩国山林厅 (KFS）要求恢复计划立即执行，但当地政府出于发展地方旅游业的经济利益考虑，仍然希望继续保留场馆，林地修复计划被搁置。

2.6 2006-2018 年的冬奥会可持续性经验

图2 2006-2018年各届冬奥会场馆分布示意

过去 4 个冬奥举办地具有各自不同的区域特点和发展目标，但均是采取了城市和山地的二元布局，空间跨度从 40~100 余公里不等 ( 图 2，表 1)。对城市与山地关系和各自特质的思考给予了北京冬奥会启发。

城市和山地的巨大落差是冬奥会可持续性的机会。从过去 4 届冬奥会来看，一方面，只有具备多样化产业结构和足够人口规模的国际型大都市才能够支撑冬奥会冰上场馆赛后的可持续运营，而像城市规模较小的平昌和索契则难以消化冬奥会留下的场馆设施 ；另一方面，欠发达的山区能够更大程度发挥冬奥会经济和社会的杠杆作用，相反，如惠斯勒这类赛前已经具有成熟冰雪产业和深厚冬季运动传统的山区在冬奥会中的受益较不明显。

基于可持续性理念，城市和山地赛区的空间布局需要不同的策略。在城市赛区，基于城市原有空间结构和发展需求，将部分场馆单独设立在城市特定地块，能够加速城市更新，并推动场馆在赛后回归社区。而简单选择在郊区集中设置全部场馆，尽管能够提升赛时效率，但如果城市不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往往留下一座功能重复的孤岛。在山地赛区，为了控制生态影响，场馆不宜过度分散。采用场馆群的方式组团布局，一方面可以减小场馆建设和赛事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范围 ；另一方面，不同设施间交通时间的缩减有利于区域赛后的旅游资源整合。

03

北京冬奥会规划设计可持续性实践特点

3.1 三赛区的空间格局

北京在申办之初，就对冬奥会传统的城市和山地的二元布局做出了突破。自东南向西北，依次设置主要承办冰上项目的北京赛区，承办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的延庆赛区，承办自由滑雪、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的张家口赛区。三赛区共同形成从华北平原穿越燕山和太行山脉、抵达京西北山区的连续空间线索。这条线索垂直跨越了我国地理上著名的“胡焕庸线”( 图 3、4)。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成了 3 个地区历史上长期的巨大发展落差。在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的 2015 年，相比于拥有 2170.5 万 常住人口的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崇礼区常住人口仅为 31.40万 和 10.43 万，人均 GDP 约为北京全市水平的 37.6% 和 31.0%。

图3 “胡焕庸线”与北京冬奥会三赛区布局示意

图4 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分布示意

识别三赛区的自身特性是北京冬奥会规划设计的基础。北京赛区作为城市赛区，拥有丰富且极具潜力的既有资源，包括 2008年留下的夏奥会场馆和正在转型升级的首钢工业遗产，通过大型国际事件带动城市更新是北京赛区的基本策略；延庆赛区邻近松山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具有最优越的自然环境，规划设计更关注冰雪运动与生态系统保护的结合；张家口赛区所在的崇礼区则是由原来高污染、不可持续的采矿产业转型冰雪旅游带动的“白色经济”，已经初步成为华北区域的滑雪胜地，意在借助冬奥带来的设施升级和影响力提升，进一步打造国际冰雪运动目的地 ( 表 2)。

三赛区布局不仅是简单通过空间跨度扩大辐射范围，更重要的是在赛区之间推动资源的逆向流动。2019 年以来，京张高铁和京礼高速相继开通，2020 年京张高铁发送旅客总数达到 680.6 万人次。冬奥会带动的基础设施网络加速了三赛区之间的资源流动。2015-2020 年期间，延庆区 GDP增长 74.90%，高于北京全市 56.87% 的水平 ；崇礼区内星级宾馆数量由 23 家增长到42 家，雪场总数从 4 个增加到 7 个，2018-2019 雪季雪场滑雪游客达到 107.9万人次，对比 2015-2016 雪季同比增长124.79%。来自城市的投资和消费加速了当地冰雪产业的发展。冬奥会实现了京津冀地区历史上少有的平原向山地、温暖地带向寒冷地带、逆水系流向而上的资源流动。

3.2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践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Thomas Bach) 主导的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计划。可持续性是其中的 3 个核心议题之一。议程要求国际奥委会在申办过程中引导城市关注可持续发展和奥运留下的长期遗产，采取更主动的措施，推动主办城市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来评价奥运会的每个环节，最大化利用城市既有设施和临时设施，同时确保奥运遗产的赛后运行得到监测。巴赫也强调多样性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鼓励候选城市从不同的出发点，为不同的发展目标而努力。

图5 北京冬奥会规划设计可持续实践政策体系

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指导下首届成功申办的奥运会。可持续发展作为申办的三大理念之一，贯穿北京冬奥会的全过程。在筹备期间，主办城市和北京奥组委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套可持续管理体系，工程的规划设计、采购、施工和运行全环节都被纳入该体系 ( 图 5)。2020 年，北京冬奥组委编制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在环境、区域和生活 3 个领域提出行动计划，其中针对规划建设，在绿色低碳、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措施。

在北京获得冬奥会举办权的同一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议程提出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为各类组织和活动提供了解释可持续性的通用框架。以空间干预作为路径，我们认为北京冬奥会的规划设计能够贡献其中 14 项目标：无贫穷 ；良好健康与福祉 ；优质教育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促进目标实现和伙伴关系。

3.3 中国发展理念在空间层面的落实

北京冬奥会在诞生之初就被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范畴，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工具。三赛区的宏观空间结构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空间层面的体现。随着筹备工作的开展和深入，更多的发展理念在冬奥的规划设计中得到落实。

1) 绿色发展

北京冬奥会场馆选址崇礼和首钢工业园区都旨在进一步推动当地正在进行的绿色发展转型。崇礼从矿业的“黑色经济”转型滑雪产业的“白色经济”，首钢工业园区“热”的炼钢工人转行冰壶馆“冷”的制冰师 ，冬奥会已经戏剧性地改变了场馆所在地的产业和就业结构。2015-2019 年，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6%。崇礼区摆脱了对高污染采矿产业的依赖，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由 2015 年的 25.43% 快速增长到2020 上半年的 71.0%。

2)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冬奥会的雪上赛区历来就有给山区小镇创造“自豪的机遇”的传统，北京冬奥会的特殊之处在于赛事筹备处在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间序列里。崇礼曾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15 年贫困发生率高达 16.81% ；延庆人均可支配收入则长期位于北京 16 个区的末位。2019 年，冰雪产业及旅游服务为崇礼创造了 3 万多个就业岗位，其中 9000 余名贫困人口从事相关产业，全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038%，实现脱贫摘帽。在具体的空间实践中，崇礼的太子城冰雪小镇结合区域冰雪产业，依托紧邻太子城高铁站的交通优势，规划旅游服务业空间，为当地居民回乡就业提供机会 ；延庆的西大庄科冰雪文化村改造充分尊重原住民，项目在保留村内宅基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村落改造，就地安置村民，引导村落进行冰雪旅游产业建设 。

3) 人的全面发展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北京冬奥会的规划设计为主动式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了空间基础。借助三赛区的空间线索，北京通过基础设施完善，建立了城市和山区之间的休闲活动联系，在赛后将为京津冀地区留下一个完整的冰雪运动设施网络。绝大部分场馆在赛后将对公众开放，进行大众体验项目的开发，提供全季的休闲运动空间。借助冬奥契机，冰雪场地设施建设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15-2019 年，我国滑雪场数量由 408 家增长到 770 家，满足了大众对冬季运动设施的需求，滑雪人次由 1250 万增长到 2090 万。

04

北京冬奥会全尺度空间干预的框架—设计策略可持续性相关矩阵

现有对冬奥规划设计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奥运影响评估 (OGI)研究为代表，从结果层面，分析赛事带来的地区各类指标的前后变化；一类以可持续性报告为代表，从目标层面，自上而下，为每个目标寻找具体的策略和指标体现。前者虽然有精确的定量指标，但只能针对赛事整体做出评价，无法建立具体设计策略与可持续性效应的相关性。这种方法也已经在平昌冬奥会之后被后者和遗产报告取代。后者能对奥运会的可持续性蓝图进行系统的宏观描述，但其中的规划设计策略分散在不同可持续性目标下，对于建筑师来说，还需要有从空间层面出发的落实框架。

图6 北京冬奥会设计策略可持续性相关矩阵(以张家口赛区为例)

基于空间干预尺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两个维度，我们构建了北京冬奥会设计策略可持续性相关矩阵 ( 图 6)。在空间尺度上，我们根据人的活动范围划分了宏 ( 不适宜步行，空间半径大于 2km)、远 ( 一般人步行15~30min 可达，空间半径在 1~2km 之间 )、中 ( 一般人步行 1~15min 可达，空间半径在 50m~1km 之间 )、近 ( 一般人步行1min 可达，空间半径在 50m 以内 )、微 ( 人体经一次动作可及的范围 ) 5 个尺度。不同尺度之间，设计策略在目的层面形成关联网络，由此实现连续的空间干预。在该空间干预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设计策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我国发展理念的相关关系。在 2015 年以来的北京冬奥会实践中，我们采用该矩阵驱动规划设计，实现可持续目标。在未来赛时和赛后，该矩阵可以进一步结合定量指标，用于建成空间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检验。

05

结语

回顾 2006 年以来的历届冬奥会实践，冬奥会对于主办地区来说，可持续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存。相对于其他大型事件，冬奥会具备更大的空间跨度和逆向的资源配置能力，但相伴随的是更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更严峻的场馆赛后利用局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冬奥会借助独特的三赛区格局推动发达城市地区对落后山地地区的反哺。在此基础上，规划设计通过连贯的空间干预，落实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发展理念。设计策略可持续性相关矩阵作为这一过程的组织和预估工具，建立了全尺度空间干预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提供了一种阐释空间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性的方式。

注：本文已于2021年发表于《建筑学报》07+08月刊。

来源 | 建筑学报

撰稿 | 张利 谢祺旭 刘楠 马塔 · 曼奇尼

编辑 | 企划部

版权 | THAD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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