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大制造时代 | [忧思实录]

中国制造业似乎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借着十几年世界工厂的外汇盈余，借着工业4.0的西风东渐，一时间中国制造业突然走近大众。“智慧制造”、“智能制造”、“大制造”、“云制造”让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

这个世界会好吗？想起最后一位儒家大师梁漱溟的一本书。

中国的制造业会好吗？这次和大家一起聊聊大制造。

先看1990s的大制造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为契机的柔性制造，迅速成为制造业的风向标。热爱运动的中国制造界，迎来了信息化的试水期和迅速升温的高峰期。1992年成立的清华大学CIMS国家级工程中心，成为先进制造和信息化的执牛耳者。大量示范项目纷纷上马。当时纺织机械的明星企业上海二纺机，早在1990年就被批准为CIMS全国四家应用工厂之一，上马生产纺织机械中最重要的自动络筒机。以当时美国CIMS的技术模型和清华大学CIMS实验工程为原型，一期工程豪华上马，软件有MRPII 、 CAD/CAM/CAPP、CAQ和ORACLE数据库和以太网做支撑，硬件设备是二条FMS （柔性制造系统）和数百套台加工中心。既然是示范项目，不妨做的大一点，当时的浦东金桥新工厂直接照搬德国某家供应商的样板。

一时间眩爆了。

不是没有隐患。当时就有不合时宜的专家指出，只有大量数控机床群的企业，才有必要采用柔性生产线；更重要的是，二纺机对原料、中间件、成品等物料的数字管理基础还相当薄弱，根本不具备建设CIMS工厂的条件。

然而，群众之风裹挟的运动，是听不进任何刺耳的声音。

结果容易猜到，上海二纺机光一期CIMS工程就投资一亿元，最后三期工程落地，企业也吐血大败而归。自动络筒机的国产化成为一纸空谈，二纺机也一蹶不振。

很简单，我们把钱投给了设备，投给了商业化软件，唯独没有投给技术体系和工艺的数字化积累和基础产业的转化。作为示范工程，面子上的事情一分钱不能省。看得见的设备与软件，不管多贵全都买；看不见的核心技术体系积累，一分钱也不花。

当年四处开花的示范企业

如今过去二十多年了，CIMS国家级中心这个当年的滩头堡已经人老珠黄，从万企瞩目的“大发声者”，变成了一个略显尴尬的思想培训机构。其实谁还在意这样的机构？ CIMS普及二十年，信息化大潮狂飙突起，大把的钱给企业做各种项目，喂饱了国外软件供应商如SAP、UG、PTC、达索以及各种仿真软件，喂肥了各种柔性制造生产线。到头来，又为中国制造业留下了什么？CIMS“运动”——对不起，这里只能用“运动”——甩掉了图板，却没有甩掉落后的图纸思维：中国工程师的教育被牢牢地拴在了适应更好的商业软件上。如今所有能上的信息化软件，全部都上了最新版，彪悍无边；然而工程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却孱弱无比。

而几乎相同的时间，1997年在美国，波音正在艰难地走上了数字化制造之路。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数字化，所有的BOM全部要统一，精益管理、成组等基础技术与理念被广泛应用。这个转型是痛苦的，在此期间波音的销量也被空客一举超过。

十年痛苦的挣扎，波音基本实现了全数字化制造的改造，再次成为全球卓越制造的先锋。这个时候，空客才意识到，必须要回过头来，按照波音走过的路，再重走一遍数字化之路。

CIMS是一个不成功的实践，即使德国企业界已经在深刻地反省。而我们似乎早已轻松地忘掉这件事情。CIMS的许多理念现在看起仍然太正确了，“无图纸设计、无工艺加工、无报表管理”的三无境界，即使放在当下工业4.0语境，仍然是令人敬仰的目标。

然而当年急功近利的样板工程，重快马引进而轻基础转化的示范项目，眼光向上不向下的思维，错过了将工程资源和工程技术体系数字化的最佳窗口期。

遥望1958年大炼钢铁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整个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所有资源都为“钢元帅升帐”让路，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所有与铁沾边的金属制品包括做饭的锅，都被强行征集或者自愿交给了小钢炉。结果，土法上马的炼钢炼铁，最后几乎全成了废品。由于缺乏人手去收割庄稼，许多作物烂在地里。轻工业被急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急剧扭曲，严重失调。1958年本是粮食大丰收之年，随后却是饿死几千万人口的三年自然灾害。

土法大炼钢铁

对此，历史已有定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是最黑冷的时代笑话。

再看工业4.0的大制造

全民凭热情参与的事情，往往是毁灭性的灾难。群体激情一旦被燃起，它指向的方向就不再容易受控制。最早探讨大众心理学的《乌合之众》一书中，作者古斯塔夫描述了1789年前后法国大革命不可思议的精英疯狂与群众心态，让我们看到了那种非理性的集体狂欢和群体意识如何失控的可怕景象。

本周一民生银行联合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首次对外发布《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报告》。报告显示，企业家总体对宏观经济充满信心。超六成企业家认为，下一个风口将会出现在智能制造业。

图片来自《新京报》

真的这么多企业家相信智能制造是风口？要么言不由衷，要么群体意识的狂热，隐现其中。

上上周看到一个新闻，“德国工业4.0中国首家试点项目启动仪式在隆力奇举行”。

大骇不已：

谁可以，如此之豪口，成为“首家试点项目”？

又是谁可以，以如此之魄力，将头衔分封出去？

再细看，江苏隆力奇两年前投资6个亿的工厂项目，现在一摇身就变成了德国工业4.0中国首家试点项目。最重要的外国伙伴Coesia，不过是意大利一个小有名气的包装机械供货商（倒，意大利人也来讲工业4.0？），外加德国制造机械联合会VDMA的上海首代，就可以有权宣称有权见证德国4.0首家试点项目？再细看，常熟市政府也是迫不及待的背后推手。这把火催的，是不是也太急了？

再看看最近有大专家牵头的智能制造网。这可真是一个“天罗地”网。这个“天罗地”的大口袋，搜刮了所有行业的关键词。你能想到的所有关于热点的词，都宽宽松松地放在它的兜里，归它所有：“大制造”、“智慧制造”、“柔性制造”“泛在网”“云池”，简直无所不能。可是，当下有多少数字化资源，能真正地接入到云端？它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像样实在的服务呢？一夜间，它就可以落地示范了？

如果我们把它的功能说简单一点，单纯一点，专业一点，小制造一点，不会更好吗？

红领集团以区区30亿产值的体量，就迫不及待地声称中国工业4.0版本，还把四处讲课对外授经当成一个全新的生意。说到底，不过就是款式相对简单的男式西装的订单驱动吗？摇曳多姿的女人服装，为什么不能实现定制化生产呢？既然它号称之前沉底12年才磨好了这一剑，为什么不接着闷声继续磨剑呢。四海之滨，莫非浮夸风起之地？大家都在搅动别人，也被别人搅动？

“中国制造”为什么不能做“小”一点的事情？微小创新，局部改进。小数据要管用的多，至少它能解决局部问题，局部试错。数据本来就可以有价值，干吗非得加上“大”才能令人信服？

说“大数据”就是高科技，说“数据”就只是一坨泥。

说“智能工厂”才能提气，说“数字工厂”就会觉得矮人一头。

东汉立国皇帝刘秀再次恢复汉朝的时候，对所谓“大风气”深恶痛绝，舍弃四面开阔的长安，而宁肯选择相对狭小的洛阳立为国都；显赫官职如“大司马”（国防部长）“大司徒”（丞相）“大司空”（礼仪谏议），都去掉了“大”字而改成“司徒”、“司空”。这固然是光武帝谨慎的性格使然，然而经过王莽夺权和赤眉绿林之乱，东汉人口已经不及以前西汉的1/3，现实中的“大”也让人觉得很假。

比起西汉的华美，后期的东汉是一个朴素实用的时代。

中国制造的浮夸之气，坏就坏在大钢铁，大数据，大制造的心态上。每个大公司都要做示范工程，每个企业都要做平台都要做生态，都怕被别人“生态”了。

坦率地讲，政府规划中的示（fen）范（qian）工（yun）程（dong），也助长了这种风气。企业也有苦衷，如果不说宏大的主题，政府为什么要给你拨款？可是如果政府主导的示范工程，尽是花钱摆阔买进口设备，示范又有何意义？

最糊涂的一笔账就是“智能工厂”示范。毫无疑问，只要工厂自动化甚至无人化程度高，可视化做得漂亮，数据在大屏幕上滚来滚去，物流车在电子地图上移来移去，这就是我们完美的智能工厂。可是，只需要花大钱买进国外设备，就可以形成大制造的骨架——这是国外供应商最最喜欢的。然而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数据可以分析，有多知识经验沉淀下来，有多少工程技术体系被数字化，有多少是真正是可以传承的工业技术，无人关心。

这样的大制造，只会再次关闭一个绝好的数字化转型窗口。

如果新的工业革命的窗口正在打开，我们只谈“工业强基”，只谈液压件只谈新材料，只谈基础技术转化，只谈企业如何真正数字化，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吗?

看看美国的NNMI（国家网络制造创新）计划，全部落在了推动产学研的生产力转化上，包括数字制造平台、新材料、3D美国造等无一不指向了最为基础的技术能力。重点是转化，不是示范。

中国大制造，大工厂，都是舶来品，一个智能工厂作为万国供应商博览会，有啥好示范的。

工业4.0之风，如果导致了人人都被动员，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一定是个毁灭性的事件。如此下去，工业4.0将会再度延迟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进程。制造业是一个工程师精神攸关的事情，拒绝也不必全民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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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联讯咨询公司总经理，致力于制造业信息服务多年，对工业4.0有一定研究。欢迎交流，[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