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叶明：学学新加坡，补一下短板如何?
我上一篇文章《来点实际的！我为什么对新加坡有信心？》主要谈了戴口罩的问题。我主张要科学理性应对。后来看到国内也在说“科学防控”，不再强调人人都得戴口罩出门了。看来两国的防疫思路正在靠拢。
上一篇文章我还谈到恐慌的问题，“大量病人同一时间涌入发热门诊，恐怕是武汉疫情恶化的另一重要原因”。反观新加坡，这里有大量私人诊所、全科医生，李总理说“在家治疗”，是真的会有治疗，不是“在家等死”！别的不说，这套医疗体系，至少在防止交叉感染方面是有效的。
所以我说，如果武汉能像新加坡，有大量的家庭医生，避免普通病人去医院交叉感染，疫情何至于如此严重？中国网民抨击新加坡的，恰是中国应该向新加坡学习的。
没想到这段话引来不满。有人留言说，“移民就移民了，但是不要吐槽中国！”他认为，“中国现在这种处理方式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
后面这句我同意。中国的抗疫方式，如封城、对几乎所有大城市进行封闭式管理，让所有人外出都戴上口罩；在武汉以最短时间建起火神山、雷神山和多个方舱医院。这样的力度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为此自豪是可以的。
至于这位网友说，移民了就不要吐槽中国，哈哈，我说中国有短板，网民不应该不知道，甚至对自己的短板产生莫名的自豪，这算吐槽吗？就算是，这吐槽有什么不对？谈问题应该就事论事，没必要扯什么身份吧。对中国，外国人能吐槽，中国人能吐槽，移民就不可以？这不是很奇怪吗？
言归正传，虽然整个“战疫”还没有结束，但总体来说，最凶险的阶段已过去，战局已经稳定，接下来应该是看中国如何走向胜利，彻底战胜病毒了。所以这个时候做个“战疫”复盘，检讨一下最初阶段的得失，我觉得正是时候。
以新加坡为例。这次新加坡应对疫情，不仅政府动作快，而且大家都有默契，一宣布应对级别为黄色，各部门包括医院、学校、公共图书馆等，马上就知道该干什么，私营机构也及时跟进，社会也没有出现大的恐慌。这与上次SARS之后制定的应对机制有关，在不同应对级别，都有相应的预案。
当年我在新加坡经历SARS时，可没觉得这么井井有条。当时的印象是，面对危机，政府也是雷厉风行、全力以赴，但少了一点从容不迫。事后，新加坡政府及时补上了应对机制的短板，我觉得这次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比如政府把应对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各大医院除了常规测体温、登记身份，还开始限制探视、限制陪诊人数，减少进入出医院的人流。这如果没有预案，动作能这么整齐划一、自动落实吗？这显然是为了预防医院出现聚集性传染。而新加坡遍布邻里的私人诊所，在分散病患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实大疫之后的检讨，尤其应该针对制度上的短板。前几天我看新闻里有位领导已经开始在谈这方面的内容，他说的两点我印象深刻（没看全，可能不止两点）：一、中国应该建立对新传染病的预警机制；二、应该加强全科家庭医生队伍的建设。对此我深以为然。
看过我之前文章，或在随笔南洋群里看过我发言的人都知道，我对中国“战疫”初期的表现，是持肯定态度的。世卫组织也一样啊。新加坡的部长也持相同观点，还对中国表示感谢。他们认为，中国及时通报，并用最短的时间测定病毒基因序列并分享给世界，采取封城等坚决措施为世界各国跑赢病毒争取了时间。
但还是有人指责中国瞒报，本地有时评家认为这是“马后炮”的自以为是。比如他们问为什么第一起病例是12月8日，到31日才公布？其实是他们不了解，12月8日是第一起病例，那是倒推出来的。后来这个结论不是被新的论文推翻了吗？
发在柳叶刀上的那篇论文，说第一起病例另有其人，是12月1日。文章是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生写的。该院是最早定点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那里的医生正在从早期病例中查找谁是0号病人，这是为了寻找传染源头（至今不明）。
这下网民炸了，柳叶刀揭露了真相——12月1日就有病例了，当局12月31日才对外公布。这不是铁板钉钉的瞒报吗？可这样的指控，显然是因为他们不懂医（我也不是学医的，但我从小在医院长大。这个故事以后再说。）
其实流行病学调查（查传染病），就是一种“马后炮”式的调查，必须先有病例，而且是一定数量的病例，才能下结论。所以结论必然是回朔性的。拿医生1月底做的结论（病例都在12月，他们在回朔调查哪个是首起），来质问你12月就知道了，为什么不早说？还真是让人无语。
但你无语，人家却振振有词：你们这些医生、专家，必须对这件事负责，谁谁谁必须向人民交代。义正词严，但这不就是“医闹”吗？完全不懂医，但理由简单而“充分”，反正死人了，医生就得负责，就得交代，甚至还要“杀人偿命”。
大家现在都知道这是什么病毒了，这个病毒有潜伏期，初期症状轻微，甚至核酸检测都查不出。但不知道这些的时候，病人可能自己都不会去看病，看了也可能被误诊，武汉的医生能在27号意识到并迅速上报，科研人员能迅速测定病毒基因序列，连世卫组织都认为这是神速且过程透明，可还是挡不住各种“医闹”式的兴师问罪。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
那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感染？当然，肯定是有问题的。这就是我认为要补短板的地方——预警机制。既然流行病学调查总是“马后炮”的，而且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医学界必然要花时间去认识，才能得出结论。那有关部门非要等专家有结论后才防控，那不是早晚了吗？
张继先医生
其实简单复盘一下就知道。武汉的张继先医生12月27日首先上报，就是因为怀疑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不然，武汉疾控中心就不会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了。而且他们30号上报，31号中央的专家组就到了，世卫也很快得到了通报。
其实这个时候（12月27日-31日）就应该启动预警机制（目前好像并没有这个机制），应该是边防控、边调查！否则万一最后查出是传染性强、致病性高的传染病，等有结论的时候（1月20日）才行动，大错早就铸成了。
除了这块短板，还有一块就是前面提到的家庭医生。当大家知道这种新型肺炎能人传人，初期症状跟感冒相似，后期或迅速恶化并造成死亡时，必然是得感冒的人也会担心，也会涌进各级医院的发热门诊，于是很多人在朋友圈抱怨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大排长龙，找不到医生……
我相信他们一定都戴了口罩！可是能避免被传染吗？连有经验、有医学知识和训练、有严密防护的医护人员都有上千人被感染！普通病人能有几人幸免呢？
一月份原本就是感冒高发季。武汉这样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有几万人得普通感冒很正常。如果在恐慌情绪下都涌入发热门诊，这不是等于在搞“聚集性感染”吗？最后被查出染病，不意外吧？要是没查出，更糟糕！他们会不会把病毒带回家？会不会是刚染上，还在潜伏期？那最终被感染者更要翻番了。
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一是避免恐慌，二是要有大量家庭医生，普通病人可以不必出门，或者在楼下、在邻里就能及时就医；看不好或被列为疑似后才送去医院。而这就是我说该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
疫情是越小越容易处理，反应越快代价越低。如果在省市一级解决不了，中国当然能以举国之力打赢这场武汉大会战。武汉胜则中国胜！但如果能补齐应对机制上的短板，武汉是不是有机会把这场大会战，打成小规模城市攻防战呢？同样是武汉胜，哪个代价更小一点呢？
★ 作者：李叶明 ★
随笔南洋网主编，专栏作家，联合早报特约撰稿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新加坡宗乡总会《源》杂志编委副主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等多项本地赛事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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