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出海：捧杀和棒杀，都是他们想看到的！
围绕方方日记的争议一直存在。有人赞她以平实的语言、敢言的风格，为外界了解封城的武汉提供了宝贵窗口；也有人指她有意无意强化虚假叙事，记录的道听途说缺乏真实性。随着《方方日记》海外出版，对相关争议更是火上浇油。
笔者注意到方方，是从一张图片开始的。该图说是武汉一个火葬场门口堆了一大堆手机，图片说明指这些手机是新冠死亡病患留下的，是“方方”看到的。很多人以为这是方方发的。
这张图片和说明给我很大震撼，也引起我对方方的注意。因为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图中那么多遗留的手机，是要死亡多少人啊？
后来很快有人辟谣，说这堆手机与新冠病人没有关系，与火葬场也没有关系，与方方更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收旧手机的人把收来的手机堆在一起。后来方方也发声明，说有人盗用她的名字在造谣！
笔者至今搞不清楚，造谣者的目的是什么？说想嫁祸方方吧，如果这个图片是真实的，人们会更佩服方方敢说真话；如果是假的，那总会水落石出，也嫁祸不到方方。
最有可能的恐怕还是恶作剧，博眼球、博流量；或是借方方之名，想增加其谣言的可信度，以期骗到更多人。
其实，造谣是搞不倒方方的，反而会给她做了“广告”，更提高了方方的知名度。
只要有知名度，臭名也值钱！笔者多年前曾采访过年广九，当时他刚被释放出来不久，社会上对他的负面“谣言”很多，说什么三氓：文盲、流氓、法盲等等。
年广九对我说，我不怕人家“臭”我， 大家都“臭”我，就都知道有一个“傻子瓜子”，傻子瓜子的知名度也就上去了，许多人都想买一袋“傻子瓜子”来尝尝味道，一尝，瓜子是香的。我人“臭”了，瓜子却“香”了，销售量上去了。所以说：臭名也值钱！
联想到那个发图片的人，也许是想“搞臭”方方，结果弄巧成拙，等于给方方打了广告！
许多人说方方是著名作家。笔者孤陋寡闻，还真没看过方方的文学作品。日记倒是看过几篇，也没看全。我个人认为《方方日记》不能算真正的文学作品，倒更类似于新闻报道 ，与其他自媒体的报道是一样的。充其量算是“报告文学”。
网上有人把方方与文学大家相提并论，易中天还说，站在方方一边，就是站在“人”的一边。我觉得，说过头了。
有人建议给方方申请诺贝尔文学奖 ，坦白说，《方方日记》的文学价值并不高，若能评上诺贝尔文学奖，那这个文学奖也太掉价了。
方方自己也说：“只不过因为被封在疫区，因为约稿而写了60篇疫区生活的记录，仅此而已。”
文学与新闻的最大区别在于：文学可以虚构，新闻必须真实。《方方日记》用文学的笔触写真实的生活，并非坏事。但令人诟病之处是方方写进日记的事，有的被指道听途说。方方作为作家，不是记者，她似乎并没有查证事实的习惯。
而新闻是“用事实说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在新闻的事实里面，就是作者要想说的“话”。即便方方日记所写的事实没有问题，也不等于作者没有“偏见”。因为还要看她写的事实，是反应事实的全貌，还是某一方面。
笔者读《方方日记》，看到的是方方一直把这场灾难定义为“人祸”，中国的“人祸”！作者用的“事实”都是为了说这句话。这在很多读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而海外出版社看中的，恐怕恰恰是作者想说的这一点。
方方在日记里说：政府隐瞒疫情，“20天的延误，20天的隐瞒，带来的灾难当然不止是死亡一件事”，她以教训的口吻让政府向武汉人民感恩，向武汉人民谢罪！她说：“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一一1000多万武汉人民感恩”。
她还写道：“政府还要尽快向人民谢罪。现在，是最应该反思和追责的时候。一个理智的有良知的并能顺应民意安抚民心的政府，在疫情向好的此时，急需做的一件事，即迅速成立追责小组，立即详细复盘疫情始末，查明是谁误了时间，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欺上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这场灾难？”
可是细想一下，“20天的延误，20天的隐瞒”，是两个不一样的事实。比如美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因为延误，但谈不上什么隐瞒。延误可能由各种原因造成，甚至可能只是反应慢。可方方在文学的排比句中，把延误和隐瞒自然而然地划上了等号。这就不属于新闻的写法了。
再说“感恩”，方方多次要求武汉的领导向老百姓“感恩”；而武汉市的领导说市民应该“感恩”（外省市的援助、国家的支持），而且只是这么一说，并没有发生（要求必须感恩）。就算有，也只是对感恩的对象有分歧。笔者认为都没什么错。在这方面需要如此对立、大做文章吗？
笔者注意到，作家六六日前到武汉市采访，她问当地领导：疫情防控为什么在开始时被耽误了？领导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拿地震来说，一些地震前，连老鼠猫狗鱼等等动物已经有反应，但往往人类并不知道，所以地震发生后容易造成巨大伤亡。
同样面对新冠疫情，“完全没意识到病毒如此凶险”，也属正常。即使当时专家也有不同意见，还有误判说不会“人传人”。很多人批评“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可就算上报了，国家卫健委派来的专家组，也不是马上就有结论的。以后来对病毒的认识，来批评当时的专家，那不是事后诸葛亮，站着说话不腰痛吗？
而方方说的“20天延误”，显然是指上报后，到封城前。可既然都已经上报了，又谈何“隐瞒”呢？武汉市民当时并非不知道有新冠肺炎，只是不知道它有多严重。因为专家们也不知道！当时还没有形成一致结论。
当然，这不是说武汉政府完全没有错。比如新加坡，在收到中国向世卫的通报后，并没有等是不是“人传人”的结论，就从1月2日开始防控了。这是新加坡能在最初两个月“佛系抗疫”，不必封城的重要原因。
对于武汉，有经验，也有教训。在疫情最凶险时期，国家事实上已采取许多补救措施，包括临时换帅、派巡视组查处不力官员等。相信在疫情后，即使方方不说，国家仍会继续追责，并补上防疫体系的短板。
如今再看，当中国疫情紧张时，许多国家并没有引起重视。最早面对输入型病例冲击的日韩及东南亚，目前看都不是表现最差的。远隔万里的欧洲国家自三月成为疫情的“震中”，自三月下旬，“震中”转移到美国。美国目前确诊病例超中国6倍，死亡病例是中国的7倍。这个责应该谁来负？
起初，世卫组织建议健康人无需戴口罩，很多国家包括新加坡也一样，都不鼓励健康人戴口罩。这项建议与不知道存在“无症状感染者”有关。后来确定这一事实后，世卫和很多国家都改变关于戴口罩的“指引”，甚至开始强制戴口罩。对此，有谁说要追责了吗？
在中国爆发疫情后，一些西方国家幸灾乐祸、说三道四；武汉封城，他们指责中国不尊重人的自由，侵犯人权等。没想到，轮到他们自己时，他们也采取封城等措施。请问有人追究他们“封城封迟了”的责任吗？
不知者，难追责！当事情没有落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没有做什么，这是难以追责的。就比如地震，如果谁都不知道地震会发生，那要怎么追责呢？在这次疫情发生后，湖北省长和武汉市长并没有被撤换，说明国家对“不知者”是网开一面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现在海外一些媒体热衷于宣传方方，有出版社出《方方日记》外文版， 在笔者看来，先不论政治动机，这只会害了方方，是在“捧杀”她。
方方在海外媒体没有宣传她及出书前，已经是网络“名人”了，虽然有不少反对者，但挺方方的毕竟占多数。但是在海外出书后，网络上“黑”她的人暴增，反对她的人迅速飙升，一时间几乎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
大家认为，在这个节点方方到海外出书，会被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甚至不乏“阴谋论”猜想，把方方出书与海外一些国家对中国索赔连在一起，于是有了“方方在给强盗送刀子”，“给西方送子弹”的说法。
显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外媒体对方方越是“捧红”，就越是帮倒忙！变成不折不扣地“捧杀”方方了。
在外国媒体“捧杀”方方的同时，中国一些网友却在“棒杀”方方。
方方说：那些攻击我的人，暴露我家住址，对我造谣诬陷，扒了我家几代人，甚至有人公开举报我房产来源有问题。方方近日更遭到所谓“极左人士”的围攻。方方说，“竟然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
方方说，我的言论尺度，是许多人都会有的言论尺度，如果连我都不能容，人人都会感到害怕。她说，“现在网络上几乎跟文革时差不多了”。她认为这个裂缝的产生，是“极左人士”刻意挖出来的，他们曲解和放大他们需要的言词，配假照片造谣等等，“这个裂缝根本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笔者不否认，《方方日记》有瑕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一些描述并不符合事实。但它的最大价值，是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一份温暖和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同时给后人提个醒、敲个警钟。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说话都“全面”。所谓兼听则明，先要允许有不同声音存在，才有兼听的必要。谁会指望，只听一个人的言论就能得到“全面”？对于方方的言论也是如此，没必要动不动就以“正能量”去要求，否则就冠以“片面”和“误导”等罪名。
真正伟大的时代，应该是能包容各类批评的时代。和谐社会不等于只有一种声音存在。有百家争鸣，才有百花齐放。把不同声音都“和谐”掉的社会，肯定不会和谐。
尤其当前，疫情防控不能放松，恢复生产和保经济，任务更重。方方出书引发的争论，笔者认为意义不大。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想把“三观”不同者的思想都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吵来吵去“口水战”的唯一作用，恐怕是让给方方出书的外国人更兴奋，更会去这么做。
作者：田柏强
原安徽工人日报记者，现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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