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牧师致著名作家野夫的公开信

野夫老师

野夫老师：

您好！

自前日深夜与您微信问安之后，心里久久无法平静。老师侠肝义胆，文惊海内，天下有识之士，莫不敬服，文坛幸甚，江湖幸甚，人心幸甚！

我与您的朋友萧三匝、方舟等人都是好友，得知您在信仰方面有些疑虑、踌躇，因此不揣冒昧，给您写一封长信，希望能消除您的疑虑，坚固您的信心。如此，则是中国知识界更大的幸事！本来想继续通过微信与您交流，考虑到这个话题实在太大，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所以我采用了写信的方式。因为您的困惑其实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困惑，所以我采用了公开信的方式，恳请您能谅察！

让我们先从“多难兴邦”这个话题开始谈起。在新.冠.肺.炎.疫情如此深重的当下，又有人开始说“多难兴邦”了，可是“多难”如何才能“兴邦”呢？按常识来说，只有反思灾“难”，才能“兴邦”国。

需要反思的方面很多很多，比如：如何确保真相畅通无阻；如何形成良性治理机制；如何构建有效的防治体系；如何让社会团体合理参与人道救济；如何重建我们的社会等等。

可是，仅仅这样就够了吗？不够。正如我们共同的朋友萧三匝所言：“信仰重建才是社会重建的根本。”我们不得不追问：当下中国所出现的人心、道德、制度等等困局与接不接受基督教究竟有否必然联系？

我要谈的是终极问题，关于这个话题，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上帝真的存在吗？

二、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的上帝而不是儒释道或伊斯兰教的最高存在？

三、如果真有一位上帝，祂为什么在中国人面临如此大的瘟疫的时候不出手拯救？

四、启蒙为何总是失败？

五、基督教与文明重塑之间有何关系？

一、上帝真的存在吗？

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历来有两种回复思路：其一、上帝是不能被证明的；其二、上帝是可以被证明的。前者认为，能被证明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证明的手段是人的理性，而上帝是超越理性和知识的，是一种无限性的存在，因此不是上帝不能被证明，而是有限性的人根本没有能力证明无限性之神的存在。如果人能看到上帝的存在，那么说明上帝比人的眼界更小；如果通过理性可以推理上帝的存在，那么说明人的知识结构是可以完全知晓乃至超越上帝的。很显然，这是不成立的，因为人凭自己的理性根本无法测透上帝。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可以被证明和理解，而是说上帝是一位超越人理性的存在者，人单依靠理性和知识是无法知晓上帝的，除非上帝启示人、显明自己，即人只有在接受和信服启示的情况下才能明白和知晓有关上帝的信息。

那么第二种说法（上帝是可以被证明的）怎么理解呢？事实上，大体上有如下五种证明方法：

本体论说法：认为任何人心里与生俱来都会有至高无上之上帝的概念，按中国人的理解就是人与生俱来都具有“敬天”的意识。它可以让人强烈到都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比这位上帝（上天）更伟大、更完美的存在。而之所以人会拥有这种天生的上帝概念，那是因为上帝概念背后就是实实在在的上帝存在。因为既然心灵本能认定上帝是那无比完美和伟大的存在，那这个本能的上帝概念一定源于上帝存在的现实。我们可以形象地举个例子：如果人本能地喜欢吃一些好吃的食物，那说明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美食；如果人本能地喜欢听一些美丽的声音，那说明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美丽的旋律；如果人本能地喜欢看一些漂亮的画面，那说明世界上一定有很多迷人的景色。

宇宙论说法：宇宙论说法可以称之“后天证明”，即从后天的具体经验入手，反推上帝的存在。其要点共有五点。（1）运动：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由他物所推动，以此推论，必定有一个不受他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上帝）；（2）原因：任何事物作为结果必定有其原因，以此推论，必然有一个自因的第一原因（上帝）；（3）必然：任何事物必从他物处获得其存在的必然性，否则将会有某一时刻，世界不存在。如此推论，必有一存在者（上帝），它自身就是必然的，且能赋予他物以存在的必然性；（4）等级：世间万物的真、美、善一定有不同的程度之分，即其有多与少、优与良等不同程度和等级。既然有差别，那一定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存在，即有一位最真、最美、最善的存在者（上帝）。（5）目的：既然世间万物拥有秩序，那么其存在就一定有其设计和目的。由此不难理解，宇宙万物必定有一位充满智慧的设计者（上帝）。

目的论说法：是以现存的宇宙为切入点，旨在通过宇宙有条不紊的秩序性和目的性推论出其背后那位充满智慧的创造者和设计者。因为既然宇宙运行充满秩序，那么其存在就一定是有目的的设计。由此不难理解，宇宙万物必定有一位设计者，这位设计者希望宇宙万物能导向一种美好的结果。我打个比喻，假如你在沙滩上行走时，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块设计精巧、雕刻精美的手表时，你一定不会认为它是自然在的，必定会认为它是出自一位智慧的手表匠。照样，当人看到宇宙万物如此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地运行，不难推理其背后必定有一位设计者和主宰者。

道德论说法：人仅凭理性既不能反驳也不能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上帝属于超验领域，而人属于经验领域（现象界），因此思考伦理道德时会驱使人不得不接受上帝的存在，即“道德必然导致宗教”。因为上帝必然会是人道行最终的主宰者，上帝会使所有修德的人得到终极幸福回报的保证。要追寻幸福，就必须要具备与幸福相匹配的德行，只有具备德行的人才配享有幸福，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只能通过仰望上帝。所以康德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其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其二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有关上帝的存在，康德还说过：“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但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

意志论说法：这个说法承认人的理性在认识上帝时的有限性和不充分性，因此试图从意志角度来显明人选择上帝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比如说，上帝是否存在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如果双方的证据都不充分，那可以继续求证，但无法保持中立。因为不做出选择本身也具有极大风险，因为假如上帝真的存在的话，那悬而未决同样有可能失去真理。因此，与其惧怕错误而举棋不定，还不如凭借“信仰意志”勇敢地做选择一次上帝存在的决定，因为很可能就将带来最大的益处。究竟如何决定，大体分为四种情况：（1）上帝存在，我信；（2）上帝不存在，我信；（3）上帝存在，我不信；（4）上帝不存在，我不信。分析一下，第2、4种情况选择上帝都不存在，因此不管输赢都不会有什么损害，如果是第3种情况那么就赌输了，因为上帝存在，人却不相信。而唯一获利的便是第1种情况上帝存在，人也相信。很显然，选择第1种是最合理的，因为这样至少不会对自己产生损害。

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确是关乎“今生与来世”的非凡赌注。人押注的只是短暂而无法留住的今生今世，而结果则是无法估量的来生来世。若赌赢了，你将获得永生的救赎和盼望；若赌输了，你并没有失去什么。这应该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当然要赌上帝存在喽。

二、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的上帝而不是儒释道或伊.斯兰教的最高存在？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基督教信仰呢？基督教与儒释道及伊.斯兰教究竟区别在哪里？

我们先以“此岸”与“彼岸”的关系来比较各大宗教：儒家认为，人生只有此岸，不需要彼岸；佛教认为，人只需借由自身努力就可抵达彼岸；伊斯兰教认为，人必须要确信彼岸有一位上帝（真主），只有祂才能带你抵达彼岸；基督教也坚信彼岸有一位上帝，同时确信彼岸的上帝曾差遣耶稣成为了此岸与彼岸沟通的桥梁，然后差遣圣灵引导人从此岸顺利抵达彼岸。

这里的区别有三层：第一层区别是有没有彼岸的问题。除了儒家外，其它三家都有彼岸概念。第二层区别是抵达彼岸的驱动力问题。佛教的驱动力是自力，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驱动力是他力，即上帝与安拉。第三层区别是抵达彼岸的途径问题。伊.斯兰教认为仅相信安拉就可以，而基督教认为必须要借由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引导。

这就是我主张基督教的理由。在我看来，在终极关怀方面如上四家的依次排序是：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家没有给你彼岸，就等于无法提供终极关怀的盼望；佛教的彼岸是基于自力的，人是很有限的存在，自力型的拯救根本无法实现，而且这个彼岸观念不是基于启示，而是人顿悟出来的理想世界；伊.斯兰教的安拉事实上倒与基督教的上帝同为耶和华，但是伊.斯兰教只是提供彼岸真理，却无法提供抵达真理的途径。而基督教最根本的特色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信仰（圣父、圣子、圣灵），它不仅告诉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存在，而且还提出这位上帝差遣祂爱子耶稣成为拯救我们的中保（桥梁），同时还告诉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圣灵会引导我们去认识上帝和经历人生。

在这里，我想打一个比方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世界想象为一座监牢，有几个身陷囹圄的犯人分别代表儒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很显然，能早日脱离囚禁状态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为此几名囚徒分别秉持不同的求救态度：佛教徒采取的方式是念经打坐试图修成涅槃境界而超脱监牢；道教徒采取修身养心的做法试图得道成仙或隐居仙境；儒教徒采取克己复礼的办法，试图以君子的仁、礼打动监狱长，从而在监牢里得到最惠对待；而基督徒的做法则只是单单寄希望每年一度的总统特赦令，从而得赦出狱；伊.斯兰教徒也希望外面有人去拯救他出来，但是他只是停留在想象阶段，即无法确信会有总统特赦这一恩典。

对于这个比喻，我想说明的是，对于囚徒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他们在里面应该怎么想和怎么做，而是究竟谁有权力或者有能力打开囚门释放他们出来。就是说在这种处境下，最关键的不是囚犯自身的行为应该如何，而是囚牢外有没有一种权力可以释放他们，因此解脱囚禁的希望不在监牢内而在监牢外。因为在监牢里的囚犯无论做得怎么样，都无法改变自身已被剥夺权利的命运，就是说他既没有拯救自己的权利，也没有拯救他人的可能，即使某位囚犯好心好意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无法解除囚犯身份。获救的希望不在囚犯的良好行为，而在于囚牢外的有效权力。只有出了监狱，良好的德性、秩序、修行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否则在根本上都无法改变现实的囚禁状态。

三、如果真有一位上帝，祂为什么在中国人面临如此大的瘟疫的时候不出手拯救？

作为湖北人，或许此时您最关心的还是家乡的灾情，因此一想到宗教信仰，你可能会问：为何上帝会允许灾难发生？为何一些无辜的人也同样遭难？

从基督教角度回应，我个人把导致苦难或灾难的观点归类为五种：一是原罪堕落论；二是本罪惩罚论；三是人为过失论；四是魔鬼攻击论；五是上帝试炼论。这五个方面互不冲突，人类历史上的灾难和苦难大体缘于这五个因素的某一种或某几种共同构成，更有可能是几种因素一起促成一次灾难。 

第一因素：原罪堕落论。起初人类被造时的环境是没有灾难和苦难的，日后人类之所以会经历灾难和苦难，其根源在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约（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被定罪，于是苦难和灾难便逐渐临到了世界。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上帝刚与人类始祖立约的时候，祂是把亚当夏娃当作人类的代表看待的。也就是说，如果亚当夏娃履行与上帝的盟约，那么全人类都将蒙福；反之，全人类都会受到惩罚。事实上，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人类其实都已处于苦难之中，区别只在于苦难类型的不同，苦难不仅仅体现为饥荒、疾病、战争等事件，也体现为失落、后悔、嫉恨等情绪产生的痛苦感受。因此，人类自始自终都在苦难里，就算人类没有战争、疾病、饥荒这些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苦难事件，也必然会有后悔、嫉恨、烦恼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痛苦感受。

第二因素：本罪惩罚论。亚当犯罪影响全人类的结果是使得人人都有原罪，而具体每个人自己在世所犯的罪则叫本罪。从本罪角度而言，灾难的产生或许是因为不同时代人类现实的罪行所带来的结果，比如《旧约》所记载的上帝毁灭所多玛、俄摩拉城事件。当上帝查实两城罪大恶极的事实而准备实施惩罚时，亚伯拉罕曾在上帝面前六次求饶。刚开始，他问上帝，假如城里有50个义人，上帝会灭城吗？上帝说不会。他又问，45个人呢？上帝说不会。他又问，如果是40个呢？上帝说也不会。接着他又问，如果是30个呢？上帝照样说不会。之后他又提到了如果是20个呢？上帝还是说不会。最后，亚伯拉罕鼓起勇气说，如果是10个人呢？上帝最后答复，如果有10个义人也不会毁灭城市。之后，亚伯拉罕便放心地走了，因为他心里琢磨无论如何10个义人应该是有的。可没想到的是，两座城市竟然只有罗得一人被称为义人。可见当时的人实在已恶贯满盈、罪不可赦。因为，一方面上帝已分别差遣诺亚和罗得多方百计规劝人们敬畏上帝、改过自新；另一方面，人们不仅没有痛改前非，还对上帝和信奉上帝的人恶言恶语、咒天骂地。所以，上帝要惩罚他们。 

第三因素：人为.过失论。如果说“原罪堕落论”和“本罪惩罚论”是指信仰层面的因素，那么“人.为.过.失.论”就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行为过失或政策失调，它通常不是指信仰上的罪行，而是指行为习惯或政策不规范或失策。拿这次肺炎疫情来讲，举国上下都清楚，此次武汉各级部门的人.为.过.失要为肺炎疫情的大面积蔓延和扩散负重要的责任。

第四因素：魔鬼攻击论。上帝也会许可撒旦攻击义人而带来其家破人亡的结局，其目的就是要显明上帝所兴起的义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上帝的意思就是要显明自己忠心儿女们的终极盼望不仅在地，更是在天。这是否显示上帝的残忍和冷酷？即为何上帝会许可撒旦攻击义人，乃至许可义人的家庭遭受撒旦株连式的攻击？这就带出一个基督教信仰终极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在人看来，的确生与死是天大的事。但在上帝眼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特别关键的人生观，即人生在世就如客旅。其意表明，人死归天一定是比人生在世好得多，如保罗所言“好得无比”。 

第五因素：上帝试炼论。即上帝要通过不同环境，来促使信徒能更深地认识祂。事实上，在经历上帝试炼而经受苦难的人，通常会有一种特别丰富的生命气象。在他们看来，苦难不是指贫穷、疾病或凌辱，真正的苦难乃是因为心里没有上帝或不真正认识上帝而导致的价值虚无和精神空虚。而幸福也不是因为家财万贯、富贵荣华，真正的幸福在于身处任何环境都会感到平安、喜乐和满足，这种不同绝不是一种心理的作用或精神的自慰，而是因为经历上帝试炼后所得享的灵性认知和信仰领悟。因此，真正幸福的基督徒，乃是他们能满足于任何环境的人，他们是能在任何环境里都学会感恩的人。因为其内心始终相信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境遇都是上帝最美好的安排。

四、启蒙为何总是失败？

近代以来，也曾有众多仁人志士思考过基督教信仰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基督教都不是很友好，无论是代表自由-主义的胡适还是代表社会-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抑或是代表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溟、熊十力，基本都是如此。

究其原因，这其中既有知识结构不整全带来的偏颇问题，又有民族情绪不理性抒发带来的偏见问题。就前者而言，民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法国式的反宗教式启蒙思想，而不是苏格兰式的尊宗教式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不仅孕育了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也从理论方面极大影响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发展。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但随着苏俄革命思潮的入华，多数学人迅速倒向了社会-主义，实质上这是法国启蒙思想之两大支流的合流，即反宗教的个人激进主义与集体激进主义的合流。此外，随着当时中国面临民族救亡及欧洲面临一战乱局，因此不少学人的思想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向，即一部分人转向了传统文化，另一部分则转向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样一来，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就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反基督教的共同阵线。这其中，自由-主义阵营往往会基于反宗教的法国启蒙精神来否定基督教的宗教价值，文化保守主义往往会基于文化主体性和民族自尊心来排斥基督教的生存空间，社会-主义则会从阶级斗争及唯物史观角度全盘否定基督教的存在意义。

就文明发展的战略而言，无疑这种掏空宗教精神的做法是极具危害的。它一方面会导致被抽离根基后的整个文明体系塌陷，同时又会导致恶性循环式的文明失序。因为既然世界不再有绝对真理和超验价值，那么唯一吸引人的就是比谁更激进和革命。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群体始终抱有宽容和多元的思维意识，但是基于知识结构之基础性的失序，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便逐渐向往激进和革命，这也为共.产.主义的入华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由此，20世纪的中国便最终走向了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

面对黑暗，人类文明可以寄希望于两种光明：启蒙和启示。启蒙是蜡烛，启示是太阳。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蜡烛是有效的照明工具，大家应该珍惜烛光，因为毕竟很多人正在黑夜里摸索，他们需要烛光来应付漆黑的夜色，以维系黑暗中的生存。但同时也需要有人告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否则人们会习惯于在烛光中生活。而真到晨曦升起时，人们就应该将希望投向阳光。因为既然太阳已经出来了，蜡烛就可以暂时收起了。阳光并不否定烛光，而是成全烛光！

因此，在我们反思百年来的启蒙和救亡议题时，应该要多留意苏格兰启蒙思想。因为，在苏格兰启蒙的路径里，把启示置于启蒙之前，因此很好地处理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理性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您我应该都会承认，中国人需要重建信仰。这不是说法治、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仁爱、诚信等价值观不重要，而是说这一切价值观都需要一种根本性的终极理念作为依托。

五、基督教究竟与文明重塑之间有何关系？

野夫老师，或许您还有一层比较现实的考虑，就是基督教究竟能给中国社会和文明形态带来哪些具体的动力，或者说基督教究竟如何才能塑造文明。

这涉及到现代文明与基督教之间的根本关系问题，我们先来探究二者之根本价值观背后的联系。首先便是基督教的原罪观。正是因为基督教主张人人拥有原罪，才导出人性和政权都需要制约。因为原罪观促使人人对人性和制度都产生提防，即随时准备防范无所不在的人性之恶，这在政治和制度层面演化出制衡权力的理念，这便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中三.权.分.立和宪.政.民.主的理念基础。基督教的原罪观导向了对人性和权力的不信任和怀疑，进而使得权力之间的制约成为了可能。

此外，当我们谈及现代性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基本精神时，不难发现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价值精神，即契约精神。现代性的基本理念正是在契约精神的背景下才在西方社会扎根下来。因为契约精神赋予人有自足人格，所以人应该是自.由的；因为契约精神赋予立约双方平起平坐的地位，所以人人应该是平等的；又因为契约精神赋予人人按各自的意愿签定协议的权利，所以民.主是当然的；此外还因为契约精神强调双方要循规蹈矩，因此法治是必须的。

所以，正是契约精神促成了西方现代文明。 厘清现代性背后的这种基本理念后，我们就不难理解现代性与基督教的内在联系，因为契约精神恰恰就是发源于古希伯来－基督教的宗教传统。透视整本《圣经》的要旨，其基本精神就体现在契约方面，即上帝与人的约定。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其中心话题就是神与人的约定。《旧约》主要说明了上帝与人的系列约定，即上帝与亚当的约定、上帝与挪亚的约定、上帝与摩西的约定、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定、上帝与大卫的约定。《新约》的基本精神也体现为契约，即耶稣之约，具体为耶稣作为中保成就了人与上帝之间的“新约”，耶稣之约双方以“十字架”为立约标记，耶稣的承诺是替全人类钉在十字架上赎罪，上帝的承诺是凡相信耶稣救赎并承认自己罪性的人都可以得享永生。

说了这么多，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类需要基督教信仰，不仅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制度、道德伦理、文明形态的更新和重建，更因为它是人性和灵魂的终极救赎。只有人心归向信仰和救赎，国家、社会才能拥有希望。也就是说，是先救赎后文明，要先救人后救国，先赦罪后教育。

野夫老师，我知道您的朋友冉云.飞、袁立等人也是基督徒，我想您可能与他们在信仰方面也有过深入交流。以上浅见，或许您早就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我啰嗦了。纸短意长，其实我还有一肚子话想与您分享，真希望有机会能与您面对面畅谈一次啊。

顺祝

        安康

         王文锋    敬上

 2020年2月24日

王文锋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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