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疫情控制不能成为隐私泄露的理由

撰文 | 余北

编辑 | 三猫

随着全国新型肺炎疫情逐渐严峻，多省启动一级响应，民众的防范意识也得到了提高。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各级政府纷纷全面排查武汉返乡人员，并对其进行行程记录、身体健康状况监测等。

但与此同时，大批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在网上，引起大量转发与关注。被公布与传播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电话、住址等隐私信息，给当事人带来了一系列困扰，如陌生电话辱骂、诈骗，房门被贴歧视性告示等。面对疫情，积极配合政府工作确实是武汉返乡人员应尽的义务，但这是否意味着疫情控制可以成为隐私泄露的正当理由？

诚恳地说，大多数传播隐私信息的民众也并不是心怀恶意，而是更多地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随着民众对疫情重视度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各省来自武汉的输入型病例越来越多，对武汉返乡人员的健康情况进行严格排查已势在必行。武汉返乡人员的信息属于政府为了开展工作所应该收集的必要信息，但也属于不可公开的个人隐私。某些政府人员私自将其记录并在网络上大肆传播，不仅没有对防范疫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反而给隐私被泄露的武汉返乡人员带来了生活困扰甚至精神伤害。

充满个人隐私的表格、文件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传播。有武汉学生发微博诉苦：“发生这样的事我也很害怕，很难过，在调查时我配合工作，没有瞒报任何个人信息。但提供这些信息是为了配合相关单位工作不是为了信息被披露！”然而很多评论并不理解他的委屈，更有人直言“生命重要还是隐私重要”“你那不算隐私”。

评论区的部分网友发言

但是配合政府工作就等于隐私应该被公之于众吗？虽然泄露此类信息的政府人员也是为了“控制疫情”，但“控制疫情”的出发点合理并不能导向“信息泄露”的行为合理。且不谈将武汉归乡人员的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信息到处传播能对抵御疫情有何帮助，未经许可私自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本质上便是政府人员对职权的滥用，不仅违背了政府公职人员的纪律，更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我国对公民隐私权有着严格的法律保护。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最高可达七年有期徒刑。即便考虑到疫情爆发的特殊社会背景，仍然有法律条文适用：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更何况普通的武汉归乡人员还远远谈不上“密切接触者”。

对于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武汉归乡人员信息的普通民众而言，由于其隐私保护意识的缺失，认为自己传播别人的信息并无什么错误，无意中便造成了普通人互相伤害的局面。疫情所造成的部分人的过分恐慌，使他们把枪口对准了此时段处于弱势的武汉归乡人群，进行自我的情感宣泄。有武汉归乡人员公布自己微信“新好友”通知栏，呈出的好友申请针对性极强、甚至出言辱骂。更有人在接起陌生电话时，被破口大骂。

被泄露隐私后，遭到骚扰的武汉归乡人员

隐私泄露所带来的精神压迫，成为了疫情肆虐下的新问题。一位武汉大学生尝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但联系相关单位后仍不了了之。“好像我们这边相关单位也并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可能既然全国都是这样的话，他们也觉得他们也没有做错什么。”被泄露隐私的群体，成为新的“疫情中的受害者”。

日本厚生省在通报日本的病例时，并没有公布确诊患者的国籍，而以“居住在武汉市的游客”代替，“国籍与疫情无关，我们出于对患者个人的尊重，不公布国籍。”与之相比，国内民间自发的“排查活动”触碰到了太多隐私的边界。对公共利益的担忧本不该成为伤人的利剑，面对疫情，不应歧视某片地域、某类人群，而应团结一致，共渡难关，才是当今抗灾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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