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是什么力量将莫迪拱上印度的神坛？
今天的莫迪，在印度几乎是半个神明一般的存在。他在群众中的威望无以伦比，完全碾压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历代政治领袖，直逼鼎盛时期的圣雄甘地。
在一众政治追随者心中，莫迪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在他的民族主义和改革大旗感召下，这些拥趸可以不计报酬的为莫迪的政治崛起做贡献——在选战期间，他们挨家挨户地探访民众，为莫迪争取选票；当莫迪颁布改革措施时，他的追随者们则随时召集民众，任劳任怨、不厌其烦地为老百姓解读政府的良苦用心。
而在民间，也广泛流行着对莫迪的迷信般的个人崇拜。如果关注印度舆情，我们经常会看到，印度人对莫迪有着超出理性的信任：面对印度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困难，许多印度人在承认客观困难的同时，却也有也都会不约而同的坚信——因为有莫迪的存在，所以这些困难最后都会克服！
因为莫迪，一切麻烦都会迎刃而解，这种基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而形成的信心，在外人看来无疑是十分可笑的。不过，就印度的现实而言，考虑到印度一直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就支离破碎，国家意识天然淡漠。这种情况下，政治领袖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对他的个人崇拜和高度认同，也的确有利于国家凝聚力、向心力提升，以及中央强权的形成，进而为国家内部整合和改革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基础——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强大的政治能量，莫迪才敢于挑战那些最棘手的改革难题，且无需顾忌后果；正是因为具备了无以伦比的政治号召力，莫迪才能够通过利用群众的盲目支持，吞噬一切试图阻拦他改革的旧势力——换句话说，印度现阶段的国情和国家发展需要决定了，对莫迪的个人崇拜，对印度而言是利大于弊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毕竟自打建国起，内部地缘、人文结构的高度撕裂，就一直深深困扰着印度，并成为阻碍其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既然领袖个人崇拜对印度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能成功扮演这个角色，而是直到印度建国后70年的今天，才让莫迪冒出头来呢？
当然，莫迪现象之所以能形成，首先在于莫迪自身的“卓越素质”：此人拥有超强的政治驾驭能力，能够借助狂热的意识形态煽动和非凡卓越的管理能力，将印度人民党打造成了超级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并将自己的意志扎根于印度大众的心中。
同时，莫迪还有强到近乎可怕的自制能力——此人极端清廉，终身禁欲，且毫无人伦之情——连其母亲和亲弟弟，都很难见他一面，更没有享受到他的任何照顾——哪怕这种照顾并不是以权谋私，而仅仅是作为儿子和兄长的基本义务。这种比海瑞还绝，比希特勒还狠的极端清教徒做法（海瑞起码还孝顺母亲，希特勒还有个真爱的女人爱娃伯劳恩——这些都是基本人类情感的表现），从坏处说，是惨无人性；而好处说，也意味着他不会接受任何世俗诱惑；而以践行政治理想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
但这就是莫迪能够成功的全部原因吗？
当然不是。中国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莫迪或许的确出色卓越，完全具备走上神坛的资格；但从个人素质角度来说，他绝不可能是唯一。印度内部高度撕裂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过去七十年中，它一直迫切需要莫迪这种领袖；而作为全球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这个国家绝对不缺乏具备莫迪同类型素质，甚至比他更加出色的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莫迪之前，那么多印度领导人，包括尼赫鲁在内，都没有能够走上神坛；建国七十年后的今天，莫迪却能够轻而易举的揽获万民之心，一举登顶呢？
这和印度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国家意识的形成。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印度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存在：政治上、印度邦国林立，即便偶有大一统政权将南亚次大陆强势整合，但也不过就昙花一现；人文结构上，印度国内民族构成也比较复杂，作为主体民族的印度斯坦族，只占全国人口的不到五成，甚至作为主体土著语言的印地语，也只有不到半数印度人可以使用，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程度反倒不如作为外来语种的英语。
历史原因造成的政治和人文隔阂，严重阻碍了印度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民众国家认同感严重不足。
这对印度的国家长远发展无疑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建国以来，印度政府一直想方设法的改变。首先，他们通过教育、舆论宣传等手段，正向引导民众接受国家概念；其次，他们也通过大国地位的塑造——充当不结盟运动领袖，树立特立独行的大国形象，甚至于自吹自擂等等，在民众面前塑造出一个强势国家形象，以争取他们对国家的热爱；最后，他们还通过塑造外部敌人——巴基斯坦、中国等等，进行反向刺激，增强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印度之所以把一场己方惨败的中印边境战争翻来覆去热炒几十年，就是因为这种强势外敌的塑造，有利于反向激发国民对于国家的整体认同）。
当然，受限于印度的千年积弊，印度政府的这些做法，成效依然有限。但几十年下来，依然有了相当的突破，印度国家认同，已经或多或少的，在大多数印度人心目扎下了根。
这就为莫迪走上神坛提供了基础。当印度人的国家认同淡漠时，新德里的政治领袖，其影响力很难直接触及百姓，所以只能更多的通过权力体系内的合纵连横，来巩固自身的权势。而印度的政治分裂传统，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现代西式民主制度；使得印度的权力架构相对零散，所以领袖的权力根基天然不稳固，受到多方面的制衡。只有当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达到一定程度，国家政治领袖的直接影响力才得以彰显。这种情况下，如果政治领袖能够通过超强的驾驭能力，获得民众的高度一致认同，那就可以挟民意钳制政敌，收获强势政治权力，进而在绝对权力的加持下，反向巩固民意，进而形成个人崇拜。
而时代的发展和精英阶层国际视野的开阔也为莫迪这种政治改革家的封神提供了帮助。
说白了，普通民众或许可以盲目崇拜政治领袖，将其视若神明，甚至无条件信任；但有着丰富见识的精英阶层是绝对不会这么二的。
何况，鉴于精英阶层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为避免强权政治领袖崛起，使自己的身家财产受制于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天然倾向于权力制衡，通过这种方法，限制政治领袖的权威。
由于精英阶层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没有他们的配合，单一政治领袖纵有天大本事，也折腾不起什么风浪——这跟中国宋明时代士大夫集团崛起后，反向制衡皇帝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精英阶层固然有防备体制内强权领袖的诉求，但也有拓展资源和财富的需要；甚至还有防备资源财富、或者市场份额被体制外、甚至国外其他势力侵夺。
而这一点，正是印度精英阶层的痛点。由于政治体制的桎梏，印度经济发展缓慢——这意味着印度精英阶层不仅不能趁着全球化的东风，在国际舞台拓展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反，连国内市场也被外来经济体占据，国家安全的长期潜在风险也原来越大（中国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军事影响力的扩张，使得印度地缘安全方面承受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
精英阶层是靠着印度这个国家吃饭的。国家越强，他们越混的开；国家要是不行，他们同样要深受其害——甚至以绝对值来说，他们受的损失，要比普通民众更多。
所以精英阶层对经济改革也有强烈诉求。而前文中说了，印度的国情决定了，要想改革成功，一个强权政治领袖必不可少。
这就形成了矛盾。强权政治领袖，肯定会压制精英阶层在体制内的能量；但没有强权领袖，精英阶层的生存发展空间，又会受到外部的强烈制约甚至威胁——僵局就此形成。
一开始，精英阶层无疑是倾向于防范强权领袖的——印度的西式民主制度设计，也天然为分权制衡提供了空间。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印度落后于时代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改革成功，就会带给印度精英阶层以极大刺激）。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的态度自然也会出现摇摆，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愿意放松对政治领袖的高度钳制，以换取印度改革的启动与国家的发展。当精英阶层的立场偏移到一定程度，莫迪这种强权领袖就有了争取精英阶层支持，进而上位封神的空间。
而工商资本的崛起，也让莫迪上位得到了强势助力。
印度由于历史原因，各邦政府享有极大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对此不得干涉。这种格局下，各土邦以邻为壑，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以至于印度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也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只不过，各邦之所以乐意以邻为壑，除了历史原因外，也与印度的经济结构大有关系。
印度一直没有实现现代化，所以保留了大量的农业和手工业残余。农业和手工业（包括小型工业）通常都有明显的地域性，依托他们而形成的利益阶层，自然而然的倾向于地方保护，而商业和机器化大工业，出于对市场的渴求，当然对画地为牢深恶痛绝。
这又形成了矛盾。一开始时，由于国家发展落后，农业和手工业等传统经济依然占据印度经济的主要部分，依托他们而成的各邦利益集团，自然也就拥有足够话语权，所以地方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可几十年下来，印度虽然没有在整体上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工商业依然已经有了不小进步；代表现代工商业的利益集团实力逐渐增强，话语权逐渐增大。而传统经济的话语权自然就相对降低。这种此消彼长到一定程度，深受工商业认可的政治改革派，其气势自然与日俱增。具体来说，莫迪能够动用更多的资源，来压制政敌、争取民心。
最后，伊斯兰教的极端化，也对莫迪的封神上位形成反向助推。众所周知，除了改革，莫迪的另一面大旗就是民族主义。
印度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对外两方面。对内：是境内的穆斯林、廓尔喀以及东北部阿萨姆等少数族群；对外，则是指向巴基斯坦、中国等周边邻国。
按照正常情况，民族主义拿来对外是最合适的。印度通过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对1962战败的极端炒作，也确实起到了激发国民国家民族认同的效果。
不过，对政客来说，煽动对外矛盾还是有风险的。毕竟这种矛盾一旦激化，那就意味着战争。这战争要打胜了还好（比如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肢解了东巴基斯坦），可要是打败了（比如1962败于中国），这对政客来说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尼赫鲁在1962中印战争后沦为国内外笑柄，虽然凭着“国父”的老本，勉强保住了总理位置，但威望大损，不到两年就郁郁而终）。
但对内就好说了，只要打着民族主义旗号，不管是对穆斯林，对廓尔喀、对东北部黄种人，都占据绝对优势，也能争取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同。
不过也只是有可能罢了。实际操作中，想以印度教为纽带，煽动（宗教）民族主义并不容易。毕竟印度教一直总体温和，包容性的特征相对明显；多元化的宗教内涵（印度教是典型的多神教，号称有3300万神灵），决定了想将其高度捏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之相对温和的属性，决定了想煽动圣战情结也比较困难。
而且此举在政治上风险也很大。由于印度境内还有比例并不小的锡克教、伊斯兰教、甚至佛教教徒，一旦用印度教煽动民族主义情结，很有可能就会引发族群冲突，进而导致印度陷入内乱。所以一直以来，印度政客大多以绥靖态度，来对待境内以穆斯林为首的异教徒。
只不过，随着近几十年伊斯兰教的极端化趋势加剧，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也受其影响。再加上他们在印度境内本就处于边缘状态，生存环境相对不佳，所以印穆的反抗倾向越来越明显，手法也日趋极端，导致社会越来越动荡，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这种格局下，传统的绥靖，已经不足以再维持社会稳定。而且由于印穆庞大的人口规模（占印度人口超过10%），以及印度的孱弱财力，也决定了新德里无法拿出足够的物质资源加以羁縻，所以只能用极端严厉的手段加以弹压——虽然这种单纯的弹压，会加剧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为将来留下更大隐患，但就现实来说，却是印度政府维稳的唯一选择。
莫迪最先捕捉到这一变化，遂于2002年强势出手，纵容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对穆斯林展开大规模报复，进而形成了著名的大屠杀。
莫迪此举，遭到了国内秉持传统绥靖做法的政客们的一致反对，在国际上也臭了名声。但由于此举大大迎合了广大印度教徒的情绪，所以一下子揽活了大票民意。莫迪也由此成为印度教徒心中的英雄。
而莫迪的心狠手辣，也的确取得了效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全球伊斯兰教极端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但在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穆斯林却慑于其威，活的战战兢兢，老实本分。这在印度教徒看来，无疑莫迪的民族主义取得了成效，其之个人威望毫无疑问又上到了一个顶点。
综上所述，国家意识的培育、精英阶层思想认识的转变、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崛起，以及穆斯林的反向刺激，这四点外部因素，与莫迪的卓越个人素质一起，共同推动了这位打着改革派、民族主义者标签的总理，成为印度人民心中的救世主。
只不过，高处不胜寒，莫迪虽然现在威风八面，万众拥戴，但它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民众对他的极高期待。他们认为在莫迪的带领下，印度能够改革成功实现大国崛起，能够力御列强傲立世界，所以才会对他死心塌地。
可如果莫迪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洞朗之争引发中国报复，印度输掉了战争，那么莫迪的民族英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而战败以及军事对峙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投资环境恶化，也将使印度改革灰飞烟灭（和平稳定环境对改革的重要性，从中国三十多年的忍辱负重中就可以看出）；而一旦国内动荡加剧，莫迪威望大损，在莫迪强力威慑下早已怨恨满腹的穆斯林，也必然会掀起更强烈的怒火——这又将进一步恶化印度的国内形势，使其陷入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如果真的发生这一点，莫迪还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吗？恐怕到时候，他的下场将比尼赫鲁还有所不如了。
民心似水、民动如烟。仅靠一张画饼忽悠，缺乏物质好处支撑的民意，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在改革成效大显，民众普遍受益之前，莫迪的所谓神坛，不过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已，根本经不起风雨的摧残。所以当莫迪的战略误判和政治投机，却撞上中方强硬态度（详见：海外风云：洞朗纠纷——中国给莫迪设下两难死局？），这位总理进退两难，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那么，接下来的莫迪，会如何在洞朗问题上脱身呢？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会根据形势发展，持续追踪解读。
本文为云石海（境）外风云系列1750节。解读大国博弈内幕，剖析政治深度逻辑，请关注本微信公众号，持续收看全部云石君原创文章。关注方式：长按下方二维码，自动识别，即可。
苹果与腾讯撕逼，将IOS用户向公号赞赏的功能关闭。愿意打赏的IOS用户，可通过下面二维码打赏，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