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又一五邑籍巨星陨落！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郭景坤，于2021年8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
郭景坤，1933年11月21日生于上海，祖籍新会棠下（今蓬江区棠下镇大林村）。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863”新材料领域第二届首席科学家；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第二届和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郭景坤主要从事陶瓷材料方面的研究，研究成功适用于多种陶瓷与金属的封接，解决了我国电真空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后从事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研究成功的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极好的耐热冲击和耐烧蚀性能。他研究陶瓷材料的强化与增韧，以及陶瓷发动机用材料与部件，使我国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能够进行陶瓷发动机行车试验的国家之一。近年从事复相陶瓷、纳米陶瓷研究、陶瓷材料的晶界应力设计研究、陶瓷的低温烧结和多相材料研究。
2012年9月7日
小编整理了其中一些访谈内容带大家走近郭院士！
曾两次回乡寻根
1998年底、2009年，郭景坤曾两度回乡。过去。他关于家乡的所有了解都是从长辈处听来的，回乡一趟，自然感慨很深，他还在供奉先人骨灰或照片的建筑“长春苑”内，认购了两格，其中一格是为自己日后所准备的，落叶归根之情足见一斑。
江门日报：您是在上海出生的，曾经回过家乡大林村看过吗？
郭景坤：1999年元旦前一天和2009年，我曾两次回乡。第一次回乡感触最深的是交通的变化。母亲曾告诉我，从广州到家乡只能乘船，要花一两天时间，当然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这次回乡，从广州开始一路是高速路或宽畅的公路，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棠下。祖屋还在，母亲曾说祖屋前是一条小径，这次回来已经是一条很漂亮的水泥路了。祖屋内东面一间房子是我父亲的，房间靠北是一张古老的旧床，坐上去感觉摇摇欲坠，但这就是我父母结婚时的大床了。
不少家乡人此前出外谋生，如在外有所收益，总会为家乡建设做点贡献。在大林村有二位著名的侨胞，一位是郭玉玲，是南洋的企业家；还有就是我的堂兄郭功武夫妇。一个古老的乡村，被改造成今天的模样，不仅是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多心血。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但同时又感到有些愧疚，自己虽然是院士，但没有多余的精力和金钱为家乡做点什么。
在大林村边缘还有一处被称为“长春苑”的建筑，是专门为乡亲们安置已故亲人的骨灰或照片的。我认购了其中的一格，供奉着父亲、母亲、大哥景乾和已过世的妻子宝珠的照片。2009年我第二次回乡时又认购了一格，这是为我和现在的妻子日后准备的，“叶落归根”嘛。
第二次回乡时去游览了“小鸟天堂”，风景很美，又到院士路走了一圈，看了自己的塑像。老实说（笑），塑像跟我本人不是十分像，感谢家乡对我的厚爱，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2012年接受江门日报记者采访的郭景坤院士看到从家乡带来的陈皮，十分高兴。
曾当过保险公司业务员
青年时期，郭景坤曾为养家糊口到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其后经过努力，考上了复旦大学化学系。1958年8月，毕业后的郭景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属下的冶金陶瓷研究所，具体安排在该所的硅酸盐室，从此便与陶瓷材料结下不解之缘。从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郭景坤已是一个目标明确，并有决心、有能力实现目标的人。
江门日报：听说您在考上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公司业务员，能为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吗？
郭景坤：家父郭柏龄16岁就来到上海谋生，原是首饰行当中能独当一面的人物。195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父亲已经失业。因为他干的那个行当，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没有市场的，店铺都歇业关门。家中收入全无，尽管我那时只有16岁，但一心只想去找工作。
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广告，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公司要招聘人员，看了后很高兴，于是决定去报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了。来到福建，做了4年保险公司业务员。在这4年里，我都没有谈女朋友，虽然也羡慕那些有女朋友的同龄人，但一来我还是想回上海，二来还想念书。当时我觉得保险业务并不适合我的性格，便请父母将我中学时的书寄来，复习考大学。让我很感动的是，公司经理邓超很支持我的想法，不但批准了报告，还给我一个月的假期复习考试。直到现在，我依然很感激邓超同志，是他给了我改变人生历程的机会，没有他的支持，焉有我的今天？
△当年，没有公司领导邓超的支持，或许就没有郭景坤院士考上大学，走上科研路的结果。2007年12月，郭院士来到福州探望邓超。
当时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化学系，后来也如愿被复旦大学化学系录取，这样就奠定了我的终生方向。我搞的是无机材料研究，每一项成果，都与化学息息相关。
大学4年，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到最后一个学期开始时，我和其他5位同学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的化学冶金室实习。一个月后才回到学校开始做毕业论文。尽管时间短促，我还是比较好地完成了，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毕业后被分配到我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属下的冶金陶瓷研究所，具体安排在该所的硅酸盐室。年轻学子能够有机会进入中国科学院，诚然是为人们所羡慕的。我得到了充分发挥我才能的机会，当然很珍惜它，暗下决心一定要充分地利用它，要好好地干出些名堂来。
△1997年9月6日，郭景坤院士代表硅酸盐研究所接受第三世界科学院颁发给该所1997年度的科学技术奖。颁奖者是当时的巴西总统费尔南多。
无机材料研究
上世纪60至90年代，郭景坤都有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的重大科研成果。他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从高铝氧质瓷的制造与封接工艺到纳米陶瓷，在无机材料研究的路上越走越远，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与汗水。
江门日报：翻阅您的学术简历，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每一个10年您都有新的科研成果。能为我们简单讲述一下吗？又是什么推动您能在科研路上走得这么远？
郭景坤：1960年，我们国家需要研制一种长距离通讯用的装备——速调管，我在其中负责两种高铝氧瓷与无氧铜环的封接研究。当时我了解到北京电子管厂有一条滑石瓷与可伐金属封接的生产线，便打报告到该厂生产线上实习，了解到该厂使用的Mo—Fe金属化工艺。当然，这个跟我们的研究还不相同，回所后，我开始自己探索能适合于高铝氧瓷金属化的工艺和配方，先后提出和研究了Mo—MnO金属化法和MS—2金属化法，并完成了大型陶瓷与金属封接件的研制。后来“高铝氧质瓷的制造与封接工艺”获得了国家发明二等奖，还得到了国家新产品二等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闲人”，搞过“大串联”，直到1972年，周总理提出“科学院的工作应往高里提”的建议，我受到鼓舞，立即向所里提出要做“改善陶瓷脆性”这一研究课题。期间，我们比较系统地做了各种纤维和丝与各种陶瓷的化学和物理相容性研究，从这个研究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纤维/陶瓷系统，并研制出一种新的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
当时我们用独特的工艺，把碳/石英复合材料做成有用的大部件是一种独创，而且把它实际用到关键领域中的重要部位上，它与国际上所通用的完全不同，更是我国的创举。同时，我们还做了人造卫星和飞船的各种飞行环境对材料的考验，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因此这个材料还应用于我国某些型号的卫星和飞船上。
△郭景坤院士（左二），在安装有无水冷陶瓷发动机的大客车前拍照留念。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陶瓷发动机及其相应材料在国际上是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国际上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均纷纷上马，我们单位也向国家科委建议安排这一研究项目。我参加了这个项目组的专家组工作，我们把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概念延伸为复相陶瓷，研究出氧化锆陶瓷和莫来石陶瓷制作成发动机的活塞顶，都通过了台架试验。我们所氮化硅研究组所研制成的氮化硅活塞顶和其他部件，被确定为陶瓷发动机的主要更换件。最后用一台C6105柴油发动机改装，将其中所有高温部件都换成陶瓷件，成为一台陶瓷发动机。它的工作温度高，效率就高，又无需水冷，故称为无水冷陶瓷发动机。将这台发动机安装在一辆大客车上，从上海到北京再返程，成功地进行了行车试验。此外，还安装了二台在沙漠中行驶的救援车，在南疆的沙漠油田中经历了寒冬酷暑，行驶了1万多公里。这一攻关研究项目的完成，使我国高温结构陶瓷材料的研究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武装了相应的实验室，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树立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与严东生、冯端两位学部委员一起，向国家科委提出在我国开展纳米材料的建议。我们较多地集中进行陶瓷纳米粉体的合成，效果不错。在一段的时间里，在国外有关的杂志中，几乎每期都有我们的文章发表。
江门日报：当时的条件跟现在相比怎样？
郭景坤：回想当年，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一来，我从初中时就喜欢上化学课了，高中时的化学实验课，我总是抢着去做实验。有些同学怕做实验时会烧起来、会爆炸，而我丝毫不怕。高中毕业后，我曾在一所广东同乡会办的义务夜校中当过化学教师，自己准备各种药物器皿，做示范实验给学生看。他们眼瞪瞪地看着，听到他们欢呼的时候，自己感到很带劲。二来也是存着自己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光耀门楣，报效祖国的心思。
虽然当时的条件比不上现在，但是我们做科研的作风是很踏实的，也没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做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时候，知道研发成功并用于国家尖端科技领域时，这种喜悦的心情哪能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啊！但这个工作前后做了9年，从基础研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从小到大，来不得半点马虎。
△1948年郭景坤院士与父母兄长合照。右二为年轻时的郭景坤院士。
当了11年硅酸盐研究所所长
从1984年到1995年，郭景坤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所长职务。期间，除了继续担任科研工作外，还要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对此，他谦虚地认为，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但对如何提高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声誉，是我着意追求的。”他说。
江门日报：您曾在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长期担任所长职务，能为我们讲述一下这段经历吗？
郭景坤：我1982年9月被任命为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助理；1983年12月27日被任命为代理所长；1984年6月2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直到1995年6月1日，期间整整11年。
所长的工作是责任重大而又繁重的，当然它更多的是组织领导的工作。对整个研究所研究方向的认定是所长首要的责任。我们所是以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为主攻方向的，这是前任严东生所长确定下来的，我只不过是予以继承和发展而已。
在任所长期间，我并没有当领导和高人一等的感觉。终日脑袋里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好和安排好，考虑得较多的是千万不要出安全上的事故。我自己评价我在所长的位置上是尽责的，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我很少得罪人，几乎没有发过什么大脾气，也很少训斥人；大多数的情况下对下属的意见是尊重的。
△丁肇中教授（中）访问硅酸盐研究所，右为郭景坤院士，左为严东生院士。
江门日报：在此期间您做了很多工作吧？
郭景坤：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是起了上下沟通和链接的作用。但对如何提高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声誉，是我着意以求的。
对外不卑不亢，对内谦虚谨慎。抓住一切机会，宣传我所，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994年4月我率领研究所的代表团访问韩国双龙公司。按照国际惯例，双方交流均应使用英语。但在欢迎仪式上，该公司总裁的欢迎辞是用韩国的语言讲的，然后由他的助手进行翻译。我一见此情景，立刻和坐在我旁边的方轩郎副所长说，接下来我致答辞时，我用中文讲，请你来翻译。他欣然地同意了。我想在这种双边的场合下，大家应该是对等的，双方都维护了各自祖国的尊严。接下来是学术报告开始，我是第一个做报告，这时我使用的当然是英语咯。
△2012年，当时进行全喉切除手术后，郭景坤院士要通过发音器才能发声，但仍坚持抽时间接受记者采访。
责任编辑：李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