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非 - 西非日记 (上)
一诺：今明天的两篇文章是原来麦府的同事Jing 2010年在西非半年的经历。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也对非洲有些接触。也有机会意识到”体系“力量的强大，"慈善“”公益“的复杂，和面对落后贫困这些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外人虽然有好心，好脑，但同时对解决真正根本问题经常存在的无力感。Jing提到HIV测试，我们当年到非洲也被明示只有交钱就可以搞个疫苗已种的证明。机场安检也在百般刁难后不得不给我们明示只要给“买杯咖啡” 就可以把"非法货物“（其实是最普通不过的纪念品)带出境而不用交巨额的“罚款”。当时就觉得还是中国好啊，回来幸福感增加不少。不过这些和Jing的那些“生死一线”的经历相比，顶多是小儿科的谈资罢了， 不信你自己看：
2010年1月20日 | 阿克拉预热
在北京办尼日利亚签证很不顺利，尤其是那个狗屁HIV/AIDS测试，从头到尾就是个骗钱的营生（具体细节不记得了，就只记得大冬天跑了好几趟使馆和北京公证处，和我有没有艾滋病没有半毛钱关系），眼看着赶不上出发的日子了，没办法，只能施展美人计，跟尼日利亚使馆的签证官套了套近乎（厚颜无耻的向人要了手机号码），结果立即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原本两周才能出的签证，两天就出来了（这速度，把门口的中介们惊到了，纷纷向我讨教要诀……）。好吧，我的剽悍之旅从签证开始！
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飞行，从北京到迪拜，再从迪拜到阿克拉（加纳首都，我先去加纳参加入职培训）。中间转机停留若干小时。眼看着从大半飞机的中国人到迪拜，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从迪拜非阿克拉。非要这么孤独吗？在一飞机乌泱泱气味氤氲的异乡人中间，我发出了一声叹息。
百转千回以后，我终于搞清楚了自己将要驻扎的地方，是尼日利亚的Akure-——这个也许你在google map上都不一定有机会找到的地方。虽然尼日利亚使馆的签证官说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虽然TechnoServe（我服务的NGO）的同事说那里的生活条件比Lagos（尼日利亚目前的经济中心，曾经的首都）要好得多，只是尼日利亚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混乱，再赶上“District 9”的添油加醋（这是一部以南非为背景的科幻电影，其中提到了和外星人做生意的尼日利亚人。我和我的搭档Kate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用当地网络从iTunes上下载下来，作为了解尼日利亚人的一部分教材），以及从Lagos到Ibadan的据说足足5小时的汽车路程（与世隔绝ing）——我决定：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宅女，以我带去的两套DVD和8本书为生……
接到朋友们的问候，大家都关心我在非洲是否习惯。其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答案是：挺好（后来证明是：第一周挺好）。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预期，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其实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比如我超爱现在住的酒店的早饭，有很好吃的红烧鱼块和萝卜丝炒饭（OMG，现在的我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早上吃红烧鱼块……），还有很甜很甜的木瓜；中午有草吃，还有Tuna和avacado三明治；也有local food，可以在街边买到很甜但就是皮比较硬的桔子；晚上和同事们到城里喝个小酒，在这里，啤酒和可乐是最安全的饮料，到了晚上，就变成了我们的主食，所以到现在大家说到喝啤酒，我首先想到的都是，哦，曾几何时那不是我的晚餐吗？
虽然生活比较单调，信息量也明显少了很多（由于网络并不是特别好），但由于我每天的睡眠质量都好得吓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回想起来一定是前几年麦府的日子给折腾坏了，一下子过上了无压力的生活，可怜的孩纸）除了今天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很吃惊的问我，尼日利亚的总统外出治病的时候失踪了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倒霉蛋，几个月后被发现已经翘辫子了，直到现在，对他的死因还众说纷纭）拜托，现在邮箱里华尔街日报和FT每天说的都是亚洲和中国，我哪里有机会知道非洲国家丢了几个总统……
只是要过一个像样的expat life生活在非洲并非易事，这里的花费不亚于上海和北京。比如我在阿克拉住的一个莫名其妙的airside hotel 一个晚上要120美金，心里算算，在上海都可以住有corporate rate的五星级酒店了。中午一顿饭要吃掉10加纳币（折7美金）和北京嘉里中心楼下的日本桥的lunch box不相上下。同事们住的apartment一个月要4000美金的月租……你们一定难以想象哦。
由于附近没有货币兑换所，我就提出和当地的同事们换钱。一开始他们无动于衷，后来当我说到愿意以酒店的汇率向他们兑换时，立马主动offer我加纳币（发展中国家的人其实真没什么同志情谊地说）。打出租的时候一定要在上车前讨价还价说清楚并且一定要遵照拦腰砍的原则。TechnoServe发给我们的30美金一天的生活费现在看来并非高得离谱，而75美金的住宿费估计也只够让我们有个住处。所以说是西方人自己给自己挖坑，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地人笃定了会有这种花费能力的一定是外地人，并且他们毫无别的选择。
Kate、我、Antonello还有Amir四个人，将要分别去到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和加纳，开始这一次由世界可可协会（World Cocoa Association）以及盖茨基金会赞助的Cocoa Livelihood Program，与其他若干家NGO一道，为帮助西非五国的可可豆农民提高产能，改善生活质量而工作。我们将要从技术、商业、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介入当地的可可豆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培训的最后一天，我们每个人发到了一块加纳当地产的牌子为Golden Tree的巧克力。这是作为可可豆主产国可以说唯一的一个自产巧克力品牌，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牌子：吉百利、雀巢等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非常畅销的德芙，我的美国和非洲朋友们却都没有听说过）。因为非洲国家的恶劣条件很难生产这种精致的食物，而且国内的消费能力也远远没有高到能把巧克力作为日常零食来消费。这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卖炭翁”。不知道有多少日日夜夜为可可豆辛勤劳作的人最终真正品常过巧克力豆的甜美香醇？
左起：Kate、我、Antonello还有Amir在Accra中餐馆，一脸初来乍到的新奇和激动。那时的我们，都并不知道今后的五个月里，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活。
2010年2月4日 | 与可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早上到OLAM的可可加工厂参观，看到了巨大无比的可可加工机械。在最后一个制作cocoa cake和cocoa powder的车间里闻到了很香的巧克力味道。前些天在一本当地的杂志上看到，可可有很多健康的功效，比如说预防糖尿病，预防心脏疾病，以及壮阳等等…… （传说某皇帝每晚都要喝一杯可可再去嫔妃的房间）但是市面上可可的最终产品巧克力的最大问题是加入了很多添加成分，因为生可可是非常苦的，好像我们今天在工厂里尝了一颗烘干过的可可原豆，就有很重的烟熏味。有时候某些廉价巧克力会加入cocoa butter 而不是用可可豆来制作巧克力。这种cocoa butter是可可豆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是可可当中的脂肪成分，所以对健康其实无益。当然还有成分不明的乳制品和大量的糖，这些都会使巧克力给人们带了很多不理想的副作用。所以现实的说，糖分较低的黑巧克力是比较有益健康的（我不禁怀念在布鲁塞尔时从Pierre Marcolini里买的黑巧克力薄片，那真是回味无穷阿……）。下次大家再买巧克力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成分表，对于cocoa butter含量较高的，不推荐购买。
在谈到当地农民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其实是他们贫困的罪魁祸首。拿可可举例，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可可供不应求，尼日利亚的可可农民相对来说有很大的议价权：FOB的价格中80%都由农民获得。他们每年单从可可豆上得到的收入就有500-600美金，这与当地极低的生活水平相比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即使如OLAM的人告诉我们的，这些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再生产 （主要是明年的生产资料）；三分之一用来付工人的佣金（很多农民都很老了，由于种植可可发了财，子女纷纷到大城市，并不愿再从事农业，所以他们只能雇人生产）；三分之一归农场所有人，即地主。由于所有农民不光只是种植可可，还种植比如腰果、木薯等cash crop以及其他一些自给自足的粮食，所以其实日常支出少之又少。那么他们把钱用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扩大再生产呢？他们是否为了以后的坏收成有所储蓄呢？我的问题像豆子一样蹦出来。
慢着！OLAM的印度兄弟对我说，不要把尼日利亚农民当成中国人来看。
首先，他们有了钱一定不是考虑扩大再生产，而是买车子、换车子和买老婆、生孩子…… 这一切都是一个尼日利亚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其次，当地人没有防患未然的概念和习惯。好比即使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所有人的薪水都是按周发放的，因为他们寅吃卯粮，常常等不到一个月。
当时我就震惊了！
没有想到自己所谓帮助非洲人民脱贫的美好愿望如果实现，竟会成为拉动欧美二手车进口的动力！
没有想到帮可可农民脱贫不够，还要帮他们不断扩大的三妻四妾脱贫，使他们吃饱饭以后不断生产更多的孩子！
而我不知道有多少努力花在了改变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习惯上，这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本就是一个死循环，无底洞……
所以又应验了我之前的假设：贫困，一定不是来自于贫困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复杂的体系，陈旧的观念，人们自己把自己死死缠住，越陷越深。当时在座的都同意非洲人民和美国人民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都是超前消费，只管眼前不管以后。只是不同也许在于，美国人是习惯了优越的生活和物质享受，并且有一个相对健全的保障体系。而非洲人民是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反正最差也不过如此：饿也饿不死（有树上的果子和地上的粮食），冻也冻不着（平均30度的高温），不如花光用光早死早超生……好吧，我有一点过于严厉和苛刻了，我试图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一些意义，可我非但没有找到意义，还很有自己被人忽悠之感。
这时候我才深深理解到中国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有着多么深远的内涵和魄力，尤其是，他与表面上的所谓人权与自由相悖的时候。殊不知，绝对的，不考虑国情的自由只能带来贫困和堕落。而最可怕的是，要求自由的人们，常常并不知道这所谓自由的代价有多么惨痛和无畏。就好像在一个孩子未成年的时候，他希望做的很多决定其实未必从长远来说是对他有利的，他没有判断的能力。好的家长并不是试图容忍孩子的所有要求，而应该是在关键问题上对孩子负责，哪怕这些决定会带来一时的痛苦和误解。我开始逐渐意识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一个负责任的领袖，是多么的困难，而这，常常没有依据可循，所有决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要做出符合大局，长短期兼顾的选择并执行下去，有多么的艰难。
作为一名咨询顾问，我以为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办法解决，可是这一次，我不仅对我所做的事情本身失望，也对寻找解决的途径失望。OLAM的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与我们的概念完全不同的社会，绝大部分人都只为了钱活着，所以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不仅对外来的组织，即使是可可豆农民和当地的收豆组织之间也一样，没有什么长期睦邻关系，谁给钱多就卖给谁。OLAM的一帮印度兄弟刚来的时候目睹了前辈带他们拜访商务部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官员红包，并且那些官员当场验收的尴尬局面。很多组织因为恶劣的商业环境已经撤离尼日利亚，而OLAM作为拥有30%市场份额的最大出口商，依然在苦苦挣扎。我想他们在守护着自己的希望，等待市场成熟的那一天。
和印度兄弟们聊天，知道他们作为局外人的很多经历和看法让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切，靠和我们的NGO以及当地合作伙伴沟通是无法获得的。我好奇于到底还有多少背景我们还不知道，以及到最后，是不是会自己推翻自己，并最终放弃。Life is so short。我问自己，为什么还在这里试图解决一个局内人都懒得/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几乎把我的推到了绝望的边缘。做一个fighter战斗到底？还是做一个识时务者卷铺盖回家？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是把自己给吓坏了。
我和Kate在OLAM model farm，和种可可的农民们一起。是的，他们看起来还挺体面，估计他们一定是拿出了最好看的衣服接待我们。
2010年2月28日 | 去华为朋友家做客
今天到驻扎在Lagos的华为的中国朋友家里做客。是宋庆姐姐搭的线——来非洲之前姐姐怕我没人照应，把她认识的华为、中兴的同志们都找了一圈，给我介绍可以在尼日利亚投奔的组织（虽然后来证明我自己完全能给自己找到很多其他可供投奔的大户，包括OLAM，包括麦肯锡，甚至是UN，以后再慢慢道来）。在此之前我都是生活在所谓的“国际组织”圈子里，始终在“超现实”的傻乐；而今天，看到同胞们的清苦生活，我终于能够把自己的现在和过去放在了一个语境里。
这是一个华为公司的大院，里面住的都是华为的同胞。照旧是一扇大大的铁门把院内和院外的世界隔开来，进到这里仿佛觉得回到了中国上个世纪某城市的机关宿舍。典型的中式家常菜，只是在做饭的过程中，水龙头里时不时流出浑水，大家就很泰然自若的等一会，然后继续。吃饭好像真的是国人联络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没有之一。而请朋友到家里吃饭，热热闹闹做上一桌菜，则更是中国同胞们的传统。夫妇俩是从外地移居深圳的新移民，丈夫在华为工作，妻子作为家属陪同到这里。三年前据说在尼日利亚华为苦干5年回国以后就可以在深圳关外一次性付款买一套房子（我猜测这是他们来尼日利亚的初衷吧）；可是现在显然不够了。我们默默的吃饭，东一搭西一搭的说话，感觉虽然是同胞，语言没有障碍，可是真正能够分享的东西其实很有限。我算是个能社交能圆场的人，发觉跟他们，主要是女主人，最有交集的话题竟然是菜场（我在Akure唯一一次徒步逛菜场的经历竟然派上了用场！）我猜想他们一定纳闷我不图名不图利一个人跑来这种鬼地方瞎混什么，而我还在傻乎乎的跟他们唠叨我和Kate两个女生如何在Akure毫无压力的和当地人一起挤面的，如何大大方方的在凌晨6点到住所外的马路上跑步，并且怀揣巨款在当地市场里和一帮大汉讨价还价……他们的神情告诉我：这个小丫头一定是疯了。
饭后是Karan他们开车过来接的我。中国夫妇看到我竟然和印度人混在一起，表情有点惊悚，我自觉狼狈的跳进车子里，那一刻我不知怎么的有种人格分裂的挫败感。“喝酒去！”Karan他们安慰我——这是我的印度朋友们面对艰难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其实他们也没有选择：要么继续留在这里，要么回印度，可是回了印度又怎样？会更好吗？虽然Karan家在德里，可是他不想回去；可是不回德里又能够去那里？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危险而混乱的国度，没有亲人，朋友少的可怜，每天都要面临身体和精神的巨大压力（用OLAM印度兄弟们的话来说，每天都是危机日，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将发生什么，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会慢慢告诉你们），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离开这里。最好也最容易的缓解孤独的安慰就是酒精和尼古丁。有少数人选择更深的沉沦：据说每位新到任的OLAM branch manager（他们负责采购）都会得到当地供货商的见面礼——通常是一个大红包，加上几位“当地美女”。性服务随处可得，便宜到让你乍舌：2块美金。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是落后国家里你可以廉价买到的一种安慰。这是一块被上帝遗忘的放逐之地吗？我很想给Karan一个拥抱，告诉他，不论如何，生活都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我是这样毫无杂念的笃信着。
（另：多年后我在新加坡又见到了Karan，虽然他还是烟酒不离手，可是显然已经开心了好多，尤其是在Insead的日子，应当是对非洲创伤最好的治愈。而我们在新加坡安逸平和的酒吧里相对而坐，他依然喝着他最喜欢的Jack Daniels加可乐，回想起非洲那一段艰苦的时光觉得恍如隔世。他给我的感觉就像Life of Pie的主人公到了最后，回想起那一段可怖的时光，仍然心存感激一样。Whatever that doesn’t kill you, only makes you stronger. Cannot agree more）
每个人都在不断的面对抉择，理想与现实的抉择。而每一次抉择都像是一次背叛，要么背叛过去，要么背叛理想，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孤独。
2010年3月2日 | 危机 危机 危机
在尼日利亚遭遇过好几次危机。
第一次是我们结束在阿克拉的培训，乘飞机到Lagos。飞机即将着陆，起落架已经打开，我们离地面大约只有十多米了。突然之间，机头一个上扬，重新又起飞了。我和Kate面面相觑，一脸疑惑。5分钟后，机长广播：各位乘客，刚才发现我们前面有一架飞机还在滑行，所以我们及时停止降落，准备尝试第二次降落……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是的，这是尼日利亚给我们的见面礼，或者是下马威。
我们的当地合作机构，联合国（UN）下属的IITA（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的负责人来机场接我们，开的是一辆印有UN蓝色logo的面包车。上车以后发现，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手持冲锋枪的黑哥们儿。我们当晚被送到了UN在Lagos的一处营地，四周布满了栅栏和铁丝，有铁门把守，进来以后第一感觉是好象电视上看到的集中营……惊魂未定的我们，在宾馆里轰隆隆的窗式空调声中度过了在尼日利亚的第一晚。第二天我们坐车从Lagos经Ibadan到Akure，途中总共花了约7个小时。沿途堆满了各式废旧的汽车/卡车，还有各种检查站，还有，是的，因车祸而躺在路边的尸体，不忍直视。
第二次是我和Kate刚住进Akure的小旅馆后，行李箱里的现金就被偷了。那时候我们两个女生不知道怎么是好，于是灵机一动，给刚认识了两天的OLAM的印度兄弟们打电话。于是George和Devendra二话不说赶过来了，要求见经理，帮我们撑腰威逼恐吓（因为OLAM是当地很有名的外商投资企业，几乎人人都知道他们），扬言如果不处理好就让这间旅馆从此再无生意可做。于是酒店经理最后答应把钱还给我们。从那以后，我学会的是，不是一定要怀疑别人，而是不要诱惑他们。每天出门前把箱子锁好，并不一定意味着怀疑别人都是小偷，而只是不给意志力软弱的人可乘之机。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之后的生活里屡见不鲜，这也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然后是今天在Ibadan访问农户，我们坐着合作伙伴IITA的车子，驶过闹市，要到另外一个镇子里去。市场里乱哄哄，挤满了人，突然之间两个彪形大汉冲到了车子前面十来米的地方要求我们停下来，手里分明举着一块满是钉子的木板。Kate霎时间脸色就绿了，她让司机把车子停下，而我们的司机用当地话向车外的人嚷嚷挥手，不顾一切的直冲向前，差不多要把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撞倒。事情发生的如此之快，我根本来不及反应（我想我一定是愣住了），等我回过神来，勇猛的司机已经冲破人墙开出了好几十米。“你看到他们拿着的东西了吗？你看到了吗？我的天哪，如果我们开得慢一点，简直不敢想象！”Kate心有余悸的看着我，“但是你怎么那么镇定呢？！”（我其实只是，吓傻了吧……）
说到危险，这里一定抵不上战火中的阿富汗、苏丹索马里之类，但是最大的危险其实是来自于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风险。比如我们的朋友Devendra曾经在出差途中被一伙抢完了银行出门的歹徒劫持，被人拿枪指着脑袋索要赎金，以及我在麦肯锡Lagos办公室的好朋友Gim Huay，也是一次出差途中，由于交通堵塞而突然之间遭到暴徒抢劫（可怜的某个麦府小分析员那个时候还在后排座位上猛做model……）（我们之后遇到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好转，比如就在我离开Lagos回国的前两天，我们在Lagos的街道上走路，突然之间一辆车子像喝醉了酒似的冲向我们，并且撞伤了我们的一个朋友。用朋友们的话说，这里唯一可以预见的就是不可预见性。）
Kate在来非洲之前，有很长时间在拉美国家的工作经验，她说这里比拉美更加混乱和危险。她有很多有趣的生存小伎俩，比如说未婚的她特意在无名指上戴了个戒指，凡是在遭遇搭讪的场合就秀戒指，并且给我“安排”了一个在当地的“男朋友”，每到一处就第一时间提醒所有人不要打我俩的主意。我们如果搭的不是熟人的车子，她会时不时或认真或假装的打电话给当地的朋友并报告我们的位置和行动。多年的拉美国家生活经验让她很懂得如何借助各种资源为自己服务：比如她会很快判断哪些人对我们来说有哪些方面的价值，然后开展社交逐个攻破。她是一个迷人但稍微有点神经质的姑娘，和当时理性却固执的我可谓是天生一对lol。不过如果不是有她，我在非洲的生活将会是多么艰苦而乏味啊。
（另：现在回想起来，那几次的危机几乎每一次都有可能使我无法活着回来。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也只有到了现在才敢完全说出来。我四年前认识的所有朋友之后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尼日利亚，因为大家都多多少少经历了那一个“真实瞬间”：生命如此脆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和Gim Huay在新加坡重逢的时候，谈到了过去那些死生一线的经历，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都同意，它让我们更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时不时回想起当时当地的那些瞬间，也让我们能更乐观的去对待今后的人生。如果问我还愿不愿意再去一次，我一定是不会愿意的；但是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去到那里，答案一定是“会”。）
题图：可可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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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Jing系文字爱好者，关注“自我成长”和“领导力发展”话题，欢迎关注她和另外两位前麦府伙伴共同创建的公众号“瑾璟有叙”，或查询英文名“Purposeful_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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