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非 - 西非日记 (下)
一诺：昨天和今天的两篇文章 (关注奴隶社会后回复 103 阅读昨天的上篇) 是原来麦府的同事Jing 2010年在西非半年的经历。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也对非洲有些接触。也有机会意识到”体系“力量的强大，"慈善“”公益“的复杂，和面对落后贫困这些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外人虽然有好心，好脑，但同时对解决真正根本问题经常存在的无力感。Jing提到HIV测试，我们当年到非洲也被明示只有交钱就可以搞个疫苗已种的证明。机场安检也在百般刁难后不得不给我们明示只要给“买杯咖啡” 就可以把"非法货物“（其实是最普通不过的纪念品)带出境而不用交巨额的“罚款”。当时就觉得还是中国好啊，回来幸福感增加不少。不过这些和Jing的那些“生死一线”的经历相比，顶多是小儿科的谈资罢了， 不信你自己看：
2010年3月21日 | 论革命同志般的情谊
一转眼到非洲已经两个多月。和Kate开玩笑说，我们每天都在过“狗日子”（英文里有一种说法叫做dog year，狗的1年据说抵得上人类7年）。中国的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样了，一切都好？
每天看到听到的东西都难以鼓舞人心，比如说糟透了的项目进展（除了做点访谈了解情况，我们这群外人对现有的问题基本无从下手，也没有所谓的counterpart来帮助我们落实规划，我们宛如在大海里独自游泳的两个傻瓜），比如说每天面临的最最基本的吃喝住行问题（我们的NGO在当地没有任何支持设施，除了每天30美金的伙食费，没有任何其他资源可用，由于被强烈建议不要独自徒步出门，每次都要四方求助才能搭到车），比如常常和旅馆雇员、受访人员斗智斗勇（有一次我们去村子里访谈，一个村民看上了我的诺基亚手机，跟我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他喜欢我的手机……&$%#@&*）最受不了的是无聊，我们大部分时间像犯人一样呆在旅馆里，因特网也时有时无，只好看书、跟着DVD练瑜伽、当然，还有写日记。这样日复一日，已经一个月了。每天早上我跟Kate说早安，中午吃饭互相问候，晚上还得一起hang out——估计犯人们最后都是被自己给逼疯了的。
这些日子里听到很多的一句话，也是给我最深感触的，是”Never let Nigeria get into you”。苦闷的时候给Huijin写信抱怨，她回信说”When facing many aspects of the heart of the darkness, in Africa and the world more broadly, remember the light, and we are the symbol of that light.” 在一个如此艰难的环境里，还要保持一颗初心，在沮丧和失望之中仍然有勇气去相信，去努力。
很快就有了考验信心的时刻。上周六我们在Ibadan的IITA campus里的时候遇到了一群在宝洁工厂工作的外国友人，有一对比利时夫妇Kim & Hilda，还有俩埃及哥们儿Ahmed & Ahmed（好玩，真的是一样的名字，暂且把老的叫做Ahmed.G，另一个年轻的不加后缀）。发现在这里，似乎只要是非当地人，一见面就特别容易惺惺相惜，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之后，他们邀请我们晚上一起到城镇的另一头餐馆里吃饭去。于是我们坐上他们的车子，来到了地势狭长的Ibadan的另外一端吃晚饭。八点多眼看就要吃完散伙，Ahmed.G收到一个同事的电话，说IITA门口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整条主干道完全阻塞瘫痪。忘记说了，整个Ibadan地区可以算得上干道的只有这么一条，充其量也不过是两向双车道，还坑坑洼洼，其间还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大货车。Kim和Hilda凭经验判断，这种车祸一般没有4、5个钟头是无法解决的，而且碰上了周六，当晚还下着滂沱大雨，估计效率还得低一半。他们建议我们留宿这里。
留宿陌生人家？？和这群人认识不到24小时，如果是在欧洲或中国，这一定是个疯狂的想法。Ahmed力邀我们留宿他家，理由是他是个单身汉，有多余的房间，他可以把卧室留给我们两个女生，自己睡沙发。我和Kate很有默契的对视了一下，用一分钟时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留宿就留宿！谁怕谁！可是那真是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的一晚。Ahmed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我们的到来欢天喜地，拿出了好吃的好喝的招待我们，还拉着我们唠嗑到很晚。原来他出生于埃及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后曾随父母在德国居住过很长时间，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他告诉我们他在尼日利亚过去两年的经历，多么惊险的故事都被他说得惟妙惟肖，令我们捧腹不已。三颗孤独的灵魂相遇，得安慰，得欢乐。“无论任何异族语言都不再成为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如此简单而真挚。我想应该抛弃所谓基于智力联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为只有心灵的沟通才可以打开所有闭塞，给自己迎接下一个日出的乐观和力量。”当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写下这样的话语。我睡得很香。
（我们和Ahmed成了好朋友，直到今天都还有联络。2012年初埃及政变的时候，Ahmed已经回到了开罗，还加入了反穆巴拉克大游行，他在给我的信中狂喜地写道：“埃及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全世界。你应当来看看。”我想也许只有这样的疯子，才能够在尼日利亚那么多年而完好归来吧。）
在这样一个人海沙漠，人的心复杂难懂，我们要时时警惕，处处保护自己；而这又是一个绝好的试炼我们信心的地方，正因我们手无寸铁，唯有凭着信心和信念，去鉴别、去相信，才能生存下来并完成使命。
（每当读到圣经诗篇23：“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都不自觉地回想起那一个晚上。两年前Ahmed.G来北京出差，我领着他逛秀水街，和他坐在Ritz的自助餐厅里吃饭，回想起那一个传奇的夜晚，我们都唏嘘慨叹。有趣的灵魂终将相遇，恩，一定是的。）
左起：我、Kate、Ahmed.G和Ahmed，在号称是Lagos最好的甜点店里。记忆中“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就在这里。
2010年3月31日 | 在阿布贾遇见大神
总结一下这个月最后一周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奇遇。到阿布贾是为了认识驻扎在那里的其他非营利组织，比如德国政府支持的GTZ，美国政府支持的USAID等等，以寻求他们对Cocoa livelihood program的可能帮助。
首先是终于忍不住，和我所服务的NGO，TechnoServe的program manager大吵了一顿。自从来到尼日利亚，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基本全是靠我和Kate两个人独立求生。TechnoServe在当地没有任何机构和人员，我们每天的生活费和住宿费也几乎都是通过我们自己带去的不多的现金和向当地新认识的朋友的东拼西凑而来。而这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弹尽粮绝的地步：如果再不得到报销款，我们就身无分文寸步难行。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TechnoServe竟然又在尼日利亚境内接了另一个项目，并希望抽调我去尼日利亚东北部的Yola工作一个月（原因是我的咨询背景能够派得上用场），支援那个项目。为了说服我，TechnoServe搬出了他们的西非地区项目主任，在电话上对我百般威逼利诱。我们震惊了。出发之前无知无畏的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一腔热血竟然如此轻易地被人利用，并且令自己身陷囹圄。
一开始我抵死不从（Kate也担心自己一个人留下的话难以应付）；但是转念想想，如果我不接受另一个项目，我们的境况将更不会有改善的希望。这也许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委曲求全。和Kate商量过后，我决定接受Yola的项目，条件是我们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得到过去两个月的报销。（后来的结果是，我们的确得到了）当时颇有种卖身求全的感觉啊……经过这件事情，我和Kate都成长了。我们终于明白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险恶，包括我们曾经信任并几乎将我们的身家性命交托的组织。我们是一个团队（虽然只有两个人），必须学会审时度势、能屈能伸；达到目的途径有很多种，我们要为最坏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其次是认识了OLAM公司的country management。大家对我们这两个毫无防备来到这个国家的女孩表示同情和钦佩。要知道，来到这个国家的所有外国人，都是受到了组织上的高级别严密保护，从住宿安排、交通出行、到家政服务和在当地的社交网络，都是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支持的。我们两个一人拎个箱子，买了张机票从拉各斯来到阿布贾，就这么晃晃悠悠的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着实让大家大吃一惊。听说我们的来意后，OLAM在尼日利亚高管团队的一位领导当即表示会全力帮助我们，还额外安排车子带我们到邻近的省份Kaduna参观OLAM的大米试验区和加工厂。这个试验区可谓是外资公司在尼日利亚发展本地农业的典范，从生产到加工的各个环节，OLAM都注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完全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而不是出口），这样一个示范性项目获得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可谓成绩斐然。
我又一次感到，所谓“适合且适当的方式”来发展尼日利亚/非洲的经济，应当是这样的：从小事做起，持之以恒，前仆后继。我们这样的短期志愿者在这里工作半年，才刚刚了解情况，时间就基本用完。而往往小型NGO的知识传承和合作又做得非常不好，就好像我们来了以后发现完全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用，只能从primary research开始；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合作无间，充满了向出资方争功邀赏的明争暗斗。这一切，与承担执行任务的NGO（NGO一般分为出资性机构和执行性机构）的人才结构有着最重要的关系：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在非洲的执行性NGO人员素质较低，大家基本把他当作一项办公室工作来做；再加上收入不高，招来的人素质便可想而知。我向项目经理咆哮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身处加纳的办公室秘书经常一个星期不回邮件，而老子我每天在尼日利亚出生入死，连报销的钱都要不回来！！（Inner peace，inner peace）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是认识了一位大神，Sir Patrick。他曾经是Novartis尼日利亚公司的CEO，几十年间经历了数轮组织架构调整依然江山不倒。退休后他自己创立了PatenGlobal，专门从事农化产品（化肥、杀虫剂等等）的分销。我们在Lagos的一次访谈中和他认识，他对我们只身来到尼日利亚的“壮举”颇为欣赏，于是邀请我们到阿布贾的时候一定来拜访他家——一座位于阿布贾使馆区的洋楼。
聊天中我们得知他是来自于尼日利亚石油产区的Delta省（我们怀疑他的家族一定有靠石油发财的经历，言下之意，钱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个问题）。当我们问到他为什么不从事石油生意（这个是个来钱多快好省的行当）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这个国家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我对农业有着特别的热爱（Novartis在尼日利亚大部分业务是农化产品），也相信只有农业才能真正造福我们的人民。”Sir Patrick到目前为止的一生都在尼日利亚居住，也并不打算在可预见的将来搬离这个国家。都说石油资源是一种自然的诅咒，因为有了它，所有人都只想挣快钱，而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培植其他产业。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一部分像他一样的尼日利亚人能够这样坚持下去，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我知道我们的政府有无数的问题：贪污、腐败、渎职……但是如果我们也一味抱怨而袖手旁观，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堕落么？我希望农民能够通过PatenGlobal得到更高质量、更优价格的农化产品。每天早晨醒来想到这一点，就觉得生活还是很有奔头的。”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晚上读到了Huijin给我的邮件，这一句圣经的话语和Sir Patrick的话一道，如春雨滋润干涸的土地一样，流淌进了我的心里。生活很艰辛，困难很大，唯独遇见到的人，听到的鼓励的话语，能帮助我在不断的打击中把信心一点一点重新捡回来。
2010年4月10日 | Impossible love
“The day I met you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your money was stolen), I knew my life had come to a U-turn”.
就在我下定决心接受另外一项任务，即将前往尼日利亚东北部最接近撒哈拉沙漠的地带给另一个项目提供短期支持之际，Devendra也终于鼓起勇气向我表白了。Well, 命运之神一定是个Zuo死的编剧，这里的一切已经够混乱的了，又来一出……
“Don’t let your pre-existing prejudice stand in the way. Do not judge. You know it’s a shame to miss a good guy.”
得知我的处境后，Kate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谈起了她曾经的德国未婚夫、印度裔前男友和现任厄瓜多尔裔男友（每一个迷人女性的背后都有一大堆前仆后继的男人，此话不假）。她说，爱上另一种文化/文明，一定是从爱某个具体的人开始的。当然，你可以不用爱那种文化/文明，但你不应该让某些奇怪的偏见阻碍你发现一个可爱的人。连Huijin也说：Your toughest critic and challenger, is yourself.
说实话我不是很确定；Well，应当说是很不确定。对印度童鞋们的印象就是伦敦上学时遇见的超级话多超级势利永远被中国人敬而远之的那一群，还有在麦府里每天斗智斗勇的PPT圣手们（麦府在印度有一间专门画PPT的团队，里面都是专业技能娴熟英文过硬的本地人），当然，所有接触都还伴随着鸡同鸭讲的印度英文，搞不懂啊搞不懂。三个月前要是你问我会不会喜欢一个印度人？我一定会认为你在开玩笑……不过等等，眼前的这个，其实，还有点可爱。
来自于印度中部Bhopa的Dev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摩羯座的工作狂。尽管如此，我在外出差访谈的时候，Dev会每天给我打电话问安（后来发现，我们的绝大部分交流都是通过电话实现的）。话题从西非的可可豆、腰果生意，到印度教的各位大神、电影音乐、家庭观世界观，等等等等。就这样，我们保持着每天2小时以上的通话习惯。最让我震撼且钦佩的，是他那次去东部城市Calabar出差，好端端的开车途经一家银行，突然间被抢完银行出门的暴徒劫持了车辆，被用枪指着脑袋6个多小时，终究在他不断向神的祷告和对暴徒的劝诫下安然获释（知道了结果可以一笑而过，但你能想象如果那是你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吗？）。之前他就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自那以后他又对神许下了另一个感恩承诺，那就是一生都将不再碰酒精。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也是在他的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奇迹，让人置之死地而复生，更关键的是，生还的时候，不带愤怒，满有感恩和喜乐。是信仰的力量让他和他的OLAM兄弟们面对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而不为所动，在这里十年如一日的帮助可可农民改善生产，并为他们基本没有偿还希望的欠款买单。（后来才知道，OLAM作为leadership training的典范机构，已经被写进了很多商学院的教科书，我想这与他的招聘机制不无关系：大部分负责采购的员工都来自印度教家庭，且有着坚定的信仰）
和大多数在非洲工作的OLAM同志们一样，Dev大部分的薪水都寄给了家里，而他最大的心愿，是给心爱的妹妹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复活节假期的时候，我和Dev以及他的朋友一大家子去了尼日利亚隔壁的贝宁，我至今都还清楚记得这么一大群印度人，老老小小，在贝宁的海边唱着印度歌曲，一人一段，时不时还有姑娘小伙子站起来拉手跳两段舞。印度人民的休闲娱乐活动看似稀松平常，却传递了自然质朴的感情，连我这外邦人都深受感染，忍不住要去加入他们）。关于家庭和世界，Dev给我讲了一个很感人的寓言故事，说的是湿婆神和他的老婆打发两个儿子出去看世界，大儿子身骑孔雀飞了出去，而小儿子（象头神Ganish）只是围绕着父母打转：“因为你们就是我的世界”。我不确定在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有多少人仍会保持和他们一样的观念，可是我感到心里的一部分正在慢慢融化。
（接下来真的是一段奇幻之旅：到Dev家做客成了我和Kate自那开始固定的一项周末活动：学习做各种印度菜（不是夸口哦，我做的Paratha得到了大师的肯定；还有各种正宗印度素食和酸奶），才发现自己以往对印度菜的偏见是多么的离谱（地道的印度菜好吃极了！），想想很不应该，自己简直就跟在伦敦时嘲笑的只知道“sweet and sour chicken”的所有外国朋友一样！-,-!!!）；比如和Dev、Karan他们一起看板球赛，虽然在大家狂热的激情中我依然是一头雾水；以及到了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后，我们认识了OLAM在尼日利亚的高级管理层（也是以印度人为主），并通过他们，了解了更多尼日利亚大米、腰果、大香蕉（Plantain）等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情况。）
我曾经是一个hardcore的种族主义者，声称不会爱上一个肤色比我更深的人（不少听我非洲故事的朋友在听完这一段之后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简直不能相信我怎么可能考虑喜欢一个印度“阿三”？！）；也曾经有着无数硬梆梆的择偶标准ABCDE；甚至对自己所不熟悉的人和可能性都充满对抗/戒心。（这种敞开心扉不预设条件的感情经历也许只有在非洲才会发生，但经历之后却令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在那之后我学会理解和接受与我完全不一样的人和他们的想法，甚至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我仅仅因为Dev是一个印度人就把他拒绝了，我该错过一个多么可爱的恋人和朋友啊。）我在日记里写道：“I’m falling in love with an impossible person at an impossible time in an impossible place”。是的，在这样一个艰难而动荡的环境里，两个孤独但渴望理解的灵魂相遇，就是这片不毛之地上开出的最美的花。
Only love can give some meaning to our otherwise meaningless life.
（不以结果论感情。这是我一直以来不断提醒自己的；和Dev一起短短几个月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都没有动摇过，后悔过。后来这段经历被我写进了Searching for faith这篇故事里，出版后，我把它作为一份礼物寄给了Dev还在印度的妹妹，她说, this is very touching and inspiring.）
2010年4月30日 | 撒哈拉沙漠的季风
搭飞机离开阿布贾，一路向东，越来越远离海洋，越来越接近沙漠。从郁郁葱葱的Akure来到放眼望去皆是黄土的Yola，这一次，是我一个人。
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帮助Adamaw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Limited (ADDIL)，一个当地政府（Adamawa State）支持的投资机构，为在Yola建造养鸡场做可行性分析。团队里一共三个人，我，来自加纳的非洲裔项目经理，还有来自南非的养鸡专家。ADDIL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构，因为他的掌舵者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英国老头儿，Trevor。他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在20多岁的时候来到非洲，便深深爱上了这里，到了这把退休的年纪依然在贡献余热。（后来知道，Trevor的现任太太是非洲人）他像极了一个牛仔：身材高大干练，目光炯炯有神，让每个和他说话的人都有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他喜欢喝啤酒，声称啤酒就是他的粮食：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小镇，他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驱车20分钟到Yola的American University里喝一杯啤酒，当然，要是正好碰上披萨日就再好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他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因为他在项目上非常挑剔，总是挑战我的假设，搞得我一遍遍返工；说话的方式也让我很不舒服，基本是一种命令式的不容回旋的口吻，一度让我非常厌烦。
Yola接近撒哈拉沙漠的最南端，每年都会有大批来自苏丹的牧者，带着他们的牛羊，徒步穿过撒哈拉沙漠的一隅，来到Yola与附近的城镇进行牲口贸易。这一项活动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我没能看到来自苏丹的游牧部落，但是在街边宰杀牛羊的情景随处可见。人们用毛毡布支起帐篷，用废旧的沥青筒做炉子，把血淋林的牛肉和牛皮分开，烤肉的味道混合着滚滚浓烟，让这个原本就酷热（4月份的平均气温在35度左右，有好几天白天基本保持在40度）的地方更加倍感焦躁。4、5月间，正是Harmattan的季节，这是一种从撒哈拉沙漠吹来的季风，炎热干燥，还携带着大量黄沙。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上，推开门，看到的不是白天，而是黄天。黄土悬浮在空气里，渗进你所在的每一个角落，地上、桌上、皮肤上、毛孔里。我的心情霎时跌落到了谷底。
由于我们住的是政府的宿舍，条件还算不错：有水有电。不过可别误会了“不错”的含义：有水，那不是一直保证的。我刚到宿舍，看到卫生间摆着一个大塑料桶，不知道用来干吗；后来别人告诉我，当有水的时候得接好，以便（通常）没水的时候不用一身臭汗的去睡觉。至于电嘛，和尼日利亚其他部分一样，由于没有公共网线，基本都是依赖于发电机；这里的发电机要支持多个单位，电压很低，以至于我们房间的空调基本不制冷，成为厢式电扇。好几个晚上我满身大汗的被热醒，不得不又在窗式空调的轰鸣中似睡似醒的迷糊过去。平常一日三餐最好的伙食是炒鸡蛋，不过据说食用油其实是很不健康的棕榈油（胆固醇含量很高）；我们吃的面包是木薯面，而不是小麦面；蔬菜很少，基本以胡萝卜土豆为主；不过我还是常常会给自己开小灶，就是到镇子上的便利店里买雀巢奶粉（冲泡后）和麦片做早餐。夜幕降临以后小镇一片漆黑寂静，我开始扳着手数算结束的日子——30多个这样的夜晚，如果不是Dev的电话，我可能已经得了抑郁症。
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艰苦了。直到有一天晚上加班到两点钟走回宿舍，发现看门人还醒着。他铺着席子坐在户外的空地上，听着收音机，冲我微笑。房子里一定很热，没有电，也没有空调。他就这么一个人，365个晚上，或许白天，也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电视/电脑，没有饭馆和酒吧——我突然意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一切在与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相比时，都是奢侈品。另外的一次经历是我无意中来到我们的厨子位于办公楼后面的家，低矮的平房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他的妻子和若干个光屁股的孩子，在地上搭了个柴堆，上面架了一口小破锅，在煮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后来有机会和Trevor谈到这些见闻，他说，这些人都很不容易。他们每天为我们做饭，即使我们吃到的东西并不怎样，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佳肴。他们看到我们吹空调、用煤气炉，睡干净的床；可是回到家却又是另一番情景。“他们每天都在面对诱惑（temptation）。可是他们没有偷，还尽职的为我们服务。在这里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应当让我们更加谦虚和慈悲（Seeing the life of others makes us humble and humane）。”
我开始注意到ADDIL里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说饮水机的水永远是满的，因为一旦快喝完了，就会有人自动自觉地换上。每次会议前会有人提前准备好投影仪。我们的厨子每天会跟大家确认菜单，甚至可以为不同的人单独做菜。司机们很乐意晚上加班，他们每个人都保留着一份加班登记单，上面整齐的记着出车的时间和确认签名。办公室秘书周六也来和我们一起加班……这一切，我在尼日利亚的其他地方没有见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办公室一位同事过生日，大家买了一个蛋糕庆祝（！！奢侈品），分蛋糕的时候，我看见Trevor悄悄地对他的秘书说，你确保每个人，包括外出的司机都要有一块蛋糕。我开始慢慢尊敬并喜欢这个古怪的老头儿。我以为不可能的，在他身上都变成了可能。后来Trevor告诉我，他刚来的时候，这里也是一塌糊涂。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事情。他教所有人从头做起，包括换饮水机的水，填出勤单，使用幻灯机……他说，教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四遍，不停地检查、更正，直到所有人做的满足他的要求为止。“但你看到了人们身上真实的改变。而且我相信，他们也把这些改变带回家去了（They also carry these changes home）。”
（直到现在，我都还清楚记得Trevor那张棱角分明、性格坚毅的脸。那是一张被岁月磨砺得愈加刚强而慈祥的脸。后来我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见过不少在边疆和/或其他艰苦地区呆了很长时间的人，可没有一个能像Trevor这样令我深深折服。他是一个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志存高远，而双脚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地面。很遗憾我们的项目最后的建议是放弃在Yola开养鸡场的计划，因为养鸡专家的结论是，与商业模型无关，这里的自然条件太恶劣，鸡容易得抑郁症而影响重量和蛋产量-不是开玩笑哦！-但是这一段经历却给我今后的人生带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以至于我到现在回想起Yola的那一个月，都忍不住要对现在的生活感恩。）
在漫天风沙里，我看到了撒哈拉沙漠最南端的绿洲。
2010年5月15日 | 与Huijin的通信：接纳自己
前言by Jing：这是我快要结束尼日利亚生活的时候Huijin给我写的信。现在再读，依然窝心。在光鲜外表下我们以各自的方式软弱、自私和恐惧。每个人都一样。可是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承认和悦纳自己，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将会是多么孤独，甚至是绝望。曾经看过朱德庸的一篇文章，叫做“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今天重新读自己以前的文章，看到和huijin的邮件往来，也想要抱一抱当时的那个自己，想告诉她：一切最终都会好的，如果还不好，那一定不是最终。
（Huijin的英文原文同期发布）
亲爱的，
我终于有时间看了你最近的几篇博文。我希望你能平安归来，并最大化你在过去六个月里学到的东西。我能感到你在试图理性的分析过去的这段生活，并且在论断别人，以及你自己。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优越之处，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只是碰巧在这里，成为这样的人而已。我们也同样软弱（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正如非洲人民一样。尝试着尽量扩展你从这段经历和各种关系中得到的意义吧。分享人类经验最深层次的东西，胜利、苦难和脆弱，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渴望着一种联系，与（未知的那一部分）自己，以及与更广阔的世界。这需要一种感同身受的对自己和他人的完全的接纳，尤其是当那些人没法满足我们的期望时。问问自己，为什么当你发现非洲人不能“正确的花钱”时你会感到气愤。这真的是为了他们，还是为了你自己，因为没法达到你所预期的效果可能会让你对自己失望。如果我们良好的自我感觉必须是建立在外界的认同之上，那么我们其实是自私的，并且必然受到希望得到别人认可这种需求的奴役。为了一切可以持续下去，我们当然需要被支持被肯定。但是，如果有某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为了某种理由而不需要那些（被支持被肯定），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超越这种需求。
我看出来你正在挣扎，试图从你现在的经历，以及你过去四年在麦肯锡的生活里找到某种意义。但有时候，你可能只需要在这些境况中沉下心来，不判断、不分析。
我知道你面临着很多的压力和情绪上的起伏。让自己和周围的人休息一下吧。你完全有理由要求你所需的支持和你所愿意（或不愿意）做的事情。生气并不能帮助你达到目标。愤怒是一种对于不公正的情绪发泄——为什么事情不照我的意思来？而不带自私的企图来处理问题，即，尝试从别人的观点和困难出发，将降低解决问题的难度。你是否也在生自己的气——事情不能如你所愿，使你对自己产生怀疑，并且你自己其实并不能诚实面对这种怀疑？
最后，为你的命运而骄傲吧。你很有勇气，对自己有怀疑是很正常也完全可以理解的。你是个有着独特潜质的独特的人。这种潜质甚至不一定是你所认为的那种，甚至也不是任何其他人所认为你具有的。当你不再与命运角力的时候，你才能够自由。当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知之甚少，却想要搞清楚我们的潜质，其实是徒劳无功的。随着人和事的发生发展，你慢慢就会了解自己和命运了。你要做的选择是，是否愿意做那个真实的自己：那个复杂、不完美、有张力的自己。只有当你真正爱自己、尊敬自己并为了自己，你才可能依着别人本来的样子来爱他们、尊敬他们。出于爱，我们才可以期望并实现于自我进步和发展。
希望你在乱局中能与自己和平相处。
慧瑾
2010年5月25日 | 离开或留下，这，是一个问题
仿佛是生活给我的奖赏，从Yola回来以后，我们就搬进了联合国在Ibadan的研究机构IITA校园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晨跑，绕校园一大圈，看着池塘边的鸟儿扑哧着翅膀从梦中惊醒。在食堂里端着盘子排队吃早餐：烤面包、焗豆、煎鸡蛋和牛奶，简单的食物却也让我兴奋不已。IITA里有很好的设施，包括网球场、游泳池、还有周末的Pizza night和BBQ。和Kate重逢，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生活看起来不应该有什么挑剔和抱怨了吧。
我又不安分的对接下来的形势进了一番判断。我们所做的事情（设计小额信贷产品）在长期来说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好的产品或者机制，而在于能不能执行和坚持下去。这必须是一项长期不懈、一点一滴的工作，因为信用文化和系统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宏观层面来说，目前这个国家还被石油资源这个既幸运又不幸的魔咒所笼罩，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仅限于大选前的一段时间，所谓的“T-shirt政治”：为了得到选票，给农民发补贴。至于一些对于观念转变来说很重要的基础性投入，例如教育，得到的关注和资源则少之又少。我认为：1）我们做的事情还没有到那个真正能够实现转变的当口，换句话说，转变的契机还未出现；2）如果那意味着转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继续留在这里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则是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每一天都要花钱，收到的成效却微乎其微。
TechnoServe需要的不是短期的志愿者：如果他们想要做成一些事情，帮助到当地的人民，就真的应该付出严肃的努力。比如招聘一些有本地经验、可以长期扎根于此的人。每三到六个月如走马灯般变换的短期志愿者只会让当地人对这个组织产生怀疑，失去信任；同时这种对志愿者不够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只会使组织失去招聘到合适人才的机会（事实上，听了我和Kate的经历，所有潜在的候选人都望而却步；而在我和Kate之后，也真的没有人愿意来尼日利亚了。悲观地说，也许不久后，这个组织将会在尼日利亚再度销声匿迹， 就像他们20年前撤出尼日利亚一样。）
天下之大，IITA之大，难道就容不下我这一颗不甘寂寞的心吗……Kate和我讨论了很久，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提前结束我们的合约回国。比计划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一晚没睡。彼此没说一句话。很多情绪陈杂，我们像是被人彻底打败，狼狈不堪落荒而逃的穷兵败将一样。
西非的雨季如期到来，我们在Dev家门口种的番茄种子在大雨的滋润下破土而出，冒出嫩绿的枝丫。我们之前打算着等番茄长熟了，再种西瓜和黄瓜……现在看来只能寄望于遥远的将来了。在OLAM的好朋友George也要离开尼日利亚，回印度迎娶他的未婚妻Su。还有黎巴嫩老大哥也要离开尼日利亚到科特迪瓦履新。每天傍晚大雨准时降下，我和Dev坐在他家的阳台上，看着涓涓雨水顺着房檐流下来，一样的无言。
廖一梅说过，我们一生中总要遭遇到离开心爱的人的痛苦，那可能是分手，也可能是死亡，对此即使我们早有准备也无力承当。人类唯一应该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面对这种痛苦，但是从来没有人教给我。我们都是独个的默默忍受，默默摸索，默默绝望。
五个月前，来非洲的时候我问自己，非要这么孤独吗？没想到五个月后，我竟然还要问一样的问题。好吧，命运，你还是赢了。
题图：美丽的IITA校园，来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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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Jing系文字爱好者，关注“自我成长”和“领导力发展”话题，欢迎关注她和另外两位前麦府伙伴共同创建的公众号“瑾璟有叙”，或查询英文名“Purposeful-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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