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凯歌导演一起工作的两三事

原创 2015-07-22 晓婷奴隶社会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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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结束陈凯歌导演助理的工作已经一年有余，我也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无暇回顾那一年半的经历。如今《道士下山》上映，看着大银幕上那些曾经被无数次讨论的人物和情节，看着结尾字幕中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之前的经历一下子历历在目，不免感慨。

成为陈导的助理有些机缘巧合的因素，最初的兴奋很快被繁琐的工作消磨掉，以至于我几乎要忘记能为这样一位大家工作是多么难得。彼时《道士下山》剧组有一位倪姓双语场记，一次聊天时她跟我讲起来面试场记的过程，告诉我她如何视陈导为偶像，多么仔细的阅读了陈导的传记和相关采访只为获得跟他一起工作的机会。

由于出身书香门第、电影世家，陈凯歌有着异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不论是在跟美术指导聊场景、气氛，还是跟武术指导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都能将各种诗词歌赋、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而作为一部影片的核心人物，他牢牢地控制着创意的中枢，不论是场景、道具、服装、武打设计，还是表演、摄影、剪辑都深受他的影响，让我深刻地领会什么叫“A Chen Kaige's Film” (“陈凯歌电影”)。

工作中的陈导要求非常严格。他依然保持着写手稿的习惯，以致我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要把他极难辨认的手稿录入电脑整理打印。即便是在剧本创作的早期，他也会对用词、标点、场号这样的细节毫不怠慢。陈导有着不怒自威的气场。每每他从导演帐篷出来走向拍摄现场，他的生活助理会提前告知大家“导演来了”，那情景俨然古代的太监宣布“皇上驾到”一般。如果进展不甚顺利或者出了什么问题，气氛会变得非常凝重，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起来。

工作之余的陈导倒是风趣幽默。他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模仿别人神色动作惟妙惟肖；他喜欢给剧组的工作人员起外号，甚至会说文解字地戏说某人的名字。转场或者调试灯光的间歇他也会和剧组的年轻人一起踢毽子，一扫平日的威严，只是一个玩心尚重的长者。

作为一个公共人物，陈导免不了出席各种活动。我想他内心里是希望尽量避免这样的“俗事”。某次一个颁奖活动的贵宾休息室，各色人等纷至沓来，互相问候寒暄，照例奉承一下彼此的成就和妆容，好不热闹。我站在陈导的身后，他安静地坐着，嘀咕了一句“vanity fair”(名利场)。

陈导是位非常勤奋的导演。在剧组结束了每天的拍摄，他还要在晚餐后跟主创开会，或者考虑第二天的拍摄镜头清单。早晨准时到达现场，指导过布光后在监视器前吃早餐。他可以在长途飞行抵达多伦多之后第二天马不停蹄地接受采访，用流利的英文与特有的幽默吸引着现场的外国观众。有时我想，会不会他从外国观众处获得的赞许比国内观众的还要多呢？2013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举办中国百年电影展，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成为开幕影片，组织者还举办了陈导个人作品的回顾与交流，涉及《荆轲刺秦王》《风月》《孩子王》《边走边唱》等国内已经甚少被提及的作品。

昨晚凑巧见到刚看完《道士下山》的美国《综艺》杂志影评人，聊起来她对该片的看法。她的总体感觉不错，并没有像很多网上的评论那么糟糕。她说中国的观众似乎特别关注情节或者动作是不是符合客观现实或者原著，但是外国观众却很少如此。电影本就是一门造梦的艺术，很少有人会纠结《速度与激情7》里面飞车穿楼的情节设置或者《黑客帝国》里的动作设计，但观看国产影片时却时不时搬出原著、牛顿、爱因斯坦来，失去了电影品评的焦点。好像之前柴静的纪录片，一句“你的数据不准确”或者“你抽烟”便足以成为某些人抹杀一部心血之作的全部理由。

《霸王别姬》成就了陈凯歌的巅峰，也成了他的魔咒。于是他的每一部新片面世，一部分观众总会以《霸王别姬》为准绳，不假思索地问道：为什么没有《霸王别姬》的深度？而另一部分观众抱着放松、娱乐的目的走进影院，诸如《道士下山》里面玄之又玄的旁白、佛教思想又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在某些年轻观众眼中，陈凯歌仿佛成了落伍又自负的文化权威的代名词，于是人人得而口诛笔伐之。我想如果客观的说，《霸王别姬》的成功不是陈凯歌一人的成功，包括了那个年代所有不浮躁、尊重创作的制片人、制片公司、主演、主创的共同心血。当年张国荣曾经一度被换下，在得到可以继续参演的通知之后，二话不说回到北京继续京戏的学习。这样一部涉及文革、同性之爱的影片竟能够通过审查在影院与观众见面。今日中国再难出《霸王别姬》此等高度的作品，该问责的也不是某一个人。

《致青春》等影片的出现引发了70后、80后的集体怀旧热潮。对此我和陈导曾有过一段对话。经历过在北京四中时期的年少轻狂、文化大革命、父子反目、上山下乡、海外求学、而立之年蜚声海内外 (参考他的自传《少年凯歌》)，陈导不解甚至有些不屑地说“你们这辈人生活风平浪静，有什么旧可怀的？”我竟一时语塞。后来我想，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怀念，纵然我们这辈人有幸不曾经历国家的动荡、个人命运的失控、铺天盖地的荣耀与诋毁，但是青春里的迷茫、纠结、悲喜都是真切而人所共有的。怀旧是每代人共有的一种情愫，只是大家回忆起来，呈现的是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记忆。

类似的交流与争论不一而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陈凯歌是个拧巴的人，他的纠结在于既想接地气，避免程蝶衣般“都不看看世上的戏唱到哪出了”；但又无法完全放下身段流于俗套。他的年龄跟现在的主流电影观众存在不小的代沟，他的生活境遇与广大的普通人相距甚远。他有着自己对宗教、哲学、人性的深入思考，并将其注入到他的每一部“商业大片”里。渴求深度的观众觉得不满足，寻求娱乐的观众觉得受到了挑战。陈导讲之前他们学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是带着敬畏和准备受一番洗礼与教育的心情。他喜欢昆汀，对《低俗小说》《阿拉伯的劳伦斯》《罗拉快跑》等经典影片推崇备至。但同时每有新片上映，他必定尽早观看。一部部现象级的粉丝电影曾一度让他困惑。我问他您觉得作为导演是应该迎合观众还是应该引领教育观众，他不无无奈地说：“谁又愿意来做教育观众这种事呢？”

今日跟先前在《道士下山》剧组工作的同事聊天，他说起陈导在现场对于演员表演的指导和最终OK条的选择都觉得“导演完全是疯了”。例如郭富城饰演的周西宇在展示“落英缤纷”的神功前的那一段“广场舞”和王宝强饰演的何安下与范伟饰演的师父隔着长桌醉酒畅聊的一幕，都是演员在导演的授意下自由发挥的桥段。做此选择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让我揣测导演此举的目的，我想是不是他不安于现有的表演方式，努力求新求变的尝试呢？当然脑洞大开的结果就是导演没疯，估计作为投资人的曹老板先疯了。

2014年4月份天气渐渐转暖，经过了寒冬难捱的棚内拍摄，北京的部分告一段落，整个剧组即将转战南方外景地。而我在这个时候因为个人的原因选择离开。晚上，我见到结束了一天拍摄的陈导，向他表达了去意。整个对话的内容比较平淡，以至于我都记不得双方说了什么。但我仍记得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那个白天在片场指点江山的陈凯歌消失了，我眼前是一位羽绒服裹着睡衣、略带倦容的老人。你可以说他的电影语言过于自我，或者他的创新与尝试并不奏效，甚至他的行事风格“不可一世”，但他对电影是如此的敬畏与热爱，以致年逾六旬仍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以上。他身边的同事与朋友有的来，有的走，只有他留在那里，坚守着对电影的执着。

愿人们包容更加多元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