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贫困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942 篇文章
题图：云南河边村。
作者：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特聘岗教授，小云助贫创始人，中国著名发展学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2015年在云南勐腊县创办小云助贫，选择深度贫困瑶族村庄河边村展开扶贫和乡村发展实践。2017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2018年获十大公益人物。本文来自：南都观察家（ID：naradainsights）。
社会不平等影响个人选择，是说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富裕群体对机会的系统性垄断会导致对穷人获得机会的系统性排斥。当穷人的机会被极大地压缩，“尊重穷人的选择”这条原则从正面讲是一种天真的愿景，从负面讲则是一句冰冷的推辞。
为穷人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甚至去说服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这并非不道德。相反，用“尊重穷人的选择”的理由甩手不管，才是扶贫人在责任上的逃避。
“尊重穷人的选择”是扶贫中几乎毫无争议的原则。一旦贫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时穷人又拒绝做出改变的时候，“扶贫”就会变得无奈，努力去扶贫似乎也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基斯·佩恩（Keith Payne）教授主要从实验心理学角度探索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他在著作中大量展示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的贫困案例。
佩恩的叔叔生活在一个垃圾场边上的仓库里。冬天的夜晚，气温接近零度，他的叔叔就躲在仓库角落的煤炉边上度日。佩恩与父亲去看望叔叔，并且说服叔叔到佩恩家住。但是叔叔坚持不住进佩恩家的房间，而是选择住在佩恩家猪圈改造的仓库里。佩恩的叔叔每天靠芝士吐司和威士忌为生，后来他还是回到了在垃圾场的住所，59 岁那年，他因为肺癌在垃圾场结束了生命。
佩恩笔下的叔叔是个贫困潦倒的悲剧案例，其命运毫无疑问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叔叔拒绝了佩恩爸爸的“扶贫”救助，在他得知自己患上肺癌时，甚至又拒绝医生的建议，选择继续酗酒走完人生。
世界上有很多佩恩叔叔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给那些支持“穷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的人们提供了实证经验，也让很多“扶贫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无奈地止步。
▲ 佩恩笔下的《断裂的阶梯》探讨了为什么贫困的女性往往更早生育且拥有更多的孩子，为什么工人阶级在审慎投资未来方面缺乏信任，为什么不平等的社会更趋于宗教化等问题。
我在河边村的扶贫工作遇到很多形式不同但性质类似的例子。
我不解地发现，一位单身农户，凡是各种集体的活动都积极参加，但如果鼓励并帮助他建设客房，他就很不积极。我对同事说“这是他的选择，我们没办法”，因为其他人日夜努力建设客房、增加收入的行动明显不是他的选择。
有一次，我给一位农户说：“你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外边跑，一天挣不到 100 元，除了油费和摩托车的折旧，没有多少钱，你把客房好好收拾了，把屋外的环境改善了可以挣更多啊。”他听了笑笑，也做了改进，但是依然每天往外跑。
住在村口的那户，用建房的贷款搞别的，房子到现在还没建起来，而他三个兄弟的客房和餐饮收入一年有好几万，他却亏本很大。我见到他说：“你看，你没挣到钱吧！”他说：“明年我一定挣到。”他没有算过，到了明年，他的三个兄弟总共挣的钱估计都要超过十万，他咋能一下就搞到十几万呢？
这几个农户的行为选择显然不符合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因为他们不是选择明显有可能挣更多的钱的活动，而是做了非理性的选择。
▲ 河边村房屋的旧貌。
这些真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吗？事实上，面对佩恩叔叔的结局，不论是坚持“扶贫”的人，还是坚持“尊重他们的选择”的人，几乎都认为故事是一个悲剧。那为什么在针对“是否”或“如何”阻止这个悲剧发生上，会有不同的观点呢？
我们假设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和佩恩叔叔一样，那么就不会有人认为佩恩叔叔的案例是一个悲剧。问题是，当大多数家庭都在舒适的房子里度过冬季，佩恩的叔叔却在垃圾旁艰难度日。河边村多数人家都有很好的木楼，而且都能从中得到可观的收入，而有的村民还没有住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谁是穷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了我们对待不平等的价值取向。世界上的任何议题都是政治化的，可以分出左、中、右的观点差别。但是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在对待不平等的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因为不平等不仅直接伤害了穷人，它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让富人直接受害（如绑架、谋杀等）。更重要的，是不平等问题产生的社会裂痕对每个社会成员都造成了永久伤害。
无故而对社会进行破坏性报复的人，来自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上层人群。即使很多生活在歧视条件下的儿童成年后没有出现违法或破坏性行动，但其幼年期所处的恶劣环境以及在富家孩子优越条件反衬下形成的心理阴影，将伴随他的一生。在很多情况下，不平等的反差和心理伤害还会对他产生反向激励，使得这些人更加冷漠、自私、不择手段。
很多贪官在有权力的时候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对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他们在审判的自我陈述中会讲到自己出身贫寒，是党培养了他们，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贪污和腐败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比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往往更为严重，中国人讲“穷养德，富养志”，说穷人容易缺“德”，而富人容易丧“志”。这并不是对于贫富的道德评判和对穷人的歧视，而是客观地呈现在不平等条件下人的行为取向。
一个人在路上捡到 100 元，如果他是穷人，会倾向偷偷拿走，而对于富翁而言，他甚至懒得去拿。我们的社会则将拿走别人掉的钱看作是“不道德”。虽然贫富的境遇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客观上并不存在由于贫富差异而必然出现某种社会后果，但是不平等导致的伤害却是必然的，而且不平等对穷人和富人的伤害最终可能是一样的。
“尊重穷人的选择”在原则上并无错误。然而真正的尊重并不是简单地问他们愿意做什么，而是要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特定的选择。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陷入自我破坏的恶性循环。
佩恩研究发现，人们在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远远高于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如加拿大）；像佩恩叔叔这样的人在高度不平等的州（如肯塔基州）的比例高于在不平等程度低的州（如衣阿华州）。社会不平等影响个人选择，是说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富裕群体对机会的系统性垄断会导致对穷人获得机会的系统性排斥。
▲ 2009 年 6 月 5 日上午，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的一辆公交车发生燃烧，造成 27 人遇难 74 人受伤。后经调查，该案为故意放火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已当场死亡。图片来自四川在线。
当穷人的机会被极大地压缩，“尊重穷人的选择”这条原则从正面讲是一种天真的愿景，从负面讲则是一句冰冷的推辞，扶贫者止步于“尊重”这个道德屏障就形同于把穷人推向深渊。
一旦一个人陷入到恶性循环，事实上就很难将他拉出陷阱，但这不是扶贫者退让的理由，因为几乎没有人一开始就会选择沦落和落后，长期的沦落会让人逐渐形成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会加剧落后状况，这就是所谓的“福利破坏性循环”。
真正的扶贫是要打破这个循环，核心任务是使穷人和富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当权利和机会不平等时，扶贫人不应该拿着“尊重穷人的选择”的道德原则去鼓励穷人在原有的轨道上重复，而应该拿出不同于穷人生活和生计方式的方案去扶持他们。
在很多时候，这些外来的方案不是穷人的主动选择，而是扶贫者“强加于人”，所以实施起来好像不那么道德，但是如果我们不给穷人提供不同的机会、想法、方案，那让他们去选择什么呢？
佩恩讲了一个与这个议题有关的个人故事。他的女儿发现了一种能吓唬父母的游戏 — 爬到床或沙发的边上，然后把自己摔下去，她知道总有人会接住她，因为她从来没有被真正摔过。佩恩知道自己不断接住女儿只能鼓励她继续这样做。但是佩恩觉得与其用不接住她这样冰冷的方式回应她的冒险，不如让她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有风险时，会有人帮助你。佩恩希望通过积极的帮助把她的预期循环推到正确的方向上。
我们很难把这个案例泛化成为教育子女的样板，但是用帮助而不是拒绝引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可能是改变世界较好的方式，这也从侧面为扶贫的正当性做了辩护。
河边村村口那位男主人经常光着膀子坐在没有完成的大房子里，看着其他家往来着客人。有一次，他对我说：“李老师，我今年把甘蔗弄了就建房子！”听了他的话，我突然觉得当初让同事“尊重他的选择”实际上是掩盖我面对他的无能，而非真正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对于他要去做什么一无所知。
他身患重病，债务累累，坚持不盖房是要先挣钱还债，他说不盖房并非他真的不想盖。如果我们当初想办法帮他盖起来，他也会有客观的收入，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
▲ 河边村改建面貌，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任何人面对风险都会选择自己熟悉的路径去规避。穷人生活最大的问题是日常的困难和危机不断，他们的行为主要受更加急迫和重要的原因的驱动，他们会用手头最好的和时间最短的方式应对危机。“尊重穷人的选择”听起来是那么的温柔体贴、通情达理、富有道德，但问题是可供穷人选择的机会很少，他们了解的机会也很少。
当初我和村民商量盖啥样的房子，村民都说要盖砖混房，可他们没有住砖混房的经历。我说这里白天热晚上冷，下雨还多，砖混房不通气，会夏天热冬天冷，和同事“逼”他们建木楼，不要盖砖混房的。现在村民都说木楼好还能赚钱。当拿到钱的时候，村民终于感觉到他们“被选择”的意义了。
为穷人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甚至去说服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这并非不道德。相反，用“尊重穷人的选择”的理由甩手不管，才是扶贫人在责任上的逃避。
真正的扶贫既不是强加给穷人一些简单的所谓的“方案”，也不是以“尊重穷人的选择”为由来掩盖扶贫者的无能和冷漠，而是让贫困之人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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