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
编前语｜凤凰出版社
《文选旧注辑存》出版
1994年，中国文选学研究会成立，《文选》形成专门的“文选学”。事实上，“文选学”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所谓“文选学”，主要是《文选》注释学。李善注《文选》即唐时的重要成果。清代以来的学者对《文选》文本及历代注释整理校订，以期更加系统地作出集校辑释工作。但是，由于《文选》版本众多，且新资料不断出现，这就对研究《文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课题。
2009年，刘跃进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主持《文选旧注辑存》项目，旨在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汇注本《文选》。披荆斩棘，历经九载，二十卷的《文选旧注辑存》终得面世，对于《文选》研究意义重大。今天，我们以刘跃进先生为《文选旧注辑存》所作的序言为引，带您了解该书的编撰缘起。
注：新书信息在最后，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壹：《文選》的經典意義
五十歲以後，我常常反思過去三十年的讀書經歷，發現以前讀書往往貪多求全，雖努力擴大視野，增加知識儲量，但對於歷代經典，還缺乏深入細密的理解。《朱子語類》特别强調熟讀經典的意義，給我很深刻的啓發。朱熹說：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
爲此，他特别强調先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經典讀起，特作《四書集注》。《朱子語類》就是朱子平時講解經典的課堂筆記，不僅繼續對這四部經典加以論述，還對其他幾部經書的精微之處給予要言不煩的辨析。他不僅强調熟讀，還主張“誦”書，即大聲念出來。朱子如此反復强調熟讀經典，實在是有所感而發。
紙張發明之前，文字主要刻寫在甲骨和竹簡上，通常不會太繁富。一九五九年武威出土漢簡《儀禮》，簡長五十至五十六釐米，可以書寫六十到八十字。由此推斷，一部《史記》五十餘萬字，要用近十萬枚竹簡才能容納下來。古人說學富五車，其實知識總量有限。《史記·滑稽列傳》載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東漢之後，紙張日益廣泛運用，改變了這種狀況。抄書、著書，成爲風氣，也成爲一種職業。由此而來，大城市有了書店，王充就是在書肆中飽讀詩書，博學深思，成爲一代思想家。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有了書肆，文化更爲普及。左思《三都賦》問世之後，可以使洛陽爲之紙貴。這說明讀書的人越來越多。
宋淳熙八年池陽郡齋刻尤袤本《文選》（中華再造善本）
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書籍成倍增長，取閱容易。尤其是北宋慶曆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同時代沈括《夢溪筆談》及時記錄下來，感慨說，如果僅僅印三兩份，這種印刷未必佔優勢，倘若印上千份，優勢就非常明顯了。問題隨之而來：書多了，人們反而不再願意精讀，或者說没有心思精讀了。所以朱熹說：“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讀書方式發生變化，做學問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就像紙張發明之後，過去爲少數人壟斷的學術文化迅速爲大衆所熟知，結果，信口雌黄、大講天人合一的今文經學由此敗落。雕版印刷術、尤其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也具有這種顛覆性的能量。朱熹說：“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隨著書籍的普及，過去那些靠賣弄學問而發跡的人逐漸失去市場，也就失去了影響力。人們不再迷信權威，而更多地强調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宋人逐漸崇尚心解，强調性理之學，這種學風的變化固然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時也與文字載體的變化密切相關。
我們也曾有過從無書可讀到群書泛濫、無所適從的閱讀經歷。我們這一代人，扛過槍，下過鄉，真正的讀書生涯多是從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進入大學後才開始的，在如飢似渴地惡補古今中外文學知識的同時，又都不約而同地拓展研究空間，試圖從哲學的、宗教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方面來觀照文學，渴望走出自己的學術道路。
世紀之交，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電子圖書異軍突起，迅速佔領市場。而今，讀書已非難事。但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的大腦實際上已經成爲各類知識競相湧入的跑馬場，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機會。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界，論文呈幾何態勢增長，令人目不暇接，但是總是讓人感覺到非常浮泛。很多研究成果是項目體或者學位體的産物，多是先有題目，再去論證，與過去所謂以論帶史的研究並無本質區别。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常常想到經典重讀問題。
美國著名學者哈羅德·布魯姆著《西方正典》，用五百多頁篇幅介紹了從但丁、喬叟、賽凡提斯到喬伊斯、卡夫卡、博爾赫斯、貝克特等二十六位西方文學大師的經典著作。作者認爲，任何作家都會受到前輩文學名家和經典名作的影響，這種惟恐不及前輩的焦慮常常會使後來者忽略了自身的審美特性和原創性，並讓自己陷入前人的文本窠臼而不得出。作者在《影響的焦慮》中指出，能否擺脫前代大師們的創作模式，建立起自己的創作特色，形成新的經典，這是天才和庸才的根本區别。我們所以重視經典，重讀經典，是因爲經典闡述的是文化中比較根本的命題，由此可以反省文化中一些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既與民族文化傳承息息相關，又爲當代文化建設提供深入思考的空間。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國子監刻遞修本《文選》
當然，如何選擇經典，又如何閱讀經典，確實見仁見智，没有一定之規。中國學問源於《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所謂“六經”。《樂經》不傳，古文經學家以爲《樂經》實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經學家認爲没有《樂經》，樂包括在《詩》和《禮》之中，只有五經。唐宋之後，逐漸又從五經發展到七經、九經乃至十三經。這是儒家基本經典，也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典籍。當然也有在此基礎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經齋記》（《經韻樓集》卷九）就在此基礎上益之以《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等，以爲二十一經。但無論如何劃分，都以五經爲基始。
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不勝枚舉。歷史上稱之爲學的，只有“選學”與“紅學”。“紅學”是專門學問，博學大家、草根學者比比皆是。對此，我無從置喙。結合我所感興趣的漢魏六朝文學研究，我也信奉傳統見解，主張熟讀《昭明文選》。
問題是，如何研究經典？就個人讀書閱歷說，我特别讚賞下列四種讀書方法：
一是開卷有得式的讀書，錢鍾書爲代表。他主張從基本典籍讀起。《管錐編》論及了《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注》、《焦氏易林》、《楚辭補注》、《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十部尋常典籍，都由具體問題生發開去。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錢鍾書手稿集》中文之部凡二十二册，多是讀書筆記。這是中國最傳統的讀書方法，泛覽博觀，隨文札記。如王應麟《困學紀聞》、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洵爲傳世之作。由於現代學科的限制，人們固守一隅，閱讀面很窄。結果導致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没有“問題”（意識）。
二是探求本源式的讀書，陳垣爲代表。他特别强調搜集資料要竭澤而漁。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目錄學入手，作史源學的研究。他特别關注年代學（如《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曆》）、避諱學（如《史諱舉例》）、校勘學（如《元典章校補釋例》）等，元元本本，一絲不苟。他主張一是一，二是二，拿證據說話。陳智超整理《陳垣史源學雜文》引述陳垣的話說：“考證爲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他還總結出這樣幾條基本原則：“一、讀書不統觀首尾，不可妄下批評。二、讀史不知人論世，不能妄相比較。三、讀書不點句分段，則上下文易混。四、讀書不細心尋繹，則甲乙事易淆。五、引書不論朝代，則因果每倒置。六、引書不注卷數，則引據嫌浮泛。”（陳智超編注《陳垣史源學雜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七年版，第五頁。）
三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陳寅恪爲代表。他的研究，問題多很具體乃至細小，所得結論卻有很大的輻射性，給人啓發。《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篇幅不長，結論可能不一定都很準確，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學術視野，開闊而充滿感召力。他的研究，有的時候帶有一定的臆測性，主張對古人應抱有“同情的理解”。我們的研究多缺少這種同情，往往居高臨下，急於給古人排座次，不能也不願意與古人平等對話。
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嚴耕望爲代表。嚴耕望先生的學問是有跡可循的，他也有先入爲主的框架，卻不先做論文，而是做資料長編。比如《唐代交通圖考》研究，就傾其大半生精力。《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考》、《兩漢太守刺史考》，也都是資料排比、考訂異同的著作。很多有成就的學者，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之前，總是先做好資料長編工作。關鍵是如何編。每個課題不一樣，長編體例自然也各不相同。
考察上述大家的研究經歷，幾條基本經驗值得注意：
第一是讀書治學的三個步驟，一要耐心閱讀原典，二要精細處理材料，三要做充實而有光輝的綜合研究。
第二是他們關注的領域主要是政治制度史、社會思潮史。研究文學、研究歷史、研究哲學，其實都離不開政治制度史與社會思潮史的研究。
第三是發現與發明並重，創造了自己的學術品牌。
我個人認爲嚴耕望的讀書方法比較切實可尋。資料的收集與文獻的研究相輔相成，緊密結合。資料編訖，自己也就真正進入了這個領域。同時，這份資料的整理出版，又爲學界提供一部經過系統整理的參考著作。這樣的著作，於公於私，均有裨益。
於是我想到了《文選》的整理。三十年前讀《文選》，往往見樹見木不見林，如果能夠從文獻的角度系統整理《文選》舊註，應當是很有意義的事。
貳：解讀《文選》的途徑
解讀《文選》，唯一的途徑是研讀原文；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各家註釋又是不二選擇。從廣義上說，所謂“文選學”，主要是《文選》註釋學。通常來說，閱讀《文選》，大都從李善註開始。因爲李善註《文選》，是一次集校集釋工作。他彙總了此前有關《文選》研究的成果，擇善而從，又補充了大量的資料，因枝振葉，沿波討源，成爲當時的名著。宋代盛行的六臣註《文選》，其實也是一種集成的嘗試，將李善註與五臣註合刊，去粗取精，便於閱讀。除六臣之外，還有一些古註。清代以來的學者更加系統地整理校訂，希望能夠對於《文選》文本及歷代註釋作系統的集校輯釋工作。但總的來看，還留下了這樣或那樣的遺憾。最主要的原因是，《文選》的版本比較複雜，有三十卷本，有六十卷本，還有一百二十卷本。同樣是李善註或者是五臣註，各本之間的差異也非常大，常常叫人感到無所適從。這就使得集校集註工作充滿挑戰。還有，新的資料不斷出現，尤其是敦煌本和古鈔本的面世，不斷地給“文選學”提出新的研究課題。
敦煌吐魯番本《文選》英藏S.3663成公子安《嘯賦》
長期以來，我在研讀《文選》及其各家註的過程中，遇到某一問題，常常要前後披尋，比勘衆本，總是感覺到掛一漏萬，缺乏一種具體而微的整體觀照。於是，我很希望能有這樣一個輯錄舊註、編排得宜的讀本，一編在手，重要的版本異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學術見解亦盡收眼底。（阮元《揅經室集·一集》卷十一《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云：“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横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奥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二四八—二四九頁。）爲此，我曾以班固《典引》及蔡邕註爲例，作了嘗試。（文載《秦漢文學論叢》，鳳凰出版社二八年版。）《典引》最早見載於范曄《後漢書·班固傳》。其後，梁代昭明太子編《文選》收錄在“符命”類中，接在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之後。范曄《後漢書》載《典引》與《文選》錄文已有差異，而《文選》各本之間差異尤大。
先看范曄書和尤袤刻李善註本的異同。最明顯的不同是范書没有收錄約四百字的序文。而收錄序文的《文選》本，序文下卻没有蔡邕註。由此推斷，蔡邕所見《典引》和李賢註《後漢書》似乎都没有序文。另外，文字方面也多有差異。凡通假字，姑且不論。即較重要者如：“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卓絕”，范本作“卓蹤”。李賢註：“爲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高於陶唐。”說明李賢所見之本也作“蹤”。而五臣李善註之奎章閣本作“綽”。“以方伯統牧”，范本作“以伯方統牧”。李賢註：“伯方猶方伯也。”是李善本作“方伯”是也。“黄鉞之威”，范本作“黄戚之威”。李賢註：“黄戚，黄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既然用《禮記》的典故，當作“黄鉞”爲是。奎章閣本作“黄鉞”是也。“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范本“用”作“朋”。李賢註：“朋，群也。”是李賢所見本也作“朋”字。由上述幾例看，尤刻李善本較之范本略優。但是，根據胡克家《文選考異》（據專家考證，《文選考異》是顧千里所作，考見李慶《顧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尤刻《文選》時，曾據多種版本校改。這些或許是尤刻所改，雖然有很多已不可詳考，但是依然可以推尋到一些蛛絲馬跡，如尤刻序中“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將見”七字。奎章閣本註：“善本無將見問意開寤耶七字。”可見，此七字或是尤刻所加。據何本而增，便不得而知了。
再看尤刻李善註本和五臣註本的差異。“猶啓發憤滿”，五臣本作“猶樂啓發憤懣”。張銑註：“樂，謂樂爲其事也。”是五臣所見有“樂”字。奎章閣本也有“樂”字。“五德初始”，五臣本“始”作“起”。張銑註：“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是五臣所見本確爲“起”字。奎章閣本也作“起”字。“真神明之式也”，五臣本“真”作“聖”。奎章閣本也作“聖”字。“恭揖羣後”，五臣本“揖”作“輯”。“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五臣本“淵穆”前有“嗣”字。李周翰註：“自謙不能嗣于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是五臣所見有“嗣”字。“是故誼士偉而不敦”，五臣本“偉”作“華”。張銑註：“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爲華薄之事不爲敦厚之道也。”是五臣所見確爲“華”字。“性類循理”，五臣本“循”作“脩”。“至令遷正”，五臣本“令”作“於”。“孔猷先命”，下有蔡邕註：“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可以肯定蔡邕所見爲“繇”字，而不是“猷”字。五臣本“猷”作“繇”。劉良註：“繇，道。”是五臣所見也作“繇”字。“寤寐次於心”，五臣本“心”上有“聖”字。范本也有“聖”字。奎章閣本也作“聖心”。“憚勑天命也”，五臣本“天”下無“命”字。奎章閣本亦無此字。從上述幾例來看，五臣註本似乎更接近於蔡邕註本。過去我們對於五臣註多所否定，如果就《典引》異文來看，五臣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通過這樣的個案研究，我發現，校讀《文選》，至少可以選擇三條途徑：一是根據不同的版本，包括早期鈔本如敦煌吐魯番本、日古抄本、宋元刊本等加以勘對，還有時代較早的書法作品、碑刻文獻等，像唐代陸柬之書《文賦》、柳公權書《演連珠》等，也是比照的依據。（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影印出版。陸柬之爲虞世南外甥，應當生活在唐代貞觀年間，故行文避“淵”、“世”字，當與李善同時代。）二是借鑒他書選錄者，如《文選》選文，有一百多篇見於史傳，可據以比校；還有的是前人隻言片語的引證，也是校勘的資源。三是根據同書不同篇目所引及上下文意的推斷考訂。校讀正文文本，雖然於字句的去取定奪之間，差異較大，但是終究還是有很多便利條件，有所依據，有章可循。相比較而言，整理《文選》各家註釋，就遠非易事了。衆所周知，《文選》註釋影響最大的主要是李善註和五臣註，此外，還有李善所徵引的各家舊註以及《文選集注》所引各家註。在流傳過程中，李善註本與五臣註本雖各有傳承，但是與後來的六臣本相比勘，就會發現其中的關係錯綜複雜。而六臣註諸本，也不盡相同，有的是李善註在前，五臣註在後；有的則是五臣註在前，李善註在後。這樣，各家註釋，詳略各異，繁簡不同。因此，要想整理出一個眉目清晰的舊註彙釋定本，不是不可能，但是相當困難。
清代學者研究《文選》，主要集中在李善註與五臣註上。正文與註釋相互校訂，根據舊註體例定奪去取，内證與外證比勘尋繹，因聲求義，鈎沉索隱，在文字、訓詁、版本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令人讚嘆不已。當然，他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下列三個方面：
首先，清代以來的《選》學家，根據當時所見書籍對於李善註釋所引書加以校訂。問題是，李善所見書，與後來流傳者未必完全一致，譬如李善所引《說文》、《爾雅》就與今本多有不同。更何況，清代《選》學名家所見書也未必就是善本。如果只用通行本校訂李善註，其結論很難取信於人。下舉數例：
一、 班固《西都賦》李善註“容華視真二千石”之“容”字，“充衣視千石”之“衣”字，《文選考異》所見爲“傛”、“依”，作者認爲作“容”和“衣”爲是，而“傛”與“依”兩字，“此尤校改之也”。然今見尤刻本正作“容”和“衣”。
二、 班固《西都賦》“内則别風之嶕嶢”，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無“之”字，是。但是《文選考異》以爲此“之”字爲尤袤所加，就非常武斷。劉文興《北宋本李善注文選校記》指出北宋本就有“之”字，“據此則非尤添，乃宋刻原有也”。（劉文興《北宋本李善注文選校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一年九—十月五卷第五號。）
三、 張衡《西京賦》“黑水玄阯”之“阯”，《文選考異》作者所見爲“沚”，據薛綜註，認爲當作“阯”，今尤袤本正如此。
四、 班固《東都賦》“寢威盛容”之“寢”，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後漢書》並作“
五、 《西京賦》“上春候來”下李善註“孟春鴻雁來”，《文選旁證》卷三據誤本，以爲“鴻”下當脫“雁”字。而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並有“雁”字。
六、 《東京賦》“而衆聽或疑”，胡紹煐所見爲“而象聽或疑”。《文選箋證》卷三：“按：當作‘而衆聽者惑’。疑字涉注而誤。惑與下野爲韻。”而尤袤本不誤。
七、 江淹《恨賦》“若迺騎疊跡，車屯軌”之“屯”字，胡紹煐所見爲“同”，於是在《文選箋證》中考證曰：“六臣本作屯軌。按注引《楚辭》‘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明爲正文屯字作注。則善本作屯，不作同。此爲後人所改。”殊不知，尤袤本正作“屯”。
八、 《吴都賦》“宋王於是陋其結綠”之“宋王”，王念孫所見本爲“宋玉”，於是考曰：“宋王與隋侯對，無取於宋玉也。”而尤袤本正作“宋王”。
九、 《漢高祖功臣頌》李善註“蹳兩兒棄之”之“蹳”，梁章鉅所見本爲“蹶”。且云“尤本作取，亦非”，謂當作“蹳”字爲是。然今尤袤本正作“蹳”。
十、 《劇秦美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梁章鉅謂：“尤本‘因’誤作‘困’。”然今尤袤本正作“因”，非誤。
北京大學藏日本古鈔本《文選》卷七
應當說，《文選考異》、《文選旁證》，還有《文選箋證》的作者，目光如炬，根據有限的版本就能判斷是非曲直，多數情況下，言而有徵，可謂不移之論。但他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譬如，《文選考異》的作者認爲，“凡各本所見善注，初不甚相懸，逮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異”。作者没有見過北宋本，更没有見到敦煌本，他指摘爲尤袤所改處，往往北宋本乃至敦煌本即是如此。這是《文選考異》的最大問題。再看梁章鉅《文選旁證》，雖取資廣泛，時有新見，但也常常爲版本所困。如果據誤本再加引申發揮，就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譬如梁章鉅就没有見過五臣註本，常常通過六臣註本中的五臣註來推斷五臣註本的原貌。而今，我們能看到的完整的五臣註就有兩種，還有日本所藏古鈔本五臣註殘卷。由此發現，五臣註與五臣註本的正文，也時有不一致的地方。僅據註文推測正文，如謂“五臣作某，良注可證”，對照現存版本，則梁氏的推測，往往靠不住。《東都賦》“韶武備”，梁氏謂：“五臣‘武’作‘舞’，翰注可證。”根據六臣註中的五臣註，乃至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註文中確實作“舞”，但是，這兩種五臣註的正文又都是“武”字。朝鮮本刊刻的年代雖然略晚，但是它所依據的版本可能還早於陳八郎本。不管如何，今天所能看到的五臣註本均作“韶武備”，梁氏推測不確。又如揚雄《甘泉賦》“齊總總以撙撙”，梁章鉅《文選旁證》卷九：“五臣‘撙’作‘尊’，銑注可證。”然陳八郎本不作“尊”，作“
其次，古人引書，往往節引，未必依樣照錄。如《魏都賦》“憲章所不綴”，劉逵註引《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就是節引。又如張衡《思玄賦》：“潛服膺以永靚兮，緜日月而不衰。”李善註引《禮記》作“服膺拳拳”，而李賢註引則作“服膺拳拳而不息”。《禮記》原文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李善註顛倒其文，而李賢註釋不僅顛倒其文，還將“弗失之矣”改作“不息”。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二李引《禮記》另有别本，二是約略引之。又如木華《海賦》“百川潛渫”，用今本《尚書大傳》“大川相間小川屬，東歸於海”的典故，《水經注序》引同。《長歌行》李善註則引作“百川赴東海”。蔡邕《郭有道碑》李善註引作“百川趣於東海”，同一文本，後人所引各不相同。如果用今本訂補，幾乎每則引錄均有異文。據此可以訂補原書之誤之闕，也可據原書訂正李善引書之訛。應當說，這項工作很有意義，但是這些工作已經溢出本書劃定的範圍，而且有些考證也與李善註書的本意有所背離，故所不取。
第三，清人對《文選》的考訂，很多集中在李善註釋所涉及的史實及典章制度的辨析上，很多實際是詳註，甚至是引申發揮，輾轉求證，有時背離《文選》主旨。如《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汪師韓謂“听然”通作“哂然”，又通作“吲然”，又通作“辴然”，甚至還可以作“怡然”。這種引申，就本篇而言並無任何版本依據，似乎有些牽引過多。又如鮑照《舞鶴賦》“燕姬色沮”，《文選旁證》引葉樹藩據《拾遺記》的記載，認爲燕姬指燕昭王廣延國縣舞者二人，曰旋娟、提嫫，實屬附會。其實燕姬猶如鄭女、趙媛、齊娥等，泛指美女而已。這些研究，不免求之過深。
《文選舊註輯存》南京審稿會
叁：《文選舊註輯存》的編纂
基於上述認識，我試圖給自己尋找一條重新研讀《文選》的途徑，輯錄舊註，客觀臚列，編纂一部《文選舊註輯存》。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所謂《文選》舊註，我的理解，有五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李善所引舊註，二是李善獨自註釋，三是五臣註，四是《文選集注》所引各家註釋，五是後來陸續發現的若干古註。編纂的目的，博觀約取，元元本本，可以給讀者提供一個經過整理的彙註本。
一 李善輯註
李善輯錄舊註有三種情況：
一是比較完整的引述。譬如薛綜的《兩京賦註》，劉逵的《吴都賦註》和《蜀都賦註》（《文選》卷四左思《三都賦》中的《蜀都賦》有劉淵林註。李善曰：“《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吴、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張載的《魏都賦註》和《魯靈光殿賦註》，郭璞的《子虚賦註》和《上林賦註》，徐爰《射雉賦註》，顔延年和沈約的《詠懷詩註》，王逸的《楚辭註》，蔡邕的《典引註》，劉孝標的《演連珠註》等。特别是李善所引薛綜註，很值得注意。饒宗頤《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二年影印本）收錄《西京賦》三百五十三行，起“井幹疊而百增”，訖篇終，尾題“文選卷第二”。雙行夾註，薛綜註，李善補註，與尤袤本大致相同。但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是繕寫時間。卷末有“永年二月十九日弘濟寺寫”數字，“年”旁有“隆”字。永隆（六八〇年八月至六八一年九月）爲唐高宗李治年號，此處落款‘二月十九日’，故當爲永隆二年即公元六八一年所書。而據《舊唐書·李善傳》，李善在高宗“明慶中累補太子内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註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今存李善上表標註“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與史傳同。這說明《文選註》成於顯慶三年（六五八）。而這個寫本距李善上表僅二十三年，爲現存李善註最早的寫本了。第二，李善註所引唐人資料，最多的是《漢書》顔師古註。第三，尤本註音多作某某切，而敦煌本作某某反。第四，《爾雅》並作《尔雅》。不僅是《爾雅》，敦煌寫本中還有好幾個字與今天的簡體字相同。
二是部分徵引舊註。曹大家《幽通賦註》、項岱《幽通賦註》、綦毋邃《三都賦註》、曹毗《魏都賦註》、顔延之《射雉賦註》（《射雉賦》“雉鷕鷕而朝鴝”句下，徐爰註：“雌雉不得言鴝。顔延年以潘爲誤用也。”說明顔延之亦對此賦有註。）以及無名氏《思玄賦註》等都是如此。張衡《思玄賦》題下標爲“舊註”。李善曰：“未詳註者姓名。摯虞《流别》題云衡註。詳其義訓，甚多疎略，而註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有些無名氏的註釋，李善有所關注，但没有徵引。如卷七潘岳作品下李善註：“《藉田》、《西征》咸有舊註，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三是對史註的徵引，如《史記》三家註，《漢書》顔師古註等。如卷七揚雄《甘泉賦》李善註：“舊有集註者，並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别。佗皆類此。”這裏所說的“舊有集註”，實際指史傳如《史記》、《漢書》的舊註。又如卷七、卷八司馬相如《子虚賦》、《上林賦》標爲郭璞註，李善未有說明。實際上是李善輯錄各家舊註而成。除史傳固有註釋外，李善還收集到若干專門註釋，如司馬彪《上林賦註》、伏儼《子虚賦註》等。
李善輯錄舊註，除“騷”體悉本王逸註外，其他多用“善曰”二字作爲區分，加以補充。卷二張衡《西京賦》有薛綜註。“舊註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别之。佗皆類此。”可見原來是“臣善”，而後來的版本多爲“善曰”，似已不是原貌。法藏敦煌本P.2527爲東方朔《答客難》及李善註，以“臣善曰”領起。引用前人之說，以“臣善”别之。如註“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管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筳音庭。臣善曰：《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這種註釋體例，保留了李善註的部分原貌。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古鈔本《文選》卷十
二 李善獨註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三：“景德四年八月，詔三館秘閣直館校理分校《文苑英華》、李善《文選》，摹印頒行。……李善注《文選》校勘畢，先令刻板。又命官覆勘，未幾宫城火，二書皆燼。至天聖中，監三館書籍劉崇超上言：李善《文選》援引該贍，典故分明，欲集國子監官校訂淨本，送三館雕印。從之。天聖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講黄鑑、公孫覺校對焉。”國家圖書館藏北宋本《文選》李善註殘卷，有學者認爲此本即爲國子監本，現存二十四卷（包括殘卷）。此外，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本李註殘卷，乃前十六卷中的十一卷（包括殘卷）。這樣總計現存北宋殘卷凡三十五卷。（詳見本書附錄一勞健《北宋本〈文選〉李善注殘卷跋》及筆者所附案語。）
最完整的李善註刻本是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尤袤刻本。（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四載《南宋淳熙貴池刊尤氏文選序》，稱他所見尤袤本卷二十八、卷九十九葉並有“景定壬戌重刊本”記。臺灣藏有尤袤本遞修本，著錄爲“尤延之貴池刊理宗間遞修本”，其中卷二十八葉版心有“壬戌重刊”，無“景定”二字，卷九十九葉版心處模糊難辨。疑“景定”是阮元據遞修本的推測。）誠如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影印本《影印說明》所言：“李善注《文選》，北京圖書館所藏南宋淳熙八年（公元一一八一年）尤袤刻本，是現存完整的最早刻本。這個本子，目錄和《李善與五臣同異》中有重刻補版，正文六十卷中除第四十五卷第二十一頁記明爲‘乙丑重刊’外（在影印本中這一頁已改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中的初版），其餘部分還是尤刻初版。”而胡克家委託顧千里所校訂的尤刻本《文選》則是一個屢經修補的後印本。
三 五臣註
從現存資料看，世間還保留有若干五臣註的本子，譬如日本就有古鈔本五臣註，日本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二）由東方文化學院影印出版。收錄鄒陽《獄中上書自明》、司馬相如《上疏諫獵》、枚乘《上書吴王》和《上書重諫吴王》、江淹《詣建平王上書》（至“信而”止）、任昉《奏彈曹景宗》（自“軍事、左將軍”始）、《奏彈劉整》（至“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止）、沈約《奏彈王源》（始“丞王源忝藉世資”）、楊德祖《答臨淄侯箋》、繁欽《與魏文帝箋》、吴質《答魏太子箋》和《在元城與魏太子箋》、阮籍《爲鄭衛勸晉王牋》（僅僅開篇幾句）等。其“民”字缺筆，或改以“人”字。鈔錄也多失誤。如枚乘《上書重諫吴王》脫吕延濟註“失職，謂削地也。責，求。先帝約，謂本封”和正文“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因此，就版本而言，此鈔本未必最好。此外，還有朝鮮正德五臣註刻本，現保存全帙，版刻精審。雖刊刻年代晚於陳八郎本，但也時有優異之處，可補陳八郎本之不足。本書在輯錄五臣註時，多所參校。
目前所見最完整的宋刻本是保存在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南宋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陳八郎宅刻本。（詳見本書附錄一王同愈《宋槧五臣文選跋》及筆者所附案語。）顧廷龍《讀宋槧五臣注文選記》亦提到此本：“余外叔祖王勝之先生，藏書甚富，尤多善本，海内孤本，宋槧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其一也。年來獲侍杖履，幸窺祕篋。……是書原委，詳外叔祖跋。”（《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一九二九年十月第九集第一二期。）顧廷龍記又言“諸家印記纍纍，悉以坿志”，記錄毛氏藏印、徐氏印以及栩緣老人印，如“王氏書庫”、“同愈”、“王氏秘篋”、“栩緣所藏”、“三十卷簫選人家”、“王同愈”、“栩栩盦”、“元和王同愈”等。最後落款是：“十八年八月四日記於槎南艸堂”。這篇記，不見於臺灣影印本，而吴湖帆題記又未見顧廷龍過錄。蔣鏡寰輯《文選書錄述要》亦著錄此書：“宋紹興辛巳刊本。見《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王同愈《宋槧五臣〈文選〉跋》。此書爲吴中王勝之同愈所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江蘇省蘇州圖書館館刊》一九三二年四月第三號。）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七亦著錄有“文選注三十卷”。
四 《文選集注》
左思《三都賦》爲《文選集注》卷第八，而李善本則卷第四，說明集注本爲一百二十卷。現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影印本。其來源及特點，周勛初先生在二〇〇〇年初印本前言中有概括的描述。傅剛先生《〈文選集注〉的發現、流傳和整理》有比較詳盡的介紹。（《文學遺産》二一一年第五期。）一般認爲這是唐鈔，也有人認爲是十二世紀的彙註本。（陳翀《蕭統〈文選〉文體分類及其文體觀考論》，《中華文史論叢》二一一年第一期。）不論鈔寫年代如何，其中保留了很多古註，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則是無疑的。此外，李善註例，凡見前註，例不重註。卷一班固《兩都賦》多有說明，如《西都賦》：“石渠，已見上文。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東都賦》：“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見。餘皆類此。”《東都賦》：“諸夏，已見《西都賦》。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東都賦》：“諸夏，已見上文。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它皆類此。”按此例，“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如果再三出現且易知者，則“直云已見上文”。問題是，很多情況下，如果僅云已見上文，不知上文何篇，而集注本則具列篇名，頗便查詢。
五 佚名古註
俄藏敦煌《文選》二四二殘本起束廣微《補亡詩》“明明後辟”，訖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馳心輦轂”句，相當於李善註本《文選》卷十九至二十，其中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在卷二十，而在五臣本則同爲卷十。這份殘卷共計一百八十五行，行十三字左右。小註雙行，行十九字左右，抄寫工整細膩，爲典型的初唐經生抄寫體。其註釋部分，與李善註、五臣註不盡相同，應是另外一個註本，具有文獻史料價值。
此外，天津藝術館藏舊鈔本卷四十三“書下”趙景真《與嵇茂齊書》至卷末《北山移文》，有部分佚註，日本永青文庫所藏舊鈔本卷四十四“檄”司馬相如《喻巴蜀檄》至卷末，司馬相如《難蜀父老》開篇至“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止，也有部分佚註，均不知何時何人所作，都可以視爲無名氏的註釋。
上述五種舊註，除尤袤刻李善註外，清代《文選》學家多數未曾披覽。本書將其彙爲一編，以便讀者統觀比照。譬如，依據各家舊註異同，可以推測六臣註成書之前李善註和五臣註各自傳承系統和整體面貌。《文選》有部分作品見於史書，我們亦據宋刻史傳，校訂文本，轉錄註釋，爲讀者提供便利。推動《文選》學研究的進步，資料的系統整理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文選舊註輯存》只是一種初步嘗試。在此基礎上對於《文選》版本系統的深層梳理研究，對於《文選》文字、音韻、校勘等文獻問題的全面考訂整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紹興三十一年陳八郎宅刻五臣注《文選》
鳳凰出版社姜小青總編，很希望我能把這種讀書所得貢獻給大家。這個建議當然很好，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還有很多問題迴避不了。譬如，《文選》註本有很多異體字，如何處理，頗費心思。現在的做法，是存舊如舊，盡量保存各自版本原貌，偶作統改。另外，對於現存各種六臣註本的異同是非，我幾乎没有涉獵。原因是，我重點關注的是各自的版本系統及其註釋問題。至於宋元以來的校釋成果，散見群書，我也只是擇要摘錄。我的意圖，不是作《文選》的集校彙註工作，而只是爲進一步深入研究《文選》提供經過整理的資料。儘管作了這樣多的界定，收縮範圍，而全書依然達到千萬字，編排工作不易，校勘更加繁難。現存李善註和五臣註，各本之間，差異很大。李善註，我選擇尤袤刻本作爲底本。五臣註，用陳八郎宅刻本爲底本。此外，《文選集注》所引各家註、敦煌吐魯番本所引各家古註、前四史史註等，也盡量保持原貌。各家註釋的排列，基本以註者時代爲先後。我希望做這樣的編排，可以省卻讀者前後披尋的麻煩。舉凡涉及原文異同、字音訓釋及相關評論等内容，則在案語中略有說明辨析，目的是爲將來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線索。而對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或者只是一家之說的判斷，不再繁瑣徵引。
重讀經典，剛剛開始。通過這種排比研讀，我們有更多的途徑走近經典，體味經典，從中領悟到傳統文章的妙處以及探索寫作經驗，或許還可以探尋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爲今天的文學經典的創造，提供若干有意義的借鑒。倘如此，這種研讀，就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也有著現實意義。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草
二〇一六年五月一日修訂
编后记 ｜ 凤凰出版社
《文选旧注辑存》
刘跃进著，徐华校
书号：978-7-5506-2539-6
定价：3500元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饶宗颐先生为本书题签
预告：下一周，我们将推送《文选旧注辑存》的编辑故事。
凤凰出版社
古籍 | 文学 | 历史
学术 | 学人 | 学事
传承文明 传播文化 贡献学术 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