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议丨 报人查良镛的传媒江湖

2003年7月，金庸在央视《新闻夜话》中说，他的墓碑上将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所喜欢。

文丨符文殊 全雨晴

编辑丨陈晶

排版丨彭才兴

始于报纸

1946年的战火中，《东南日报》招了一位新记者。

他叫查良镛，二十二岁。

那段充满枪炮声的岁月里，他无法控制国家命运和历史洪流。但在属于自己黄金时代中，他选择了报纸行业。

内战开始后，或是受到战火影响，或是不满足于在报社的翻译工作，查良镛于1947年离开《东南日报》，打败一众竞争者进入了《大公报》。在这里他结识了罗孚、梁羽生、陈凡等好友。那几年，金庸在报上撰写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文章，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和梁羽生、陈凡开了“三剑楼”专栏，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就叫《三剑楼随笔》。

在接下来几年里，早些年理解了何为“新闻自由”的查良镛，对后来《大公报》里充斥的“假，大，空”感到无法忍受。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不少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随之变化。

“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查良镛后来回忆道。1957年，在他进入《大公报》的第十个年头，他选择了离开。

“金庸”出世

1953年，太极拳掌门吴功仪和白鹤拳师父陈克夫打擂比武，受此启发的香港《新晚报》请了副刊编辑陈文统和查良镛，开启武侠小说连载专栏。陈文统以梁羽生的笔名完结了《龙虎斗京华》后，查良镛接下了书写第二部的任务。执笔挥毫间，他杂糅史学与诗情，或虚或实，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这是一个属于金庸的武侠江湖的开始。

小说的畅销带来了利润，也引来了各种盗版。文人查良镛以商人的敏锐感觉到，既然武侠小说如此赚钱，何不自己刊登盈利？借着《射雕英雄传》的畅销带来的资金，1959年他出资八万加上好友沈宝新的两万，二人一同创办了《明报》。“人创业要做自己熟悉的事情，不熟悉的事情做不好，我做过报馆里的所有的工作，我很熟悉，所以我要办报。”查良镛后来自己总结。

在《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看来，在查良镛心中，武侠是妙手偶得，报纸才是最重要的。

▲  明报1959年创刊号 / 图片来源网络

1959年6月6日《明报》他在社评写道：“拥护‘公正和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明辨是非”，“日月光明”，是查良镛对“明”寄托的希望。尽管《明报》在创办初期只是市民小报，但自由，公正已经是他们追求的标签。

可现实对这家有着宏大理想的青涩报社并不仁慈。

创刊的头几年，报社经济一直吃紧。为了招揽读者，查良镛用“金庸”这一笔名在《明报》上刊登武侠小说，又用本名撰写社评。总共才分四版的报纸，金庸连载的武侠小说其他小说占据了核心的第二三版。

纵然查良镛将写社评的评率从两三日一篇加到几乎每日一篇，其影响仍不足以与金庸的武侠小说相比，后来他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

“逃亡潮”

1962年发生的“五月人潮”改变了金庸和《明报》的命运。

1959年到1962年内地爆发大饥荒，每天都有大量老百姓从广东偷渡来香港，最多时一天就有八千多人。突如其来的逃亡潮让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手足无措，交通医疗用水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样的敏感的大新闻，《大公报》选择了沉默。从边境回来的《明报》记者目睹了偷渡入境的难民被遣送的悲凉场景后，强烈要求采访和报道，拒绝保持沉默。对于是否要报道这件事，金庸内心也顾虑很多，《明报》创立初期就是一个政治中立的报纸，如果对此事进行报道，金庸担心被视为异端，被以各种方式报复。思虑良久，金庸最终还是决定大篇幅如实报道，并发表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协助警方、共渡难关》《巨大的定时炸弹》等社评。

《明报》还接收了读者捐款以救助难民，安排记者到边境救助灾民，被认为“凸显了人道主义和个性”。在此期间，香港的其他报纸虽然也有相关报道，但是影响力度远不如《明报》。自此之后，《明报》在香港市民中的认可度显著提高，并被评为“公信第一”的报纸，《明报》的日发行量也由2万多份升到了4万多份。

到了1969年，《明报》创刊十周年，此时早已摆脱初创时的拮据和艰难，在香港日销10万份以上，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张大报。稳定的发行量使报纸无需再为生存担忧。

金庸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中说：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此后的《明报》越来越关心民生和国家事务，也办的越来越好，并成为香港销量排名前三的报纸。

金庸的“退隐”梦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范蠡和张良，还将范蠡作为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范蠡本为越王勾践所用的军事家，后功成身退隐居于世，而作为开国功臣，张良也在汉王朝建立后全身而退。金庸曾在《明报》中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

80年代后期，香港的政治体制的未来几经波折和讨论，金庸在《明报》上也发表了很多社评，和邓小平、江泽民共同商讨过香港问题，但在当时看来，未来仍充满了不确定性。

▲  1981年，邓小平和金庸的首次见面 / 图片来源网络

1989年，正逢《明报》创刊三十周年，金庸在聚会时表示自己年事已高，辞去社长职务，在此之前，《明报》几乎是由金庸一人进行家长式管理。两年后，明报企业在香港上市，此时，明报集团年盈利已经冲破了1亿港币，而金庸的个人资产估计也超过了6亿。后来，金庸将《明报》出售给了33岁的商人于品海，并表示对这个接任人非常满意。

金庸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他预测到了香港的回归，担心失去新闻自由，因此选择出售《明报》。至此，他已经在《明报》呆了三十三年。在这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七千多篇，相当于每两天就会发表一篇社评，无论是否在报社内，始终笔耕不辍。

而此时的《明报》，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报纸发展成香港销量前三位的大报。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和《明报》有过关系。女作家亦舒曾经是《明报》的娱乐记者，现《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东方日报》主笔陶杰也曾在《明报》工作过。

▲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 图片来源网络

此后的金庸，大部分时间选择在家中读书和研习佛经，后来去牛津访学去剑桥读博，很是自在。虽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成为“帝王师”，但是在报纸和小说中成就了一番帝国。

2003年7月，金庸在央视《新闻夜话》中说，他的墓碑上将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所喜欢。

如今，金庸先生已经千古，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江湖依然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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