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撼邪阳 铁血铸英魂
— 记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援华抗战
2018年2月13日，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大街小巷都悬挂着大红灯笼，贴满了红色春联、福字，路人行色匆匆，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再过一天，就是中国新年的除夕了！早上不到九点，我就赶到了位于北京朝阳公园水碓湖畔的金台艺术馆，今天将在这里举办纪念俄罗斯“同胞日”的文化活动。在艺术馆会议大厅，看到俄罗斯使馆的几位外交官与“不朽军团”机构工作人员在有条不紊地布置展厅，进行会务工作的最后检查程序。一位高个子的外交官看见我身着二战苏军制服，友好地向我打招呼，我们相互进行了新年问候。他是俄罗斯大使馆基先科文化参赞。我算是第一位到会的代表，有幸可以一个人静静地仔细浏览一块块展板上的图片。
俄罗斯驻华使馆特命全权大使杰尼索夫阁下
利皮林将军、北京金台艺术馆陈若华主任
向“苏联飞鹰”雕像献花致敬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纪念二战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援华抗战。那是一段风云激荡的战火岁月，苏联勇士们的英雄事迹极富传奇色彩，尤其是在1938年，主要是苏联飞行员和苏制战机帮助中国撑起了华中天空的保护伞。在武汉、南昌的多次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出机架次远超中国空军，大批苏军将士为中国人民血洒长空。由于后来政治上的因素，很多国人对他们的付出并不是十分了解。长久以来，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援助，远不像美国援华“飞虎队”那样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广为人知。大厅里一幅幅勇士们神色坚毅的照片，令人心潮澎湃。在三张相邻的展板前，我停住了脚步。这是长长的人员名单，是两百多位在华牺牲的苏联航空英雄们的名录。他们大都只有二、三十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妻儿，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而英勇作战，殒命沙场。岁月飞逝，光阴荏苒。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日本极右翼势力开始疯狂地歪曲历史，翻案二战侵略罪行，复活军国主义幽灵。回顾和纪念这段中苏军民携手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光荣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战略价值。
陆陆续续地大厅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李英男（八一南昌起义领导人李立三之女）、李多力（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理事）、罗解难（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警卫连连长黄霖之女、开国空军少将罗野岗侄女）、杨晓玉（苏联卫国战争功勋英雄阎宝航家人）、中俄文化民间交流社会活动家李群凯和钱光剑、中国空军退役军官陈德延（开国将军朱家胜之子）和邹丽民、黄江周、朱晨晨等新四军抗战老兵后人及《中华魂网》、《人民日报》、《央视网》、《北京晚报》等主流媒体的记者都到达了会场。
九点三十分，身着深色西装的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阁下在高大英俊、一身戎装的使馆武官利皮林将军和端庄秀丽、黑色上衣系着红色丝巾的金台艺术馆主任陈若华女士和展会组织人/“不朽军团”中国地区社会历史爱国运动协调人叶连娜·季莫菲耶娃女士陪同下，步入会议大厅。看到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大使阁下热情地和他们交谈了起来。会场气氛温馨、和谐，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作为中国外交人员在遥远的俄罗斯西部挪威王国驻在工作时的经历感受。今天的纪念活动，会场布置的庄严肃穆，主办方没有过多地广泛邀请代表，因而大家十分难得地可以与俄罗斯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们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公务极其繁忙的杰尼索夫大使阁下整个上午都在会议现场参加这一民间外交活动，足见俄罗斯政府对二战期间中俄军民并肩战斗这段历史的重视程度。
十时整，大家随着大使阁下来到艺术馆外松柏环绕的草坪上，静静肃立在一座昂首仰望天空的苏联空军勇士塑像前。这座由中国政协常委、著名造型艺术家、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先生应邀创作的《苏联飞鹰》雕塑，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二战战略情报专家、苏联卫国战争功勋英雄阎宝航的后人、原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先生与俄罗斯杰尼索夫大使阁下共同揭幕，庄严落成。雕塑表现的是一名正戴上手套、随时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生命为正义而战的苏军援华飞行勇士。坚定的眼神、俊朗的面孔、强健挺拔的身姿，大无畏的神情，彰显着必胜的信念与力量，象征着中、俄两国人民为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和平事业英勇作战所结下的深厚友谊。
基先科参赞发表纪念讲话之后，杰尼索夫大使与利皮林将军、陈若华女士手捧着鲜艳的玫瑰花束，踏着长长的红色地毯，表情凝重地缓缓走到雕像跟前，鞠躬致敬，利皮林将军庄重地行了标准的军礼。
（右上）杰尼索夫大使 中俄友好协会理事李多力
(右下）陈若华 基先科 叶连娜·季莫菲耶娃
身着二战苏军制服的阎宝航家人杨晓玉、罗解难、邹丽民和我紧跟着杰尼索夫大使，在塑像前军礼致敬后，献上鲜花。媒体记者们纷纷抢拍这些画面。我们研究和弘扬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能够在俄罗斯驻华大使等使馆官员近距瞩目之下，以这种特殊方式向在中国抗战最困难阶段来华支援中国抗击侵略的苏联英雄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怀念，有着特殊的意义。李英男、李多力、陈德延、钱光剑等与会代表依次向“苏联飞鹰”献花后，大家在雕塑前合影留念。
杰尼索夫大使盛赞袁熙坤先生长期以来对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在1937年-1941年，3665名苏联军事专家作为空军志愿队来华援助中国抗战，其中2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自告奋勇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战，他们中有14名志愿者获得了“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还有200多位志愿者未能返回祖国。1938年空战中牺牲了上百位苏联飞行员的武汉市，目前正在积极建设中国第一个苏联空军援华烈士主题纪念馆。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至今仍然在怀念着他们，位于朝阳公园的“苏联飞鹰—志愿者飞行员”就是明证。在纪念俄罗斯“同胞日”之际，让我们用鲜花表示我们对先烈的哀思和缅怀。
基先科参赞介绍了武汉航空纪念馆设计方案。主办方展映了纪念馆相关的纪录片、档案资料幻灯片和苏联英雄布拉格维申斯基后人诺索夫的视频讲话。中俄友好协会理事李多力代表中方与会人士致辞。他回忆了在俄罗斯的岁月和中俄友好交往轶事，表示将全力支持武汉主题纪念馆的建设工作。
杰尼索夫大使和与会代表一起参观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图片展”，边浏览边和大家交流探讨。大家期待着通过开拓创新，将弘扬中俄人民友谊和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的工作不断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2018年2月23日，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100周年，北京《中华魂》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在东直门内上院（康有为故居）举办中俄联谊新春茶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老革命后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后代；“八一征程”及“不倒的红旗”寻访团成员；“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代表；热心红色/抗战文化传承及中俄文化交流的人士，等等，共80多人。李立三后人李英男、张太雷后人冯海阳、王耀南后人王太行、萧锋后人萧南溪、黑伯理后人黑良杰、王幹之后人王彤枬、阎宝航家人杨晓玉、陈漫远/梁溪家人王加强、曾学圃后人曾宪沪、宋文中后人宋小军、刘贵福后人刘建国、白起后人白玉、刘善本后人刘嫩平、王其梅后人王昌为/王燕菊、李万钧后人李珍、杨建新后人杨延力、韦刚后人邹丽民、王冰如后人王建民、胡冰后人胡江峰、申伯纯后人申晓亭、张锦春后人张刚、杨琦后人朱晨晨、郭佩珊后人郭晓昆、陆胜后人陆建新、凤仪后人崔建东、蒋熙奎后人蒋雯、黄雄平后人黄江週等抗战老兵后代及红色/抗战/中俄文化促进人士李群凯、钱光剑、孙惠军、蓝歌、远山、金铁华、张晓曼、关忠秀、李世杰、郭庆虎、赵韡晨、韩英伟、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等参加茶话会。
会议由“八一征程”及“不倒的红旗”寻访团执行团长、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罗解难主持，李英男、冯海阳、王太行、萧南溪、孙惠军、崔建东、韩英伟、钱光剑、张晓曼等在会上围绕着缅怀苏联红军的援华抗战贡献、传承先辈革命精神、促进中俄人民世代友好等作了精彩的发言。93岁的中国抗战老兵、美国驼峰飞行协会终身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机徽设计者、开国大典飞行阅兵地对空总指挥、原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李裕先生专门向大会发来1947年他与苏联运输舰的官兵们一起纪念苏联红军建军节的轶事及恭贺新春视频。
（上）李裕与宫浩钦（左）、胡山（右）向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致敬；（下）受中共地下党指派，李裕1944年考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留美班 回国之后出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教官
李英男 冯海阳 孙惠军 王太行 钱光剑 萧南溪发言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基先科参赞及夫人应邀出席茶话会，并发表了纪念苏联红军建军节和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的讲话：
李英男 黑良杰 王彤枬 李群凯 王加强 王建民
“每年的2月23日是俄罗斯的祖国保卫者日，这一天是苏联红军的建军纪念日，是所有现役军人和曾经有过军旅生涯的人的节日，今年是苏联红军的建军100周年。1917年末，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1918年1月28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内战期间，苏联工农红军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1937年-1941年苏联将航空志愿队派到中国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1941年-1945年工农红军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连续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并对法西斯主义彻底毁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8月苏联履行了向同盟国做出的承诺，宣布对军国主义的日本作战。在持续25天的远东战役期间工农红军打败了关东军，并从日本手中解放了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北部、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下左）白 玉、刘嫩平 （下右）王彤枬、李 珍
“2月23日是1919年初为纪念苏维埃俄国红军的建立而定为节日的，这一天在俄罗斯各个城市和前线部队组织欢庆活动。但这在当时属于‘一次性’的宣传活动，1923年2月23日才正式成为每年一度的节日。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讨论通过了有关战争荣誉纪念日的法规，沿袭苏联时代的传统，但把2月23日这一天改名为‘祖国保卫者日’。从此，‘祖国保卫者日’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定假日。”
（苏共前身）军事委员会旗帜
（右：象征卫国战争胜利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
突击第3集团军第79步兵军荣膺库图佐夫二级勋章
的伊德里茨第150步兵师旗帜
随后，代表们同俄使馆外交官们前往俄罗斯文化中心，参观“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图片展”，基先科参赞亲自为大家讲解每张历史影像背后的感人故事。展厅的气氛慢慢变得越来越凝重，时间仿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大家的思绪随着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和生动的图像画面，又回到了七、八十年前的烽火岁月……
援华志愿队 铁肩担道义
1937年11月22日，苏联援华志愿队的23架伊-16战斗机机群在大队长普罗科菲耶夫率领下在南京机场刚刚降落，就腾空而起，和来犯日机进行战斗，击落6架日军双引擎轰炸机，年仅24岁的苏联空军飞行员涅日丹诺夫中尉阵亡。几个小时后季达林斯基率领全部由苏联志愿飞行员驾驶的20架轰炸机在南京另一个机场降落，休息数个小时后，轰炸了日本运输舰聚集的上海港。当时飞行日记记载，最多的苏联飞机当天曾5次起飞，对敌作战。由此，苏联空军志愿队拉开了援华抗战英雄史诗的传奇历史大幕。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上海、杭州相继陷落，中国守军被迫后撤，日军乘势直逼南京，华东地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保存实力，希望双方火拼至精疲力竭后，再坐收渔翁之利。他们“严守中立”，纷纷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不仅坐视不救，反而不断对日妥协。当时美国人与日本人搞得正热火，将大量钢材、石油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提供给日本，助纣为虐，大发战争财。蒋介石见求助美国无望，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苏联政府抱着对中国抗战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同时也从自身的防卫需要出发，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
中国的航空教育起步并不晚，但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空军建设长期由地方军阀各自为政，没有正规的空军训练教育体系。地方所办航校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也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为培养高质量的空军飞行人员，南京国民政府在1932年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校址设在杭州笕桥，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笕桥航校的飞行训练分初、中、高三阶，每级平均飞行60小时；而南苑、广东航校初级飞行时间只有30～40小时；东北和云南的航校只飞行20多小时。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拥有的合格飞行员600多人，每年大约只能培养各类飞行员80名左右。
苏机械师卡莫宁(左一)和翻译列别杰夫( 右二)汉口
“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航空业落后，飞机全部需要外购，全国能飞的军用飞机加起来不超过300架，用宋美龄空军顾问陈纳德的话说，当时能飞的不超过90架，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战的数量更少。中国飞行员因为缺少系统训练，战斗能力也普遍不高。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日本飞行员后备充足，而且长期驾驶国产战机，对装备相对熟悉，一般完训时都有着300多小时的飞行训练，上战场前还会进行补训。他们高度注重实战性和团队配合，训练强度和同期的欧美先进航空大国均在同一层面上，射术精良，编队战术娴熟，平均技战术水平世界一流。当时日本仅海军每年就能培养大约100名战斗机飞行员，数量虽经不起大规模消耗，但应付中国战场这种低烈度的对抗，已经是绰绰有余。抗战开始后，不到一个星期日本人便打爆了中国2/3的飞机。虽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国民政府大吹大擂的1927—1937年“黄金十年”中，国防工业建设乏善可陈，战事一开，没有自制飞机能力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交战半年后，飞机基本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几尽名存实亡，濒临绝境。获得完全的制空权后，日本空军开始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配合野战部队大量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并且还能远远越过交战前线，去轰炸中国的大后方城市，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构成了极大威胁。
早在1934年10月，蒋介石考虑一旦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将难以从海上获取外援，便私下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赴苏，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斯托莫里雅科夫密谈，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从苏联获得军事援助。之后，蒋介石又多次派人同苏联方面接触。
1937年8月14，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军火供给协议的草案：请求苏联在一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并直接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立即回电：“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所要求之飞机，当即运送。”中苏之间很快达成贷款和军火销售协定，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中、苏形成准同盟关系，苏联分三期向中国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成为“七七事变”后第一个实质性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
苏联方面也多次暗示在关键时刻会出兵援助。斯大林曾直接表示：“如果日本取胜，苏联将出兵。” 1937年9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接到命令，要求立即从苏联空军现役部队抽调精锐战斗机和轰炸机机组人员，组成空军援华志愿队奔赴中国。经过慎重甄选，一批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航空人员（多为共产党员，有一些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秘密集中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保密教育和补充训练。直到此时，这些机组人员才被告知将飞赴中国和日本人作战。当月，苏联援助的第一批飞机就起程赶赴中国，10月下旬，第一批254名空、地勤人员以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名义来华，分别组成以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中队和库尔丘莫夫领导的战斗机大队。途经凉州时，库尔丘莫夫因飞机失事殉职，普罗科菲耶夫接替指挥战斗机大队。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采取轮换形式，像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格维申斯基等著名空军将领都曾来华对日作战。陈纳德回忆：“当那些美国驻华外交官正忙于催促美空军人员离开中国时，苏联的空军就到中国来了。他们派来四队战斗机，两队轰炸机，装备都很完全，准备抵抗日本。”同年春，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亲自到兰州了解到苏联向中国提供了300多架飞机的事实。
1937年11月，斯大林会见中国军事代表杨杰时说，“制造飞机并不困难，难的是制造发动机。苏联可向中国提供发动机，飞机由中国自己制造……如果中国想站起来，应当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中国有能工巧匠，苏联提供设备……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炮兵和石油， 39 66155 39 25918 0 0 10119 0 0:00:06 0:00:02 0:00:04 10116有自己的重工业，就能打败日本。”经双方协议，飞机制造厂建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对外称农机厂，1942年基本完工。（后来因为盛世才推行反苏政策，苏联撤走了全部员工和设备。）苏联直接把自己部队中的新飞机拿出部分给了中国，主要是擅长低空格斗的伊-15双翼机和速度见长的伊-16单翼机，轰炸机则主要是图波列夫设计局的SB-2M快速轰炸机，其速度甚至比日本96式战斗机还要快。这些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因为是秘密行动，援华航空队进入中国主要选择了两条路线：轰炸机主要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经蒙古乌兰巴托飞向兰州，战斗机先在莫斯科拆解，然后用汽车运到阿拉木图，组装试飞后经新疆空中转场飞至兰州等地。为了保密，飞机运往中国时，机翼和机身上的苏联空军徽标被抹去，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所有人员身份保密，莫斯科严禁市民谈论此事。
中国硕果仅存的战斗机飞行员，基本都被集中到兰州去接收苏联飞机，掌握驾驶要领，以便尽快重返战场。苏联的志愿飞行员们，一部分留在兰州充当教官，一部分返回苏联开来更多的飞机，还有一部分则和中国飞行员一起，飞赴战场，直接参战。
1937年11月22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南京保卫战时，陈纳德当时就在南京，他的《回忆录》记录了当天的对抗，场景描述非常专业：“9架日本双翼战斗机飞临南京上空，5架俄国飞机和一架中国飞机拦截了它们……日本人一开火，俄国飞机就垂直俯冲脱离危险，日本人紧紧追赶着一直向下，俄国飞机突然来一个垂直翻滚，再次脱离，然后猛然对着日本飞机开火，结果两架飞机都因为耗尽弹药而离开。”俯冲摆脱、垂直翻滚，正是伊-16战斗机最典型的飞行动作。
南京空战，是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的揭幕战。12月2日，苏联空军志愿队9架轰炸机在科玆洛夫大尉的带领下轰炸了上海机场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军舰，炸沉一艘巡洋舰，炸伤6艘军舰。此战惨烈，又有布尔丹诺夫上尉、阿列克赛耶夫中尉、安德烈耶夫中尉、彼得洛夫中尉和波波夫准尉等5位苏联空军志愿队将士壮烈牺牲。12月9号南京机场处于日军的火炮射程内，苏联航空志愿队随即撤离。
上海吴淞口被苏联空军志愿队炸毁的日军战舰
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空军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拼光，急需补充。本来中国已向欧美国家订购了363架飞机，但到1938年4月仅得到85架，其中还有13架未装好。关键时刻，苏联的大批飞机开始源源不断运进中国。
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空军实力大增，到1938年2月，共有作战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驱逐机230架。驱逐机大部分是伊-15和伊-16。伊-15为双翼驱逐机，转弯半径小，机动灵活，但航速较慢。伊-16是单翼驱逐机，航速达到每小时480公里，但机动性差。两种驱逐机都装有4挺“司卡斯”高射速机枪，每分钟可发射1800发子弹。空战时，通常伊-15和伊-16联手迎敌，一般是伊-15与敌机缠斗，伊-16从高空俯冲，追歼逃敌。
中苏空军联袂作战，士气大振，使日本陆、海军飞机损失剧增，日本航空队被迫将基地后撤500公里。
兰 州 空 战
甘肃兰州是当时苏联援华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中国空军大后方的重要基地。兰州周围共有大小机场5个，经常堆放着军用物资，并设有航空修理总厂，专修苏制飞机，从苏联来华的飞机都在此加油检修，再飞往前线机场。中国飞行员要在兰州改装和训练驾驶苏制飞机，苏联志愿航空队也在这里休整和训练。兰州因而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1937年12月4日，日军11架轰炸机从北平起飞攻击兰州机场，被苏联志愿队6架伊-15战斗机击退。1938年2月23日和11月15日，日军再袭兰州，中、苏空军及地面防空火力有力反击，使得日军无功而返。
1939年2月初，日本陆军第1飞行团主力从汉口移往山西，以就近空袭兰州。2月20日，日军30架飞机分三批袭击兰州，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50多架飞机升空拦截。日军轰炸机全部中弹，被击落9架。中国飞行员何觉民受轻伤，苏联飞行员右洛塔辽夫也身中子弹，但都安全着陆。
当年兰州画家陈应明(后为抗战研究专家)
根据亲眼所见画下的激烈空战场面
武 汉 2·18 空 战
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空军也撤往内地。为了重建中国空军和协调指挥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中国航空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美国陈纳德和苏联日加列夫出任中国空军顾问。苏联作为空军主要力量，主要负责保护武汉及周边，并且配合整个战事，承担空袭、轰炸及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中国空军围绕大武汉有汉口机场、孝感机场和江西南昌机场三大基地，尤以汉口和孝感机场为拱卫武汉的重点基地，当时驻有战斗机部队头号主力第4大队，还部署了一些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江西南昌机场主要由苏联援华志愿队使用，也有少量中国空军战斗机入驻，为当时中国战场中方实力最雄厚的空军基地。空战中，南昌机场的航空兵力除防卫南昌地区外，还经常北上或南下，以加强武汉或者广州的空中力量。很快，武汉就成立中日空战的中心主战场。
1938年2月18日，日军轰炸机12架、驱逐机26架，从南京、芜湖溯江而上，在江面上空集结，扑向武汉，企图重创中国空军抗战指挥中心。
大队长李桂丹率第22队11架伊-15，第21队队长董明德率10架伊-16自汉口机场起飞，第23队队长吕基淳率8架伊-15由孝感机场起飞。三路机群29架，在武汉百万市民焦急期望的注目中，与日机展开激战。
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配合中国空军第4大队痛击日军，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12分钟，中、苏联手击落11架日机(10架战斗机、1架轰炸机，其中，苏联志愿队击落5架)。我空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5人壮烈牺牲。
11比5，是南京失陷以后，中国空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武汉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欢呼雀跃。空战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上下的军心和民心，深度激发了广大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
2月20日，中共武汉机关报《新华日报》专门刊发了《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前日敌机侵袭武汉，我国空军，奋勇迎战，把敌机打落11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优势武力的信号。”
武汉三镇举行盛大祝捷及追悼公祭大会，蒋介石主祭。孔祥熙、于右任、冯玉祥及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代表王明、周恩来、叶剑英等出席致祭，会后二万余群众执绋送葬，举行盛大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挽联上写道：
武汉踞天下之中 歼敌太空
百万军民仰战绩
滂沱挥同胞之泪 丧我良士
九霄风雨招英魂
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及第18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人也送挽联一幅，上面写道：
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
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祭奠会场摆放着我党领袖毛泽东及第18集团军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和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汉口代表邓颖超以及孟庆树等人送来的花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共代表题为《向空中英雄致敬》的贺信。一时间群情激昂，全国民众争相传议，“气氛相当热烈”。
武汉万众游行 庆祝空战大捷
武 汉 4·29 空 战
1938年4月28日，中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与航委会顾问日加列夫、陈纳德一起研究认为，第二天是日本天皇生日（日称“天长节”，中称“鬼王节”），日军为给天皇献礼，可能轰炸武汉。为诱敌前来，他们共同导演了一场空战。
傍晚，日加列夫和陈纳德登上武汉东湖边一栋高楼楼顶，等待着汉口机场的中、苏飞行员的行动。一架架战鹰在黄昏中起飞，从武汉三镇低空掠过，消失在东南方向的暮霭里……
日本间谍迅速将中、苏大队战斗机群飞离汉口的情报传递出去。他们没有想到，天黑以后，中、苏战斗机群又悄悄飞回了汉口机场。
4月29日下午，预警观察哨报告：日驻芜湖第12航空队36架96式战斗机掩护18架96式轰炸机向西飞去。
陈纳德按航程计算，日本战斗机油量只够一个来回的需要，不能久战。根据他的建议，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从汉口王家墩机场出动19架伊-15歼击机负责与敌战斗机群缠斗，消耗其油量，并竭力使其与轰炸机群分开；苏联志愿队45架歼击机在武汉以东50公里处设伏，以伊-16打击日轰炸机。
中苏航空编队，中苏美三国空军将校联手导演空战
14时40分，日轰炸机编队首先接近武汉，中国空军率先打掉2架。日战斗机扑过来，企图以数量优势冲散中国战斗机群。中国空军9架飞机放过敌轰炸机群后，与敌战斗机混战。敌轰炸机只好自己飞向目标。早已设伏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歼击机机群冲向敌轰炸机，以密集的火力雨点般射向敌机，敌机群打乱。敌战斗机因油量有限，不敢恋战，刚逃离武汉，迎头又遭到苏联空军志愿队的痛击。空战苏联机队由布拉格维申斯基大尉（1909-1994，空战王牌，在华战至1938年10月，个人战绩7架，集体战绩16架，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直接指挥。
中苏勇士斗志昂扬，与敌机上下追逐，激烈拼杀，连连击中敌机。舒斯捷尔在进攻中与敌机相撞牺牲。上百架飞机在武汉上空翻滚搏斗，整个武汉地区响起了一阵高过一阵的高射炮、机关枪、炸弹的爆炸声和飞机的轰鸣声。现场目击报道称，“当其奋战时，全武汉军民，莫不仰望天空，为之焦急感愤，欢呼顿足，至于零涕。”
武汉上空第4大队只有9架战斗机，在敌机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奋勇冲入敌机群展开混战。年仅21岁的陈怀民少尉（曾言“每次飞机起飞时，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驾驶着才从兰州接收来的伊-15战机，冲向敌群，开战5分钟就击落敌机1架。在遭到敌人5架96式舰载战斗机围攻时，陈怀民身受重伤，座机中弹起火，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180度，猛烈撞向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红武士”高桥宪一的战机，高桥宪一当即机毁人亡。陈怀民翻身出舱，因降落伞被烈火燃烧，陈怀民从3000米高空坠落江中。被英雄壮举所感动的百姓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直到6月初，英雄的遗体才从淤泥中浮现。
怀民烈举，壮军魂，慑敌魄，军民动容。空中将士们斗志倍增，越战越勇，30分钟的拼杀，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落日机21架（战斗机11架，轰炸机10架，其中，苏联志愿队击落12架），击毙日军飞行人员50人，两人跳伞后被活捉，取得抗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令日军颜面尽失。中国空军损失飞机12架，牺牲飞行员4名； 苏联志愿航空队损失飞机2架。武汉民众群情激昂，各界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延安《解放周报》发表《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社评，庆祝空捷，鼓舞士气。
武汉数万人参加陈怀民追悼大会，于佑任题挽“英风得天地，壮气作山河。”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也敬献了花圈：“捐躯报国”。朱德和彭德怀敬挽“精忠神勇”。烈士父亲咏叹：“怀民之死，颇得其所，惜其为国，尽力太少。”武汉的“陈怀民路”永久纪念着这位壮烈殉国的空军英雄。
武 汉 5·31 空 战
1938年5月31日，日军轰炸机18架、驱逐机36架再袭武汉。苏联“正义之剑”大队的21架伊-15和10架伊-16立即升空，爬到1500米高度，作为主力迎敌；中国空军第3大队的4架伊-15、第4大队的8架伊-15和6架伊-16也爬上了2400多米的空中，构成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12时许，日机进入武汉领空，发现中国空军，正想调头回窜，我方合围攻击，俯冲猛烈射击，金加也夫首先击落1架，其后古边科击落1架。日机且战且退，落荒而逃，30分钟的战斗日军损失14架飞机（苏联志愿队击落8架），我方损失两架，一架被击落，另一架因故障失控坠地，阵亡中、苏飞行员各1名。
中苏飞行员驾驶伊-16长江上空监视敌舰
敌情刚出现时，正在修理飞机发动机的苏联志愿队员古边科（1908-1939，空战王牌，在中国作战至1938年8月，1939年3月因飞行事故殉职）不顾飞机尚未配齐作战装备，紧急升空。他以高超的技术操纵着战机，与敌机“近身格斗”，利用仅有的一挺机枪击落了一架日机。当他瞄准第二架敌机准备扫射时，发现子弹已经打光。危急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将战机作武器直撞过去，被撞敌机直接栽向地面。古边科正准备跳伞时意外发现飞机尚未失控，于是凭借娴熟的技术驾驶着撞弯螺旋桨的飞机摇摇晃晃返回了机场。这位获誉“空中坦克”的勇士在中国一共击落了7架日机，战绩辉煌，被国民政府授予金质勋章，归国后又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苏军志愿队歼击机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自己一人击落多架敌机，并指挥机群重创日本空军。
至此， 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自愿队在保卫武汉的2·18、4·29、5·31三次空战中，分别以11:5、21:12和14:2，连战皆捷，共击落日机40余架，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
南 昌 空 战
南昌是中国空军重要基地。这里有设备齐全的两个机场，还有一个飞机制造厂。开战后，日本航空队曾多次空袭南昌机场。中国空军第3、第4、第9大队各一部驻守在这里。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中国后，有一部分被分配到南昌来，科兹洛夫率领的轰炸机大队、布拉格维申斯基率领的战斗机大队，一同协防南昌机场。
1937年12月22日，苏战斗机大队长布拉格维申斯基在空战中击落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指挥官大林法人大尉和大名鼎鼎的日本“空中红武士”、号称海军航空兵“四大天王”之一的潮田良平的座机。
1938年2月25日，日军出动36架轰炸机、18架驱逐机，分批连续空袭南昌。中国空军第3大队和苏联志愿队共起飞伊-15、伊-16型驱逐机30架，分3个编队拦截日机，击落日机8架，击伤日机4架，击毙日军指挥官田雄大尉。我方损失飞机7架，斯米尔诺夫等3名飞行员牺牲。
战斗间歇中的苏援华志愿飞行员（右下）
1938年6月26日，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28架战斗机，第13航空队18架攻击机，扑向南昌机场。中国空军第4大队5架驱逐机、苏联志愿队28架战斗机，升空迎战，击落了敌机6架。苏联飞行员古班柯一人就打下两架。敌机见古班柯勇猛善战，迅速包抄过来，一齐开火。古班柯的座机受损严重，立即跳伞。敌众机集中火力向他扫射。危急时刻，苏联飞行员克拉夫琴柯赶来救驾，对着包围古班柯的敌机开火。敌机仓皇避开，古班柯获救脱险。另一位苏联飞行员斯拉维克也遭敌围攻，在空战中不避险难，勇猛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1938年7月4日，日26架重型轰炸机在30架驱逐机掩护下空袭南昌。中国空军第3、第4大队和苏志愿队起飞39架驱逐机迎击，击落日机7架。
1938年7月18日，日本海军第15航空队的6架战斗机、14架轰炸机、7架攻击机再次突袭南昌，中苏空军勇士奋起迎敌。正当双方战机在空中互相紧紧咬住恶战之际，日本轰炸机乘虚轰炸南昌机场。机场上数架飞机被炸毁。大队长布拉格维申斯基见状，怒不可遏，猛烈向敌机射杀。日本海军航空队号称“四大天王”的南乡茂章倚仗技艺高强，机多势众，在空中旁若无人，横冲直撞。他悄悄盯上了正与别的敌机打得紧张的苏联大队长，正当他跑到后面欲图偷袭时，忽然一连串的枪弹从侧后射了过来，南乡茂章的飞机起火后向下坠去。解救布拉格维申斯基的是中国空军第3 大队的罗英德。当时罗英德驾驶战机正在追杀一架敌机，忽然发现苏联一架领队飞机正被敌机缠斗、偷袭。他从高处看得清楚，立刻放弃了追猎目标，拨转机头，朝着偷袭的敌机猛烈开火。他没有想到，他击落的竟是“空中霸王”南乡茂章（日军空战王牌，时任日本海航第15航空队队长，总战绩8架，战死后特进为海军少佐）。
大队长布拉格维申斯基与中国王牌飞行员罗英德
日本航空队对南乡茂章的丧命十分惋惜。后来南乡茂章被日本人封为“军神”，可见其在日本军界中的地位。空战中，南昌机场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飞行员黄莺为了援救苏联志愿队的领队巴比洛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布拉格维申斯基找到救了他的罗英德，两位勇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为了表示感谢，布拉格维申斯基将斯大林授予他的刻有姓名的手表转赠给罗英德。小小的礼物，凝结着中苏空军战士友爱团结的战斗情谊。
奇袭日据台湾松山机场
中苏空军多次深入敌后，不断对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20多次，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1938年2月23日，为庆祝“苏联红军建军节”，中、苏双方决定突袭日军。经研究筛选，最后将攻击目标定为台湾松山机场。松山机场是日军重要航空基地，自1937年8月以来，日本海军航空队曾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国大陆狂轰滥炸。此外，这里还是日本至南洋一条重要航线的枢纽，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奇袭松山的志愿队飞行员们在机场草地上待命出征
出击任务由苏空军志愿队指挥官雷恰戈夫负责。他决定组成两个轰炸机编队执行该项任务：一队为驻在南昌的12架轰炸机，由中苏混合编队：另一队为驻在汉口的28架轰炸机，均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两个编队出击松山的均为轻型单翼轰炸机。
2月23日凌晨，轰炸机群迎着凛冽的寒风从南昌和汉口秘密起飞。遗憾的是，南昌编队起飞后不久，因领航员计算错误，偏离预定航向，最后被迫在福州机场降落，加油后无功而返。汉口编队在波雷宁大尉指挥下，采用节省燃料的5500米高度直线飞行。当时机上没有供氧设备，苏联飞行员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到达台湾海峡后，机群降至2000米高度，飞行员才得以呼吸到充足氧气。逼近台北时，机群又拉到4000米高空。
为迷惑敌人，编队先向台湾北部飞行，然后突然调头南下，并下降高度，直逼松山机场。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台湾的松山机场会遭空袭，毫无戒备，机场上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机库旁堆放着一堆堆尚未起封的包装箱，停靠着大批油罐车，既无战机升空拦截，也无高射炮火防护。
松山机场突从天降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机群
畅通无阻的轰炸机群转眼就飞临松山机场，波雷宁大尉首先进入轰炸航路，将所载炸弹全部精准投了下去。其余飞机也依次跟进，对机场上的目标倾泻复仇的炸弹。松山机场浓烟滚滚，爆炸声四起。280枚炸弹，大多都直接命中目标。机场上的几十架日机被炸得七零八落，燃起熊熊大火。十几座油库和机库也陷入一片火海。机场上储存的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和设备瞬间毁于一旦。
任务完成得如此顺利，大大超出预期。望着地面腾起的浓烟烈焰，飞行员们禁不住高呼：“乌拉!乌拉!”28架飞鹰奇袭台湾松山，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炸沉炸伤船只多艘，毙伤大量敌人，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中午时分，轰炸机群排着整齐的队形，胜利返回汉口机场。次日晚，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亲自设宴为奇袭松山的苏联英雄们庆功。她在致词中说：出击台湾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其驻台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指挥官撤职，交法庭审判，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
轰 炸 汉 口
1939年下半年，苏联空军援华达到最高峰，当时在华航空人员达425人。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阿尼西莫夫、副顾问胡鲁耶夫、参谋长伊里茵也常驻成都，经常与国民党空军共同研究对日空战的对策。
武汉沦陷后，日军轰炸机就以汉口机场为基地，对重庆、成都、长沙、贵阳等中国内地城市实行灭绝人性的“无区别轰炸”，给中国后方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为了打击日军气焰，1939年6月，斯大林命令再次向中国派出由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两大队长率领两个重型轰炸机大队，共装备36架ДB—3型重型轰炸机。鉴于轰炸重庆的日机主要集结于汉口，故决定派驻在成都的重型轰炸机去袭击日机汉口基地。
重型轰炸机大队在库里申科的率领下，多次空袭武汉。1939年8月14日，库里申科带领ДB—3远程轰炸大队轰炸汉口机场，与日机激战，击落6架德式“梅塞施米特”日军战机。
1939年10月3日，苏联志愿队9架重型轰炸机从成都飞赴汉口。当时，日海军航空队的军官全都聚集在指挥所门前，正兴高采烈地翘首蓝天，迎接木更津航空队6架“新锐”攻击机的到来。一向目空一切的日军认为，此刻国民党空军避战还来不及，岂敢到“皇军”头上动土，因而毫无戒备。下午1时30分，这批日机刚刚降落，苏联机群突然飞临，将炸弹全部倾泻下去。几枚100公斤的炸弹正好落在指挥所门前，日海军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4名校官和1名尉官当场被炸死。鹿屋航空队司令官大林末雄大佐等25人也身负重伤，指挥轰炸重庆的日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34架日机被炸毁，而苏联轰炸机仅1架受轻伤，胜利凯旋。
激战后凯旋归来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鹰将士们
10月14日，苏志愿队再次出击，20架轰炸机轰炸汉口机场，一举炸毁日机60架，毙伤日陆、海军航空队官兵300多人。轰炸机群在凯旋途中，与从孝感机场起飞追来的9架日军战斗机交战，又击落敌机3架。事后，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
1940年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继续多次行动轰炸日军后方基地： 1月，CB—2、ДB—3轰炸机大队先后四次袭击日据南宁机场和前沿阵地； 4月3日，远程重型轰炸机大队长科兹洛夫率8个苏联机组和2个中国机组，从成都起飞袭击岳阳； 同日，乌瓦洛夫指挥7架CB—2、ДB—3轰炸大队从温江机场起飞轰炸山西运城及其机场； 4月12日，科兹洛夫率8架重型轰炸机与中国5架飞机袭击岳阳； 4月28、29日，苏联重型轰炸机由于天气原因改变轰炸南京和运城计划，炸毁虞乡和信阳日军仓库； 5月2日，乌瓦洛夫率领5架CB—2和ДB—3轰炸机，由温江起飞袭击日军钟祥阵地。
毙 杀 “爆 击 之 王”
成都地处国防纵深地带，1939年1月中国航空委员会迁设于此，这里成为中国空军抗战指挥中心。空军机械、通信、军士、参谋、防空等学校先后迁来或在此创建，并一度成立空军轰炸总队，形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同时，对日作战的空军总指挥部、空军第3路司令部、空军第5大队部的作战飞机，也驻扎在以成都为中心包括温江、双流和新津等地的空军基地。日陆、海军航空队早就盯上了中国后方这一战略要地，妄图将它从地图上抹掉。
日本轰炸成都始于1938年11月8日。那天，日军18架轰炸机来袭，遭到中国空军20多架驱逐机拦截，当即被击落1架。1939年6月11日，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26架轰炸机又袭成都。这一天，苏联空军又有4个志愿大队来华支援：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各率领一个重型轰炸机大队进驻成都，苏普伦和柯基那基各率领一个由伊-15和伊-16组成的驱逐机大队进驻重庆，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空中防护力量。
之前在汉口机场遭袭中身负重伤的冢原二四三心如刀割，本队飞机40架被炸毁的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进行报复轰炸。
1939年11月4日晨，汉口基地残余的可以远航到达成都的72架96式陆上攻击机倾巢出动，由奥田喜久司大佐亲自带队，直扑成都。按计划，奥田的第13航空队36架飞机，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各18架飞机，分别轰炸四川省成都凤凰山、太平寺、温江机场。驻守成都的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命令第5大队起飞29架驱逐机严阵以待。第29中队长马国廉、副中队长邓从凯奉命率9架伊-16在成都上空巡逻。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伊-16在温江上空警戒。第17中队的7架法国“地瓦丁”战斗机与27中队的7架伊-16则梭巡于成都、温江空域。
当奥田直接指挥的第13航空队首批27架96式攻击机飞临成都凤凰山机场上空时，遭到中国空军第29中队迎头痛击。邓从凯求战心切，发现日长机时，立即加大油门，猛拉机头，迅速爬升到有利高度，对准日机猛然开火。日长机遭到攻击，拼命逃跑。邓从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终于将其击落，机上日飞行人员全部毙命。事后查明，这正是日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的座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和奥田大佐的印章。奥田早在1937年就晋升为大佐，曾任日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第一课长，1938年12月15日接任第13航空队司令官，曾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此次空战中与奥田同时被击毙的还有日军有名的两名飞行员森千代次大尉（淞沪会战伊始就投入侵华战争，任日海军鹿屋航空队轰炸飞行队第3分队长，曾率96式攻击机机群空袭南京、武汉、重庆、梁山等）和细川直三郎大尉（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第3分队长，曾率机群袭击南京、兰州等地），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爆击之王”奥田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海军航空队军阶、军职最高的军官，他与森千、细川同时丧命，给日军侵华航空队带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邓从凯击落奥田的座机后，自己的座机也被日机击中，光荣牺牲。
侠骨柔肠心 半世祭扫情
上世纪50年代，莫娜·库里申科考进了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叫住了她：“莫娜，我们早就想问你一件事。”“什么事？”“在中国，人们一直深切地缅怀一位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行员。他的英雄事迹十分感人。他的姓和你一样——库里申科。我们想问问，你是否是他的亲属？”直到这时，莫娜才知道逝去父亲的下落。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03年出生于乌克兰，1939年，他和科兹洛夫受苏联政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华援助抗日。身为飞行教官的库里申科以朴素、坚毅、谦逊、热情和忘我工作的态度，赢得了当时中国飞行员的尊敬和高度赞誉。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详细讲解飞机性能、特点，并把先进的操作技术无私地传授给他们。深知援华航空物资之珍贵的库里申科，在精心保养呵护战机和节省航空战备物资损耗等方面，对中苏两国空军将士部下和同事的要求严苛得近乎吹毛求疵、不近人情。
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大批敌机。1939年10月14日中午，当库里申科率领远程轰炸机群对汉口机场刚刚完成攻击、准备编队返航时，20多架日军战斗机从孝感机场起飞扑来。轰炸机大队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形势凶险万分。库里申科不顾敌机布好的攻击队形，命令抢先向敌开火。一串串机枪子弹撕裂长空，射向日机。一架日军被击中，冒着黑烟，一头栽进长江。再一架日机被击中，拖着黑烟落荒而逃。又一架日机中弹，冒烟起火……短短几分钟内，已经有6架日机被轰炸机大队击落。这时，日机开始把目标锁定在库里申科驾驶的长机上。敌地面指挥部不断呼叫：“围歼他！干掉他！”3架日本战斗机从上、中、后3个方向扑向库里申科，机枪子弹织成一片火网。
忽然，库里申科的机身猛烈抖动了一下，左发动机被击中，飞机开始摇摆起来。库里申科一边将情况告诉副大队长马卡罗夫，一边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用单发动机驾机返航。飞机沿着长江艰难飞行，飞过沙市、飞过神女峰、飞过夔门。当飞到万县上空时，飞机开始失控。不愿放弃宝贵飞机的库里申科决定选择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迫降。然而，这一带除了长江江面和江边的小片沙滩，剩下的都是崇山峻岭和崎岖山地。飞机急剧下坠，高度太低，已无法跳伞。库里申科竭尽全力控制着飞机平衡，以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识，终于在波涛汹涌的长江江面进行了成功迫降。
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展开营救。机组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挣扎着爬出机舱，在百姓们的帮助下泅水登岸获救，库里申科由于连日劳累过度，无力泅渡，不见了踪影。20天之后，人们才在万县下游的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万县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地方各界代表出席，吊唁英魂。1940年万县人民把烈士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为了纪念这位异国勇士，人们在万县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库里申科的事迹在当时传遍全中国，可是在他的祖国却毫无反响。当时的苏联，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家人只知道他们奉命执行秘密任务，具体去向则一无所知。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也只是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数月后，库里申科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道：“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政府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地方，她和家人全然不知，于是才有上文开头的那一幕。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发出正式邀请，请她们到中国做客，并祭扫亲人墓地。
在北京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住库里申科妻子和她女儿的手，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库里申科。”在这一年，万县人民在西山公园为库里申科专门修建了一处陵园，并隆重地把他的骸骨迁葬到这里。高大墓碑上，用中、俄两种文字铭刻着几行闪闪发光的金字：“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1903-1939年)”。
烈士的遗孀和女儿来到陵园，同万县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代表600多人一同祭奠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大家在烈士墓碑前默哀致敬。一支女战士合唱团唱起了苏联歌曲《光荣牺牲》，动人的旋律在天空中久久回荡……
1958年库里申科妻女在万县与民众一起悼念亲人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盛赞了抗战时期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称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英雄长眠于长江畔的重庆万州区西山公园，谭忠惠、魏映祥母子从1958年开始为库里申科守墓60年，从未间断。2013年，已经59岁的魏映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代人为外国烈士守墓数十载，源自母亲从小在他心中播下的“报恩”种子，即便将来自己退休了、过世了，为英雄守墓的工作也还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成为两国深厚友谊的见证。
殷史犹可鉴 患难见真情
从1937年8月20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导致大规模援华中断，苏联共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实际使用173，175，810.36美元）。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飞机1285架（其中驱逐机777架，中程轰炸机328架，远程轰炸机30架，重型轰炸机50架，教练机100架），飞机炸弹数百万枚，以及发动机、油料、航空弹药和坦克、大炮、各种枪械、弹药甚至马具等大量作战物资。很多志愿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径直杀入抗日战场。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空军的中心基地从南昌、武汉西移成都、重庆等地，苏联空军志愿队进驻四川梁山机场。据苏联公布的战史资料，从1937年11月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39年底基本从各地机场撤出，共700多名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出动飞机千余架次，击落日机数百架，炸沉日军各类船舰70余艘。
苏援华抗战派遣飞行员1091名，机械师、工程师等航空辅助人员2000余名。据国民政府统计，苏联空军志愿队1937年12月击落敌机91架，炸毁43架；1938年击落130架，炸毁136架；1939年击落33架，炸毁71架；1940年击落16架，炸毁14架；1941年击落5架；总计消灭敌机539架。
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需要对中国飞行员进行系统培训。苏联以轮换方式分批选拔、派遣来了日加列夫(后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后任苏联空军司令，空军中将）、波雷宁(后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空军上将)、赫留金(后任苏联空军副司令，空军上将)等89名航空专家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来华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帮助中国在兰州、伊犁、绥宁和成都等地创办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出任飞行教官，并亲自驾机率队出征。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
为加快培训进度，很多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国内强化训练。1939年中国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发报员198人和大批的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跳伞、滑翔、联络、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单位。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中的默契。四年期间，苏联为中国培训了航空专业人员10206名。
除了空袭、空战以外，苏联空军志愿队还和受训后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苏联先后派出700多名飞行员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会战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仅在1938年6—10月的武汉会战中，中苏空军即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攻击苏联本土。苏联志愿队飞行员应召回国，参加卫国战争。他们把自己的战机留给了中国。从南京到武汉、重庆、兰州、柳州……中国众多城市上空，都留下了苏联飞行员与日军战斗的英姿。苏联援华飞行队之中走出了苏联英雄14名，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2名，空军元帅1名。苏联的大力援助，使得中国空军在1937年底几乎损失殆尽的情况下得以浴火重生，重振旗鼓。
在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有236人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飞行大队长，也有普通的机械师，年龄最大41岁，最小22岁，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安葬在武汉的有科兹洛夫、别索茨基、巴拉莫诺夫、基吉里什登、师什洛夫、马特维耶夫、斯图卡洛夫、库列申、马尔琴科夫、多尔戈夫、斯柯尔尼亚科夫、古里耶、楚里亚科夫、泰列霍夫、古罗夫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和他的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飞行员安息之所。当看到战友们的墓地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完好，大家心情激动万分。1985年76岁高龄的布拉格维申斯基中将率领一批当年的援华飞鹰将士来华参加纪念中国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款待，在武汉祭扫志愿队烈士墓时，老英雄们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去。中、苏并肩抗战的珍贵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褪色，两国人民血火交融的和平正义斗争永载人类文明的光辉史册。
中国的天空，永远铭记他们！历史的天空，永远铭记他们！
世纪行过关山月 人间遍盛自由花
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勇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将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与中华儿女一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安科参赞高度赞誉了俄中两国二战中结下的珍贵友谊，表示俄罗斯将会与中国的武装力量一道，携手并肩，共同保卫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共同保卫世界和平。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100周年活动中，基先科参赞振臂高呼：中俄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作万岁！
杰尼索夫大使指出，“今天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的水平。纪念我们俄、中两国共同的英雄们对我们两国很重要，对后来的人们更为重要。”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隆重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特别授勋仪式，大使罗高寿宣读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的命令:“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苏军对日作战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2015年5月7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时指出，中、俄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俄罗斯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宝贵的政治和道义支持，支援了大批物资、装备，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中国人民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俄罗斯军民。中俄人民愿以自己的决心和全部努力，与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与人民一起反对任何否认、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的企图与行为。当年，我们患难与共，用鲜血凝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友谊。今天，中俄两国人民更将携手前进，同护和平，共促发展，继续为巩固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共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正在全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人类文明发展这一重大的战略课题，深度挑战着各国政治家和各国人民的智慧。抗战时期活跃在中国的美国著名作家海伦·斯诺夫人后人曾经谈到，“政治把我们分开，但其背后各国人民的心灵和思想，其实相距并不遥远。” 因为政治，因为意识形态，二战以后的冷战及新的冷战持续不断，世界各国人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走到一起，共同纪念、缅怀和深度反思人类文明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正义之战。
经济危机重挫之下，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和反犹思潮在沉渣泛起，日本右倾化的政府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在全力修改和平宪法，大肆复活军国主义，而很多西方政客出于狭隘的地缘政治、霸权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仍然还像二战前期一样对这些危险的发展倾向采取在漠视、绥靖甚至纵容的态度。人类的战争悲剧还会不断的上演，而进入核时代的穷兵黩武，带来的很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正像爱因斯坦所指出的，“我们人性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科技的发展，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寒而栗。”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人类使用的一定是棍棒和石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不分种族、肤色、国家、党派、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整个人类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生死较量。人类是不可能彻底根除邪恶的，法西斯与各种变异的法西斯不会灭绝，在未来，它一定还会不断的试图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荼毒生灵，遗祸人类。反法西斯及变异法西斯的斗争会永远在路上。二战老兵、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二战几十年后反思战争时指出，“国联及其神圣的使命，随着二战的爆发走向破产，根源在于三十年代世界没能抓住和平的机遇，在于各国人民没能汇聚起勇气孤立侵略者、摈弃政府的那些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人民利益的政策。”
各国邪恶政客，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误导民众、操纵民意和国家机器，肆意挑起冲突、发动战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在于各国人民大众携手捍卫和平正义的政治意识尚未全面深度觉醒。真正科学动员了世界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就一定能够造成陷一切反人类的邪恶政治势力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苏联飞鹰”作者袁熙坤院士 俄罗斯杰尼索夫大使
和平必胜，正义必胜，人民必胜！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应该也必须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命运共同体。反法西斯、反一切反人类的邪恶势力，是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是全人类弥足珍贵的共有精神财富与和平文化遗产，是能够真正世世代代凝聚起各国人民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力量。
在纪念和缅怀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对中国人民、对人类和平之卓越历史功绩的时候，如何科学创新，深度弘扬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永久震慑压制邪恶、造福人类文明、贡献世界和平，值得引起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不断深思与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