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论】中国的创新到底缺少什么？
【科技专论】中国创新能力什么样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4》解读
中国的创新到底缺少什么？
刘道玉，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
来源：腾讯思享会、思想潮
发表于《同舟共进》2016年第3期，
我国创新理念滞后
如今，全国掀起了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宣传的热潮。其实，关于创新的话题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大约在1998年5月，当时已经头一次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创新”一词比较陌生，这个口号给人们以新鲜的感觉。于是，全国各地有关创新的宣传铺天盖地，各条战线迅速召开了各种创新的会议，纷纷提出经济创新、教育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企业创新、服务创新，等等。而且，在那一拨的宣传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鲜的口号，如自主创新、源头创新、创新极、创新板、创新树、创新团队等，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可是，自从那一拨宣传创新至今快20年了，我国又有多少堪称为原创性的成果呢？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是寥若晨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寨工厂、山寨商店、山寨一条街等，却遍布城乡。而且，这种明明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剽窃行为，在各制造行业屡见不鲜，人们见怪不怪，执法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现出典型的利己主义，因为这能让GDP增长，也能够缓解就业的压力。然而，这些功利主义行为，却是对创新的最大打击。
我不得不指出，创新的理念在我国至少滞后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是导致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创新一词最早出现在1912年，时年29岁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塞夫·熊彼特创立了创新理论，他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100多年以来，创新理论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可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却缺失对创新理论的学习、认识、宣传和践行。当然，究其原因，其中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但我们必须要补上这一课，以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时不我待啊！
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
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倡导创新，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遏制一切剽窃、抄袭、仿造等急功近利的行为，国家及时推出并开展“双创”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某些出台的文件中，不免沿袭了套话、空话，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风，让创新的形式大于实质，这无论对创新还是创业都不会有指导作用。
一家权威大报在一篇带有引导性的时评中写道：“‘双创’最需要的首先是资金，用好政府的‘双创资金’，首先要防止套利现象。”这里使用了两个首先，可见是把资金看成是“双创”成败的关键。创新和创业需要一定的资金，但绝非是最重要的因素，何况有些发明创造根本不需要资金或者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等，不都是没有科研经费的吗？又如，只有中专学历的潘旭华，取得近40项发明专利，他攻克的高精密数控机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却是一个“三无”(无大专学历、无职称、无立项科研经费)的发明家。
我浏览了各地为开展“双创”推出的众多措施，大多是见物不见人，也就是说只强调了物质性的条件，而没有分析中国人缺乏创造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呼唤创新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论文和专利都高居世界第一，却少有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山寨货大行其道？为什么仿冒产品充斥在汽车、电子产品、建筑、服装、鞋帽和工艺美术品等行业？因此，开展“双创”活动绝非仅仅是资金，我们必须深挖阻碍中国人发明创造的思想根源，唯有如此才能解开束缚国人创新的枷锁！
依我陋见，某些部门颁发的“指导意见”也好，“工作指引”也罢，都没有对症下药，恐怕是医治不好“创新贫乏症”的沉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闭门造车，既没有听取从事创造学研究的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吸收众多发明家的有益经验。
我研究创造教育学30多年，既关心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又极力倡导大学毕业生积极创业，因为这是克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关键。那么，我国开展创新到底缺少什么呢？根据创造学的理论和国际创新型国家的经验，我认为最缺少的就是创新文化。如果说物质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文化力量就是灵魂，是成就事业的驱动力、原动力和核动力。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而抽象出来的精神现象，虽然它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文化能够改变人，而人可以改变世界。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评论中国创新时指出：“中国大力驱动创新战略，但反观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瓶颈到底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衡量创新文化是否形成，其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最主要的标志有三点：首先是社会创新的风气浓郁，不仅人们谈论创新，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创新；二是创新的实体组织遍布，既相互激励又互相竞争；三是人心所向，以创新为荣耀。当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创新的冲动，创新成为人们朴素的情愫和价值观的时候，创新文化不仅形成了，而且是已步入高境界了。目前，世界创新型国家排名前列的瑞士、瑞典、英国、荷兰、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创新文化，所以它们拥有最多的创新成果。
如何根治“创新贫乏症”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离形成这种创新文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我们作艰苦和持久的努力。当然，创新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根据我的研究，为了创建我国的创新文化，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首先是营造自由、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创造性的果实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自由是创新文化的灵魂，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发明创造。什么是自由？自由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意思是从束缚和虐待中解放出来。按照创造学的原理，创意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灵感，而所谓的“众包、众筹、众扶”不免有“大锅饭”之嫌。创意是一位高贵的客人，请之不易，而遁之又无影无踪，因此任何束缚、压抑或是行政干预都会扼杀发明创造。同时，还必须认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自由不会妨碍民主，但有时候民主却会扼杀自由。因此，自由是人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必须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每一个创业者自由研究和探索。
其次是鼓励质疑、批判和求异的精神。质疑是通向发明创造的入口，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一位哲学家说，追求真理的学者应当是一位异见者。然而，在传统思想的人看来，异端或异见是贬义词，是不允许存在的，或者是遭到排斥的。可是，从创新的观点看，只有容纳异己，方能成就伟大，因为异见往往导致发明创造。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相对于传统的学说，他们都是异见者，如相对于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是异见者；相对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是异见者；相对于有线电话，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马丁·库帕也是异见者……因此，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和一劳永逸适用的技术，一切先例都是会被打破的，而未来的新理论和适用的新技术，都将由异见者们发现或发明。
再次是支持冒险精神，为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冒险绝非是一味的勇敢，更不是鲁莽，它是创新者的一种精神特质。从发明创造的规律看，是人类的好奇心引起冒险的冲动，而冒险又是一连串追逐想象力的过程，它会点燃创新的思想火花。史蒂夫·乔布斯被称为是“打不倒的冒险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成为创新的魔术师，不仅创建了苹果公司的王国，而且留下了“创新精神不死”的精神财富。苹果公司的创新文化有一种黏性，它能够同化人、激励人和改变人，这也就是创新文化的魅力。硅谷是美国乃至世界创新的热土，那里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极客文化”，其核心就是好奇和冒险，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冒险与创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可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冒险的，具体表现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不提倡冒险，甚至把冒险视为是异端和危险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美代子评论说：“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鲁莽的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脚可触摸空间领域中。”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使得模仿思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有一句古谚是“胜者英雄败者寇”，于是爱面子、怕失败、怕讥笑等，就成了许多国人不敢冒险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肃清这句话的消极影响，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有价值的失败给予鼓励，甚至要给予奖赏，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强调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是事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创新之父熊彼特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其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这些都说明，开展“双创”活动，贵在实际行动，只有切实地着力创建创新文化，才能彻底根治我国的“创新贫乏症”。有一句古话说：“三岁看到老”，这句古谚已得到科学的证明，如果幼儿时期的想象力受到伤害，必将导致成年时缺乏创造力。因此，提高我国人民的创造性素质，必须从改革基础教育着手。学校的教育要从“知识游戏”转变为“思想游戏”，以开发广大青少年的想象力，这样才能提高创造性的素质，以有效推进创新活动，确保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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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洁林 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为何创新不足”一直是个很有热度的话题，这个讨论的前提是大家对中国创新不足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然而最近风开始转向，在一些国际机构发布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大幅提高，日前学者朱天在《金融时报》发表的题为“中国创新不足吗？”的文章也基于中国最近几十年发表的论文和专利授权数量的增长，认为中国创新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少“发达国家”，在与向最好的“发达国家”接近。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可近几十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和成就，但果真如朱教授所说“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向创新型经济迅速转型”吗？
为了让这个讨论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我们把“创新”定义为“科学和技术创新”。
其二，采用什么水准和质量的科技创新来比较。例如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解放后的中国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他把创新水准定位在民国大师级别及其这些大师所创造的科技成果，而不是用SCI论文和专利授权来衡量。
其三，与谁比较，人们可以进行历史纵向比较，也可以横向选择一些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比较，而比较国家的选择指标也可以很多，例如像人均GDP这样的经济指标，也可以采用文化、制度、人口等指标。
正因为评判的选择如此之多，关于中国创新是已经转型为“创新型经济”还是仍然“不足”就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选择指标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了这个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找出与优胜者的差距而进步、还是与落后者比较让我们感觉良好，或是在回答“为什么”之前，做一个较全面的比较从而了解我们在人类创新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从而避免陷阱、找到前进的方向？显然，最后一种选择最为理性和全面，但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很多专门研究科技创新的学者前赴后继地、一点一点把这个宏大的图画拼起来。
科学论文和技术专利授权被很多人常用做“科技创新”指标，这个指标虽然数据比较多，用起来方便，但有不少明显的短处。
首先，无论是论文还是专利都不是科技创新本身，而仅仅是反映创新的一种“中间载体”而已。况且，这个“中间载体”的质量差别巨大，只有极少数可能成为伟大创新而让人类受益。
就科学论文来说，往往是一项好的原创科研结果跟随着大量的反复验证、看似聪明却可有可无的讨论、以及大量的平庸延展和应用而已。科学家和科学论文的质量呈现金字塔结构，例如在2002年到2012这十一年间，站在金字塔顶尖的是拿到诺贝尔科学奖的87人（没有中国大陆科学家），下面是汤森路透公布的论文被引最顶尖的1%的3215名科学家（其中中国大陆112名），再下面是那些在SCI/SSCI发论文的三十多万学者，而全球参与科研的学者可能超过千万。无情的时间只会记住那些曾经照亮历史的伟人和他们的思想，因此除了那几位拿到诺奖之人可能进入史册，广大辛勤的芸芸众生和他们的论文会很快会被历史忘却。
目前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论文发表的机制是强有力的，老师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和升级都与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期刊影响因子挂钩，大量的研究生也都有发表论文的指标。上次我采访美国《科学》杂志主编McNutt博士时她曾提醒说：“有些来自中国的论文不是带着客观冷静的风格来写的，这些作者似乎在推销其研究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学真理。”我相信中国“群众运动”式的科研推动对学习、跟进、科普和参与全球科技对话是有益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浮躁地、系统性地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的，它会持续地产出流芳百世的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吗？
就目前中国专利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我电话访谈了曾为中国公司代理国际半导体、电子、生物医药、化工等专利案件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的专利律师陈炽先生。他说，在发达国家，衡量一项专利的质量通常有三个基于市场的判断标准：
第一，该专利是否在保护期有效阻止竞争对手做同样的产品，从而使创新者获得垄断利益。
第二，如果有人试图侵权，该专利是否能作为创新者起诉侵权者的有力武器。
第三，创新者从该专利可以获得的专利许可费是多少。
陈先生在国际专利诉讼方面有超过二十年的从业经验。他还说，目前中国企业的专利数量虽然迅速上升，但质量很差。在他熟悉的医药行业，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推出30个新药的目标，但到现在“十二五”即将过去的时刻，“重磅炸弹”型（超过10亿美元销售）药品一个也没有推出。在国际专利诉讼官司中，极少看到中国企业作为原告起诉他人侵权的报道，而中国大学和企业从专利授权中获利数量也很少。
在谈及造成中国专利数量突飞猛进而质量差的原因时，陈炽先生认为中国非市场性因素政府激励政策太强大了。对于很大比例的中国企业来说，申请专利的首要动力是获得政府“高新”企业的认证从而能够大幅度减少税务并得到许多政策性补贴。对于药品企业来说，由于药品价格由政府定，拿到专利后可以把所生产的仿制药当成“新药”从而可获得更高的定价。一些地方政府还对企业申请专利提供现金补助。对于企业、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个人来说，有专利意味着为晋升加分、得到现金奖励，甚至进入某种“人才计划”长期得到不菲回报。
可以说，无论是论文还是专利，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手段是推动数量增长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也有很小部分企业忽略这些政府激励而与国际市场接轨，它们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例如华为。经过多年的耕耘，华为已经积累了大量国际国内专利，这些知识产权为华为与其他通讯巨头进行专利交叉授权贡献很大，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像华为这样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巨头的科技企业，也还未能在任何技术方面形成垄断，也没见他们主动起诉其他人侵权。也就是说，他们还远未达到专利质量的最高境界，只是把专利当成防御性工具而已。
那么，数量的增长是不是必然导致质量的提升呢？
陈先生认为如果专利数量成长是市场力量推动的，那么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如果是由非市场力量来推动，就会对整个系统造成扭曲，除了浪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的资金，对中国创新环境还会造成实质损害，因为社会可能会陶醉于数字达到世界第一的喜悦而失去前进的动力。更有害的是，很多有才华的科研人员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低质专利和论文之中，而失去了进行重大创新的机会，而那些因为投机取巧从事低质知识产权的生产者的“成功”又会误导下一代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不追求重大创新而去创造一些让领导高兴、让自己获小利的低质量“专利”和“论文”的歧途。
从比较的对象来说，采用所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种概念，进而把中国分到“发展中国家”组，于是轻松得到“小组冠军”的称号可以让我们感觉很有正能量。但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些省市无论是人均GDP、或经济总量和人口都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因此再拿“发展中国家”说事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如果我们回顾长历史跨度的科技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一直在生存温饱线上挣扎，但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最伟大头脑脱颖而出，为人类留下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可以说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完全有经济能力养得起一批专门从事科研的专才。事实上，科技发展一般超前经济发展，因此就因果关系来说，科技往往是“因”而经济是“果”。
在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国家，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更像是在重复日本的发展路径。日本是一个乐于学习也善于学习的国家。二战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段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期的科技创新也蓬勃发展，其主要动作是快速吸纳欧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就，早期也是大量模仿他人的产品，后来有了一些科技的创新和管理创新，至今为止有十九位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也出现了像索尼这样被乔布斯当成榜样的技术创新公司。二十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成功经验和日本引领全球的言论充斥媒体。然而正当欧美社会对日本的迅速崛起惊奇不安的时候，这一曲高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美妙音乐慢下来了。这个过程和结果有什么值得中国思考的东西？
就判断中国是否进入“创新型经济”这个问题来说，用载入史册的科技重大创新来衡量也许更具有历史理性。我和学生们构建了一个“人类历史重大科技创新成就数据库”，每一个条目都必须是公认的人类首创。目前该数据库收录了2795个条目，其中技术成就1724条，科学1071条，包括了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就。数据库里最近的一条中国技术是杂交水稻，这项成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丁颖先生开始，经过很多农学专家的改善，最后由袁隆平先生的团队推向广袤的农田，踏踏实实地造福了人类。我们收录的最近一条中国大陆创造的科学成就是明朝朱载育先生于1580年发现的“十二平均律”，这项成就未必有多大的商业价值，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种没有功利之心的科研实在太少了。
因此，如果把中国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标准定为大陆本土科学家拿到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加上有大陆本土企业做出一个引领世界并能记入人类史册的新产品，这对于一个经济总量世界数一数二、占世界人口20%的大国来说，要求不算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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