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开启美国军工的黄金时代？美媒：特朗普或改变美国防工业规则，贻害无穷
来源：观察者网，作者：晨枫
一般认为，特朗普倾向于加强军备，这对美国军工是有利的。但现在看来，事情未必那么简单。
特朗普以“美国第一”的口号当选，他一上台就推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主张。他还自认为是精明的生意人，要排干华盛顿这潭臭水，要把失控的军购价格压下来，还没有上台就对着洛克希德开炮，把洛克希德的股票价值轰下来不少。特朗普的一系列动作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了。
F-35：奥巴马为特朗普栽树？
洛克希德忙不迭地承诺要降低F-35的造价，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把全力躲到特朗普的准星之外作为主要任务。雷西恩退出与意大利莱奥纳多（前阿莱尼亚）合作的T-100教练机计划，原因是雷西恩要求合作方降价1/3，否则没有入选希望，还不如撤出。
洛克希德F-35作为成本失控、性能不达标、进度拖沓的“坏孩子”已经很多年了。在整个奥巴马8年期间，五角大楼一直在努力控制成本、抓回进度，性能方面只能做到尽量减少放水。
在第十批F-35生产协议的谈判中，五角大楼使出了单方面签约的极端手段。也就是说，洛克希德同意砍价也好，不同意也好，这就是开价。除非洛克希德从此不想干了，只能接受。这种霸王条款的做法很少见，也不能常用。如果公司方面确实在赔本赚吆喝，公司是生存不下去的。
在F-14研制期间，格鲁曼通过钓鱼价赢得合同，但很快就被证明过低的报价根本不现实。美国海军开始时还是想强迫格鲁曼吞下亏损，结果格鲁曼在研制即将完成（那本来就是F-111计划失败后的短平快的项目，F-14是用F-111B的变后掠翼、TF-30涡扇发动机、AWG-9雷达、AIM-54“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作为起点，重组设计为串列双座和双垂尾打造而成）的时候，威胁宣告破产。那样，格鲁曼和海军两家都是鸡飞蛋打。最后，海军被迫追加投资，格鲁曼得以苟延残喘，但再也没有赢得过任何战斗机竞标，在1994年并入诺斯罗普。
洛克希德这些年也确实在努力控制成本，即使为了政治正确，为了不总是成为敲打对象，也必须这么做。随着生产线、供应链的理顺和生产批量的增加，效率会自然增加，单价会自然下降，这是洛克希德承诺的基础，也是特朗普“成效”的基础，这可能会导出一个“双赢”的故事，但实际上是奥巴马栽树、特朗普乘凉的故事。
T-X教练机：美国制造有谱了？
雷西恩的强项在于导弹和电子系统，但也有一些飞机生意，比如子公司比奇制造的T-6“德克萨斯人II”螺旋桨教练机。这是从瑞士皮拉图斯PC-9改进而来的。美国空军的T-38还是50年代的设计，不说基本技术，机体结构和系统也严重老化，急需更新换代，这就是T-X计划。
雷西恩想故伎重演，与意大利莱奥纳多合作，从M-346改进，设计了T-100教练机。M-346已经在以色列、新加坡、意大利、波兰等国采用，性能先进，技术成熟，质量可靠。但这是T-X候选中唯一双发的，天生的购置和运作成本就高，加上来自俄罗斯的雅克-130血统的政治不正确，使得雷西恩看不到入选的前景，只有祭出血腥杀价的极端手段。
T-100的基本技术来自莱奥纳多，莱奥纳多有主要的定价权。由于T-X从一开始就强调低成本，莱奥纳多的报价本来就尽量减肥，哪有一杀价就是1/3的空间？雷西恩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能说是已经缺乏诚意了。莱奥纳多先与通用动力合作，通用动力打退堂鼓后，雷西恩才接盘的。现在不知道还有谁接盘。按照规定，莱奥纳多必须有一个美国国内的合作方，才能竞标。雷西恩退出后，莱奥纳多有可能不得不退出了。
诺斯罗普也决定退出T-X投标，T-X计划现在只有洛克希德和波音两家在竞争。波音BTX-1是全新设计，尽管合作方萨伯有重大贡献，但还是以“美国设计、美国制造”来包装的。在“美国第一”的大气氛下，洛克希德T-50A从韩国T-50发展而来的“外籍原罪”使得T-50A的前景很是不妙。BTX-1也有明显的发展为中等性能战斗机的潜力，可能正好符合美国空军的300架低成本战斗机的要求，但这是题外话了。
美国军工的公私矛盾
不过特朗普的新政对美国军工还有更加深层和重大的影响。在特朗普时代，如果他能打破预算控制法案的桎梏（这还要看国会共和党对预算开天窗有多少胃口），军工订单是会增加的，但降价压力也会急剧增加，还有就是“美国制造”的成分增加。
美国军工是奇怪的存在。一方面，美国没有国营军工公司，所有军工公司都是私企。另一方面，美国军工的产品主要向美国政府（也就是军方）销售，定价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所有外销更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并不能自由推销、自由定价。
这使得美国军工公司不同于一般的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公司，而更像定价受到政府管制的水电煤气这样的公用事业公司，政府不仅需要公司持续稳定有效地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也“有责任”保护公司的正常盈利、帮助公司的发展壮大。因此，NASA等政府科研机构的成果和设施大量与公司低价甚至免费分享，这是欧洲空客控告美国非法补贴波音等公司的主要依据。当然，欧洲并不纯真，空客、BAE这些巨头都是从国有公司开始的，现在依然受到国有资本控制。
但公司毕竟是为盈利而存在的。多年来，美国军工公司在扎根美军需求之外，努力开拓出口市场。在民航方面，波音早就开始在全球打造供应链和制造基地，除了最关键的总装，大量零部件、总成都在海外制造。比如波音787的机翼由日本三菱制造，中机身段和水平尾翼由意大利阿莱尼亚制造，前机身段由美国Spirit和日本川崎制造，起落架由法国梅西埃-道蒂制造，货舱门由瑞典萨伯制造，翼尖小翼由韩国KAA制造。这样遍布全球的制造一方面利用低成本海外制造来降低波音的成本，另一方面诱使相关国家购买波音飞机，可算是互利的做法。
在军贸方面，补偿贸易更是常用的润滑剂，军火出口方向进口方提供补偿贸易安排，或者大批进口与军用无关的一般商品，或者用包括技术转移和当地生产部分零部件，还有将部分制造工作转包给进口方作为补偿的。比如洛克希德在向印度销售11架C-130J运输机时，用向印度斯坦飞机公司转包部分机尾制造作为贸易补偿，到现在为止，已经制造了至少50副机尾套件。这对印度是有利的，不仅得到技术转移，还得到出口。这对洛克希德也是有利的，降低了成本。
但在“美国第一”的氛围下，尤其是“边境税”的作用下，洛克希德向印度斯坦转包的部分机尾如果用于再出口的C-130J，这没有问题，但如果用于美国空军的订单，就要征收20%的税，而美国空军是不会吞下这“边境税”的，因为这本来是“应该”由洛克希德在美国国内生产的。“边境税”将抵消洛克希德的成本得益，使得海外生产被迫转回国内，而这本来就是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用税改达到“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用意。
更大的影响在于国际合作研发，比如F-35战斗机。F-35当然是美国战斗机，但为了分担研发负担和增加用户圈，F-35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合作的，当然除了英国之外，大部分所谓“国际合作伙伴”都只是出钱的货。但F-35的制造策略也确实是从一开始就实行“赢者通吃”的，大小系统都以成本为原则，而不是传统的划分工作份额，采购国家获得有保证的工作量。这样，美国制造要与国际合作伙伴竞争，也就是说，F-35的美国制造含量在理论上是没有保证的。
这样的事情在特朗普时代不能再发生。F-35的制造模式难说是不是会推倒重来，可能已经太晚了，但在未来几年可能启动的新型大型装备研发计划里，国际合作的地位将大大降低。这对日本很不利。日本的“心神”计划用于验证隐身、电子和发动机技术，但日本并没有意愿和实力独立完成实用型战斗机的研发，指望加入美国的下一代战斗机计划，并像波音787一样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主要成员。日本或许要重新考虑了。
压榨全供应链，也许带来灾难
特朗普要从整个供应链上增加美国制造的含量，增加美国人的工作岗位，这也使得美国军工重新审视现有的供应链战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冷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单打一的苏联的胜利。美国本身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主要盟国如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也同样如此。在军事技术方面，欧洲盟国不仅与美国竞争，也形成有益互补，对西方集团的军事技术优势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
为了增加北约成员国部队的一体化和混编作战能力，美国长期推动北约装备的标准化和互换化，一方面鼓励北约盟国采用美国装备，另一方面也对欧洲装备有所采用。T-45“苍隼”教练机、“鹞”式垂直-短距起落战斗机和M777超轻型155毫米榴弹炮来自英国，M1A1/A2坦克的120毫米炮来自德国，M9手枪来自意大利，AT4（美军编号M136，但几乎没人使用）无后座力炮来自瑞典，M249“米尼米”轻机枪来自比利时。挪威订购F-35的动力之一在于美国允诺将挪威的NSM反舰/陆攻导弹改进、发展成为增加射程、增加性能的JSM，整合成为F-35的标准配备，并列入美国军方的采购名单。
T-45
在“美国第一”原则下，除非必要，美国将减少使用外国武器，而且美国装备里的外国系统、模块、元器件也将减少使用。这很难不引起盟国反弹，减少对美国装备的采购量，影响本来是最有盈利潜力的外贸军售，影响美国军工公司的盈利。另外，特朗普新政引发的美元升值也将降低美国装备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当然军购从来不是基于纯商业考虑。
特朗普通过对洛克希德F-35施压，显示出他将严厉打击军购成本失控现象。他是地产商人出身，自诩为商业谈判专家，善于压价。坐上总统交椅后，更有滥用霸王条款的倾向，很使美国军工界紧张。美国军工界要控制成本，只有三个主要途径：
1、压榨全供应链的利润空间
2、要求军方简化军购过程和管理
3、改进内部过程，节支增效
压榨全供应链利润空间是美国公司的典型做法。正是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极度压榨的结果是使得整个供应链被迫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才能维持利润空间。这是美国中低端制造业流失的主要原因，但也是美国制造业自下而上竞争力逐步消失的必然结果。美国的家电和耐用消费品工业已经因此消失了，汽车工业还在艰难地撑着，要不是特朗普的威胁利诱，向外转移还在加速。
军工是美国制造业里不多的亮点之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依然足够丰厚的利润。过度压榨利润空间可能造成与汽车行业一样的困境，还可能使得公司无力投资于技术研发和设施更新，更可能使得公司无法以优厚的待遇吸引有才干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美国的教育体系、社会价值取向本来就使得年轻人投入传统型高科技的热情降低，民间高科技公司都将受到本国人才短缺的压力，只有求助于移民和外国人才。军工公司由于保密规定，本来就在吃力地与民间高科技公司争夺本国人才。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迫使民间公司回头转向国内人才，进一步增加了军工公司的困难。
军购改革越改越贵
美国军购流程之冗长、标准之繁琐是臭名昭著的。曾经有人做过试验，按照标准军购流程，五角大楼的烟灰缸可以高达5万美元一个。这不是笑话。但美国的军购标准是在几十年征战中逐步完善的，肯定有已经过时而不再必要的东西，但也有很多是血与火的结晶。在理论上，仔细斟酌可以去芜存菁，但谈何容易，错误的代价将用鲜血和生命来支付，谁也不肯担这个风险。
美国的军购过程是几十年军方与公司互动的结果，力图在最大限度上确保透明、公正、高效、顺畅，力求可核实性、可问责性，避免舞弊，也避免仓促决定造成的浪费。同样，这也是一个精华与糟粕的大杂烩，改革绝非轻而易举。从越南战争时代的麦克纳马拉开始，美国军方就在努力简化、优化军购过程，增加科学性、确定性，减少任意性和浪费，但越简化越繁琐，越俭省越浪费，造成今天的局面。
奥巴马时代的国防部长卡特和副部长肯达尔再次力推军购改革，要是成效显著，也没有今天的问题了。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可他在商业上的失败与成功同样显著，就不要指望了，经营房地产也与推动官商共同体不是一回事。马蒂斯是军人出身，雷厉风行没有问题，但快刀是否能斩断乱麻，只有时间才知道。微信号：chn007cn
改进内部流程，减支增效，这是所有公司永恒不变的主题。但不是所有的减支增效都是有益的，尤其是牺牲长期利益而追求短期效果的减支增效。在短期股市表现的压力下，美国公司不乏创意，很多管理方面的创意正是这样追求短期效果的减支增效，其中包括各种外包。工作转移到外国就是最极端的外包。在特朗普的压价压力和“美国第一”压力下，尤其是整个供应链要求搬回美国的情况下，美国军工公司如何应对减支增效和长期发展的挑战，这是很有意思的看点。
但另一个可能性不能不考虑。作为私企，美国公司投入军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盈利，而不是爱国或者责任心。如果利润空间前景不妙，公司是会开溜的。二战结束时，美国有共和、北美、格鲁曼、康维尔、道格拉斯、波音、洛克希德、诺斯罗普、麦克唐纳、马丁、贝尔等飞机公司，战后到50年代更是这些公司蓬勃发展的时代，现在只有波音、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三家了。合并的原因有很多，但军购减少、竞争加剧和盈利空间萎缩是最重要的原因。
除了航空之外，还有过更多公司曾经涉足广义的军工行业，现在都退出了。比如M1坦克最早是克莱斯勒设计和制造的，1982年克莱斯勒把防务部门出售给通用动力公司。大名鼎鼎的AIM-9“响尾蛇”红外制导空空导弹最早是福特空间公司的手笔，这还是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和平卫士”、“民兵”洲际导弹、“三叉戟”、“北极星”潜射导弹导弹的重要次级承包商，1993年被福特汽车出售给罗拉尔，1996年并入洛克希德。
通用动力在1953年购入康维尔飞机公司，后来发展成为通用动力沃斯堡分部，这是F-16战斗机的老家，在1993年出售给洛克希德。波音帝国曾经包括飞机、发动机、航材制造和民航业务，在1934年被反托拉斯法拆分时，民航业务单独分出来，成为联合航空公司。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航空制造业务合并为波音飞机公司，以东部分合并为联合飞机公司（后改名联合技术公司），西科斯基飞机公司也跟着分了出来，一同分出来的还包括普拉特·惠特尼。2015年，联合技术公司把西科斯基出售给了洛克希德。
这还不算90年代的合并大潮，包括波音与麦道、洛克希德与马丁-玛丽埃塔、诺斯罗普与格鲁曼的合并。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出面阻止，合并后的诺斯罗普-格鲁曼都差点并入洛克希德-马丁，基本原因也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军工盈利前景黯淡。
如果特朗普的高压压价政策实质性地损害了现存军工行业的盈利前景，不能排除出现进一步合并的压力。但进一步合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缺乏竞争正是洛克希德F-35困局的原因之一。
这倒不是说洛克希德漫天要价，而是缺乏合适的替代选择。在F-5之后，除了借麦道的手还魂的F-18，诺斯罗普已经几十年没有成功设计过一架投产的战斗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战斗机的完整设计、制造能力了。波音还有原麦道的底子，但F-15生产即将结束，除非美国海军舍弃F-35C而转向F-18E Block III，F-18E的生产也将结束。波音不可能在没有现实的投产前景的情况下长期维持闲置中的战斗机设计、生产能力。
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和投产如果不能尽快展开，美国只剩下洛克希德一家还能设计、制造战斗机的前景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波音对正在展开的T-X教练机项目志在必得的动力，以及外界认为美国空军实际上已经内定波音将中标的原因。美国空军必须用实际订单维持必要的航空工业基础和必要的内部竞争，而且还要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在下一代战斗机研发展开前把波音的战斗机部分“养”起来。但这样的状况是不利于特朗普式的高压压价政策的推行的。
特朗普要把臭水排干，但水至清则无鱼，他或许还得灌水才能养鱼呢。
美媒：特朗普或改变美国防工业规则
贻害无穷
来源：
核心提示：“美国优先”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带来另一项挑战——其他国家更加强硬地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2月6日报道 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网站2月2日发表题为《观点：特朗普领导下的国防工业新规则？》的文章，作者为拜伦·卡伦，编译如下：
对美国军工企业而言，过去10到15年间的价值创造手段主要有让现金向股东回流，通过裁员维持盈利和现金流。此外，一些企业还借助于设施的整合、国际业务量的增长和项目的执行。
成长型投资者已经取代了以价值为导向的股东，因此对管理层而言，若想创造更大价值，有利可图的销售增长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改写价值创造方面的某些规则。国防承包商们很可能会发现，某些在过去10年间能够创造出价值的方法再也行不通了，这就要求它们必须拿出一套新的战略和战术。美国的国防承包商们可能会发现，它们需要修改供应链关系、更加注重人力资本、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建设、削弱出口对企业的导向性。
首先带来变化的是“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对在美国提供更多制造业高薪岗位的关注。贸易补偿和国际联合开发，已经成为定义国防贸易的一种属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从印度塔塔集团采购C-130J运输机的尾翼正是前者的一个例子，而F-35战斗机项目则是最能说明后者的一个例子。
2017到2020年，如果特朗普将矛头对准国防贸易中的补偿行为，不允许将相关工作从美国送往其他国家，那么美国航空业将不得不考虑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美国优先”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带来另一项挑战——其他国家更加强硬地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此外，特朗普正在释放他将要求进一步降低武器价格这一信号，他有关F-35和新“空军一号”的推特就是例子。尽管目前来看，他的言论似乎只是在摆摆样子，但是五角大楼高级政务官仍有可能真的落实这些计划，努力通过谈判得到承包商们不会轻易同意的低价。
降低价格可能会使承包商们从3条老生常谈的路线中选择一条：向供应商施压，要求降价；与五角大楼合作简化要求和法规；通过更好的经营管理（精益生产、供应链管理、员工培训）优化成本结构。从国防工业的角度来看，第一个选择的吸引力最低，不妨想一想这种行为已经对汽车业造成的损害，以及可能对商业航空业造成的损害。
一再要求降低成本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引发国防工业更大规模的重组。
最后，对工程技术人才和熟练技工的争抢可能会加剧。对拥有工程学位的美国公民的争抢可能会加剧，并且国防工业将不得不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招聘、保留和发展。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将加速发展
来源：新浪军事，作者：张文木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已经启航。“尼克松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对中国曾有过的友好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国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基辛格带领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挽救了美国。表现为一手紧拉中国、一手死打苏联的里根主义，其本质是尼克松主义的强化和继续。所谓“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时期内政外交政策的本质反映，是尼克松主义与里根主义合二而一地回归。
尼克松实现其战略目标是有历史前提的：当时中国、苏联、美国三家处在等边三角对峙关系之中，当时美国手头也有可与中国交换的——比如它的对台政策——筹码。但特朗普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目前中俄关系几乎是无缝对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时期“等边三角”的拉据形势，而美国目前又无可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不存在中国历史三国时期因贪荆州小利而弃盟的孙权式或苏联后期为讨好西方而主动废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样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间离中俄关系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在内政方面，尼克松上台是牺牲美国军工集团、拉拢并得到金融垄断集团支持的结果，但条件是他上台后的政策要使金融资本家集团满意。为此，他牺牲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将美元与石油挂勾。今天特朗普上台是牺牲金融集团、拉拢并得到军工资本家集团支持的结果，那他就必须将石油美元转换成军工美元，而军工美元需要的就不是石油而是美国已无力参与的战争——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型战争，不然特朗普就得不到来自军工集团的持续借贷，就要面对更多的“财政悬崖”。借钱不还而又无“喜儿”可卖，特朗普这位新任“杨白劳”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
存在决定意识。特朗普上台后的现实环境决定其治国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具体说，就是学习里根，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美国军工资本家集团）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其同僚：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下，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
在外交上，罗斯福在希特勒欧洲和苏联两面下注。在希特勒兵败斯大林格勒后，罗斯福迅速主动上门找到斯大林并与苏联结下反欧暗盟，战后欧洲便被美苏一分为二。至20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及欧洲的海外资产已为美国一揽囊中。1952年，先与希特勒、后又与罗斯福联手搞垮欧洲的斯大林事后看得明白，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但斯大林说这话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不能被敌人打倒，不然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及其后果就是前车之鉴。苏联解体后，美元指数迎来战后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给美元市场带来的庞大红利，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如图如示：
里根曾以开动战争机器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让美国避免打仗，他最终以“空城计”的方式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并逼诱其自动废国。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并使世界避免了世界大规模的战争。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1926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今后如果中国和俄国不能被吓倒或打倒，为了还钱，那特朗普转移国内危机的可能方向就是欧洲，而欧洲再次分裂又为特朗普准备好了对其进一步施害的条件。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美国战后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尼克松主义”，其所扮演历史角色是不同的：前者已确定为悲剧（正剧），后者在历史中可能就是笑剧（滑稽）。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从黑暗向光明、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的临界点：金融帝国主义的黑暗已不可持续，世界社会主义曙光已隐隐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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