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技术构建中的政治塑造
来源：军事科技与防务动态（ID:xindutianxia），载《自然辨证法研究》2017（1），作者：赖燕茹、石海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摘要：互联网自20世纪60年代孕育以来，一直深受诸多政治因素影响。国家控制、自由主义、跨国合作和商业竞争的奇妙糅合，塑造了今天的互联网。通过剖析互联网诞生时的政治背景，以及互联网早期关键技术内嵌的政治性，将互联网技术的创新置于根据各种价值观作出决定的社会情境中来思考，论述互联网技术本身具有的政治秉性。
关键词：阿帕网；分布式网络；政治塑造
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并且从根本上深刻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环境。过去十年中，各种政治行为体与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生产、使用和管理，已经有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互联网自20世纪60年代孕育以来，一直伴随着诸多政治因素。国家控制、自由主义、跨国合作和商业竞争的奇妙糅合，塑造了今天的互联网。作为互联网前身的阿帕网是冷战催生的产物，而构成互联网技术体系的关键性技术内核也内嵌着政治性，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的国家行为更是塑造着互联网的政治秉性。因此，互联网天生是政治的，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实体，而且是一项被嵌入社会和政治实践，被赋予政治内涵的实体。整个互联网的研发过程，时刻能够看到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的影子，以及政治力量的影响。可以说，互联网既是政治的产物，又是政治的工具。
一、阿帕网诞生的政治背景
尽管有学者提出建立阿帕网以抵御核战争是兰得公司的保罗•巴兰的想法，并非科学家创建阿帕网的目的，而是出于预算问题和对提高计算机工作效率的考虑。然而，纵观阿帕网的诞生历史，我们不能无视阿帕网天生的政治秉性。首先，阿帕网孕育于美国国防部下属核心部门，深受当时的“军工复合体”体制影响，一经诞生就投入军事运用，并被美国军方和国防部牢牢掌控，具有明显的军事主义色彩；第二，美苏冷战背景下，苏联太空技术取得突破导致美国民众集体恐慌，他们迫切要求美国在高技术领域重新获得对苏优势，ARPA这一机构正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向公众交出的一份答卷；第三，参与阿帕网研发的人员要么本身就是国防部的主管或技术人员，要么后续陆续成为ARPA成员，同时，ARPA的研发基金大部分来源于国防部和美国政府，他们的研发或多或少考虑到军事应用，必然会倾向于国防部和美国政府的相关政治考虑。
1、冷战阴影下ARPA的建立
二战过后，国际体系重新洗牌，苏联凭借计划经济体制，在战后一段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苏联迅速崛起，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斯大林执政后，苏联经济增长成绩斐然，自1945年至1950年，国民收入、工业产值、重工业产值都增长了近一倍，虽然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大大超越了美国的增长速度。斯大林执政后期，到赫鲁晓夫上台期间，苏联国家实力的上升，导致其国家战略的转型，由相对防御到主动谋求参与国际决策的资格。苏联的经济增长和强烈的政治诉求，显示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苏联由挑战国走向领导国，开始与美国争夺国际事务领导权。“美苏之间的对立现在变得更加紧迫，也更直接，美苏之间的对抗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对苏联的军事实力开始进行系统评估。从1946年到1952年期间，评估主要集中在对苏联的军事实力，苏联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以及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信息的不透明、恐慌的加深，导致这些报告出现了许多错误的夸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一份报告中认为，苏联在军事科研和空间项目的资金、人员、设备投入增长明显，自1950年至1966年期间，预计将增长10倍，而且仍将持续增长。政治上的不信任，必然导致双方战略政策的转移。美苏将对方视为对手，在各方面都展开了竞争，导致了长期的军备竞赛。1951年，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随后两国分别爆炸了氢弹，愈演愈烈的核竞赛逐渐蔓延到科技研发的其他方面。美国进行科研创新迎合战争需求的传统由来已久，1946年研制成功的ENIAC（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就是美国应对二战时计算弹道的军事需求所研发的。面对来自苏联的可能威胁，美国一方面积极备战核战争，另一方面愈加担忧核大战时集中控制的计算机通信系统遭受核武器打击而陷入瘫痪的情况，这种焦虑在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 1后达到了顶峰。苏联赶超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前瞻性，令美国感到尴尬，而更为令人不安的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对苏联卫星发射竟毫不知情。陷入恐慌中的美国认为苏联部署的洲际导弹（ICBM）将超过1000枚，进一步的误解导致美国加紧发展太空方面的技术，以维持对苏联的技术优势。受到苏联发射卫星的刺激，艾森豪威尔政府召集了总统科学顾问，在与科学顾问深入讨论后，决定由国防部成立高级计划研究署（ARPA），进行高科技研发，应对苏联早期的太空开发计划。时至今日，打开ARPA的网页仍然能看到这一部门的任务是“为美国国防部选择一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计划，并对这些研究计划进行管理和指导，追踪那些危险性和回报率都很高的研究和技术”。
2、核战背景下分布式网络应运而生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央控制式网络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国家通讯极大地依赖于这一系统，加之世界上其他国家陆续拥有了核技术，一些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官员开始考虑如何在核战争情况下保持有效的通讯，于是分布式网络构想应运而生。ARPA深入研发了这一技术，并将之作为阿帕网的技术基础，1969年一个拥有四个网络节点的阿帕网正式投入使用，人类自此进入网络时代。
巴兰所在的RAND公司成立于1946年，是加州地区的智囊团，专门为美国核计划提供智力资源，最初的使命是为二战期间美国军事战略提供大量作战运筹研究，即讲数学核统计分析用于军事方案和军事操纵中，以能“理性”地分析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而闻名。RAND公司鼓励创造性，为科研提供一切资源和有效管理。RAND经费来源于美国空军，但公司本身对经费有很大的自主权，既有对大型项目的集体攻关，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自由选择研究项目的权利，形成了轻松又高效的工作环境。巴兰1959年进入RAND，当时正处于冷战的非常时期，巴兰回忆他之所以研发“生存性网络”，与核战争的威胁有着莫大的关系。
美苏两家在建立一触即发的弹道导弹系统。早期的导弹控制系统物理性能不强，因此对双方来说，很容易误解对方的行动而导致率先开火。假如战略性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具有较高的生存性，其较强的报复性能就能抵御打击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自己处于更加稳固的地位。但是，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是百分之百可行，因为那时的远距离通信网络极其脆弱，根本经不住打击。问题就在这儿，没有生存性，通信系统就会处于最大的危险状态中。简而言之，我的兴趣就是要向更具生存性的网络领域进行挑战。
指令与控制是军队指挥系统的生命线，对巴兰来说，“指令”与“控制”理论的研究是最重要的。“指令”是“让对方按照你的意愿做事”，而“控制”则是“则是让对方按你的意愿不做某事”，但如果敌人投掷的原子弹破坏了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中心，全国军队就将收不到指令，从而陷入混乱中，不战而屈。
当时美国的所有通讯系统都是线路交换式的，巴兰的构想需要构建一个分布式网络，而分布式网络要求经过网络的信号必须是数字信号，因为当几个链路串联时，信号质量会迅速恶化，普通的模拟信号电话线系统不可能满足冗余连接的要求，在每个链接上，信号会比原先差。在巴兰的“分布式网络”构想中，网络通讯不像由中央控制那样简单地把数据直接传送到目的地，而是在网络的不同站点之间像接力赛一样地传送。每个网站都没有整个网络的“地图”，更不受中央的控制。这样一来，就算战争环境中，破坏了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点都不至于导致整个网络系统的崩溃。
巴兰的第二个伟大发明是把信息分解成大小相当的小块，即“信息块”，这样就可以用数据段来注满网络，所有信息块都由不同的路径到达目的地。每个“信息块”在网络中经由一站站的传递，每一站都有纪录，直至到达目的地。而传送过程中，若有“块”没有送达，最初的电脑还会重新发送这个“块”，当所有信息块都到达终端后，再被目标电脑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这就是后来的分组交换技术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戴维斯认为克兰罗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发明分组交换技术的原因。
3、核心技术人员与国防部关系紧密
阿帕网的核心技术开发人员或多或少带有军方背景，要么本身就任职国防部，要么在接触阿帕网的研发后接受了国防部的“招安”。时任国防部长的McElroy是一个地道的科研人员，此前与军方并无交集，他推崇研发部门不应该干涉研究人员的科研兴趣，建议成立一个由国防部直接领导的专门开发前瞻性技术的部门。对苏联的仇视使美国军方各部门、各兵种之间的争议暂时搁置了，ARPA应运而生。McElroy将宝洁公司的传统带进了这个初组建的部门，科研人员可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军事价值并不是首要考虑因素，加之美国财政大量的经费投入，ARPA吸引了大量科研人才，许多颠覆性的创新发明在这一时期被研发出来。有学者这样评价在冷战环境中诞生的ARPA“弥漫着一种文化氛围，即国家对军事的必要支持与无拘无束却又严肃的科学追求精神的相结合”。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充足的经费吸引了一大批人才，这些科学家的到来为阿帕网的创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主张时间共享计算方式的利克莱德在任职ARPA主管的两年中，以独到的见解说服国防部和ARPA进行分时技术的研发，此阶段美国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经费有70%投向ARPA，大多数都投向他于1962年确定的项目。1966年，当罗伯特•泰勒接管IPTO（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时，利克莱德的思想已经影响了整个ARPA及其研究项目，因此，泰勒许多关于网络技术的申请能够很快通过，并获得大量研发资金投入。泰勒在后来回忆到：“我们通常在没人授意的情况下，注意把我们瞄准的研究课题与国防部的技术要求联系起来，国防部的技术问题也是美国及全世界许多其他部门试图努力解决的问题。”泰勒还通过ARPA主任赫茨菲尔德向林肯实验室施压，积极争取劳伦斯•罗伯茨到ARPA的网络项目中来。其后三年，罗伯茨工作的成果就是举世闻名的ARPANET。
二、互联网关键性技术的政治内核
温纳认为，技术在两个意义上具有政治属性。一是“特殊技术装置或系统的发明、设计或安排提供了给定政治体系中确立权力和威望的手段”；二是“政治技术与生俱来”，人造系统似乎要求或强烈要求与政治关系的某个方面相吻合。关于互联网的政治性的许多议题是其关键性技术的政治秉性所引发的，这些技术内蕴的政治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互联网建构社会与政治行为。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包括物理层、协议层、架构层在内，或多或少地使网络行为成为规制的产物，人们在干预互联网的设计中能够嵌入特定的价值理念，一旦设计完成，这些价值理念将会持续发挥作用。那些掌握了网络关键性技术（软硬件技术）的人，尽管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但他们通过各种部件结构决定着网络行为最基本的规范是颠扑不破的潜规则。
1、物理层：分组交换技术的“去中心化”本质
“分组交换”技术是阿帕网的传输基础，“分组交换”技术在分散的网络中是一个最为高效的数据传输方式，原理是将要传输的数据分为离散的数据块，在通过网络传输之前，先标记每个数据块，在接收端再将它们重新整合。这一技术的基本特点是不用按同一路径传递不同数据包，而是选取最优路径来实现目标。就其本质上讲是去中心化的，这一特点使其同时兼具不可控性和灵活性，直接决定了未来互联网的特性。这种去中心化的技术结构，使信息能够扩散到整个社会，“将会拓展政府政策制定的参与范围，从权力中心的少数人扩大到外围许多想参与的人中间”，权力的扩散导致了“分权”。
未来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曾预言：“对于未来的日子，民族国家将会继续努力，为了对全球互联的电讯网络中流通的信息进行控制而奋斗。我打赌这是一场必输的战场，同时，随着这个最后的挫败，国家权力的基石也将丧失。”“信息即权力”，互联网在实现信息共享的同时，必然将打破传统国家行为体的信息垄断。“分组交换”技术颠覆了以往的信息传输与接收模式，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从未如此混淆过。在互联网世界，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受者，消解了“中心化”。以“分组交换”技术为传输基础的互联网，决定了其主要功能是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意味着信息垄断的消亡，帝国霸权也将不复存在，著名战略学者乔良甚至预言，美国之后将不再有帝国。
2、协议层：TCP/IP协议塑造互联网基本价值观
TCP/IP协议是互联网软件的基础，即所谓的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由网络层的IP协议和传输层的TCP协议组成。这一协议定义了电子设备如何连入因特网，以及数据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传输的标准。TCP/IP协议的缔造者温顿•瑟夫和罗伯特•卡恩最初的设计理念是设计一种使得“单个网络能够分离开来进行设计和创建，每种单个网络可以向用户或其他互联网供应者提供独特界面”的协议。
TCP／IP协议的创建影响着互联网技术基本价值观建立。第一个TCP协议最终在1974年12月以《互联网实验纪要》的形式发表，该协议一开始就带有国际合作的形式，TCP实验在斯坦福、BBN实验室和伦敦大学学院进行，后经过6年国际网络组织反复细致地探讨，终于形成一套主导互联网的协议。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跨国团队合作是互联网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因国际合作带来的技术融合也成为后来互联网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莱纳等人认为，TCP/IP协议支撑起互联网发展的四种价值理念，已经预示着互联网将出现的发展及带来的相关问题，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包括：每个不同的网络代表它自己，当它接入网络时不被要求进行调整；网络传输应具有活力和灵活性；由网关和路由器来连接网络，应避免数据包通过网关时的信息滞留；在运行中不应有全球层面的控制。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实际上确定了互联网无限扩张及去中心化的特征，内蕴于作为基础的TCP/IP协议之中。一方面，互联网不受限制的传播特性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不同文化不断相互碰撞、融合；另一方面，掌握着互联网传统优势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传播基本价值观，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价值观输出全世界的技术支撑。
3、架构层：根服务器的控制产生全球信息霸权
在基于TCP/IP协议的互联网的运行中，我们常常忽视TCP/IP协议正常运作背后的地址分配和资源管理架构。TCP／IP协议的运作过程中，需要将模糊数字地址转化为确定域名地址，这套域名解析系统称为“域名系统”（DNS），也被称为全球互联网的“根”。它采用树形结构和分级授权的域名管理机制，将主机域名的管理授权给各级的域名服务器，形成一个分层结构。在这个分层结构中，最顶层的称为“根域”，其余的称为“子域”。全球仅有13台根服务器，其中包括一台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主服务器，其余9台设在美国，英国、瑞典、日本各一台。
根服务器几乎是网络治理所有问题的来源，试想如果没有处理IP地址和域名地址转换的有效运作方式，网络就将不能运行。1991年5月两个在瑞士的CERN实验室工作的物理学家Tim Berners-Lee和Robert Cailliau公布了一种新的文档格式叫做HTML和一种叫做HTTP的超文本转换协议，二者共同改变了互联网。这个被称之为“万维网”（WWW）的技术的发明与普及，带来了网络的爆炸式发展，与此同时，网络的根依赖情形愈发明显了。信息时代，随着人们对互联网技术的依存度加深，由根服务器引发的利益争夺和政治问题愈演愈烈。根服务器影响了国家权力的管辖范围，削弱了国家对信息权力的管控，导致隐私权的丧失，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美国凭借在互联网技术研发中的“先行者优势”，将TCP/IP协议标准推广到使用互联网的全球所有国家，基本上所有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都依赖这一标准协议，使得建立另一种标准的退出成本大大增加。在此情况下，美国独占全球根服务器的一台主根服务器和9台辅根服务器，战争期间，美国只需通过关闭其服务器就可以限制域名服务，使得对抗国的计算机网络从世界上消失。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就授意ICANN终止对伊拉克国家顶级域名IQ的解析，导致所有以IQ为后缀的网站从互联网上消失。2004年，后缀为LY的域名瘫痪，利比亚从互联网上消失了三天，起因在于利比亚与美国在顶级域名管理上发生了分歧。此外，凭借在域名管理上的特权，美国还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监控，比如可以对某些国家的某些网站的流量访问进行统计，从中大致分析出该国热门网站的分布情况和网民的偏好。这样一来，一国网民的访问习惯和访问信息就完全暴露在美国的监视之下，美国成为掌控世界信息的霸主。此外，恐怖分子及黑客针对根服务器的攻击，也给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可以说，根服务器的重要性一部分源自它自身的脆弱性。
三、早期互联网发展中的国家介入
互联网具有技术的天生政治性，但其政治性往往由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决定。互联网像许多战后的信息技术一样，主要是在美国发明并商业化的。美国是第一个部署国家计算机研究网络的国家，第一个使TCP/IP协议标准化，第一个开放个人接入市场。互联网的商业开发最初在美国发生，也在美国发展最集中，美国在互联网全面发展方面保持国际领导地位，与其在互联网技术创新和商业化过程中的国家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政府促成互联网技术在美国的首创
美国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明和创新方面的角色反映了它与众不同的制度与政策结合，这种结合成为1945年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美国政府在早期互联网的发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许多由公共基金赞助的发明推动了互联网在美国的发展。美国政府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并不是唯一一个支持国内计算机网络研发的国家政府，在这些项目上赞助的研发获得的效益与任何先行者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s）风投的收益一致。互联网之所以在美国获得最终成功，与美国战后联邦研发支出向信息技术产业倾斜有重大关系。
二战后的美国，政府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的研究花费上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互联网关联的项目包括Paul Baran早期的分组交换和ARPANET，以及各种协议的研究（包括TCP/IP）通过美国国防部获得资金。联邦资金投入大量投入计算机科学研究和设施设备，研发投资还增强了高校的科研能力，培养了大量互联网科技人才。与国防有关的计算机科学和网络研发项目获得了来自美国国会的大量投资，NRCCST（国家计算机及通信研究中心）在相关报告中提到，美联邦政府在1976年至1995年期间，对计算机科学的投资增长5倍，从1亿9千万美元增长至10亿美元。而同一时期的欧洲网络则没有这种“幸运”。即便在英国公共研发系统里的非军事部门，著名科学家Donald Davies的国家计算机网络倡议也没有获得支持，Davies的倡议被认为与民众所支持的市场相去甚远 。而在法国，虽然政府通过INRINA在资助CYCLADES项目，Louis Pouzin的分组数据网络研究也遇到类似的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国防部在计算机网络发展方面的采购计划有利于帮助新企业进入互联网行业，通过提升创新和竞争力，不单使得DARPA得到了充分的资金来用于研究，也使得小规模的公司拥有了得到采购合同的机会。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不稳定状态向稳定的状态发展，有益于资本投资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互联网普及。
2、国家精英主义与技术社会化的妥协：网络的军民分离
阿帕网是在美国军方和精英文化的强力影响下构建的，发明阿帕网的人尽管不全是计算机专家，却是来自各科学行业的精英群体。ARPA自利克莱德时期开始，就秉承着吸收最优秀的人才为其研究提供经费的传统，而这些人发明的网络又反过来为后来者提供先进的基础设施。尽管网络内蕴着自由开放的精神，这时的阿帕网实际上却仍然受到美国军方的控制，技术仅仅掌握在这些精英群体中，以及美国最顶级的研究型大学内，其他大多数教师及研究人员则被排斥在网络之外。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曾经描述当时的军方科学家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控制，“科学家曾经下意识地想保持电脑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僧侣，刻意维护自己独尊的地位，或像当时的某些人，要独自把持古怪的宗教仪式一样。”这种人为的技术垄断，带来的是群体性的技术反抗。年轻的知识份子和技术人员高举“解放计算机”、“计算机属于全人类”的口号，将“自己动手做”的技术公之于众，打破了计算机技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现状。深受美国民权运动影响，反传统、反权威，渴望自由的黑客引领的开源运动及自由软件运动，加速了互联网技术的扩散。迫于互联网技术民间需求的高涨，以及考虑越来越多网络接入阿帕网从而导致的技术不稳定问题，美国国防部将军网（Milnet）从阿帕网中分离出来，阿帕网的剩余部分逐渐形成了80年代以后公开的互联网，仍旧以TCP/IP为标准协议。于是，1983年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开始私有化，即DARPA把ARPANET拆分为ARPANET和MILNET两个平行网络的时候。后一个主要是为军事应用服务，而ARPANET继续为工业、院校、政府部门的研发电脑服务。继DARPA-MILNET分离后，几个联邦政府机构继续管理着非军事网络。
3、国家干预的削减加快互联网商业化的进程
互联网的商业开发始于1990年代，早期仍依赖于冷战时期兴起的联邦投资。许多对互联网发展做出贡献的机构也在互联网商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但其中一些机构在后冷战时期的作用明显下降了。这个改变折射了互联网从发展到应用阶段的技术转型，以及美国创新体系结构的变化。90年代美国国防研发开支跟私人研发投入相比显得黯然失色，美国风险投资产业在互联网商业开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巨大的信息技术国内市场和重工业投资也加速了互联网的商业化。国防采购尽管在互联网早期发展阶段发挥了突出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却不再是重要因素，整个90年代，国防投资在互联网领域呈稳步下降趋势，进一步体现了在互联网商业化进程中国家干预的削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市场通过新型企业提供充足的股票和风险投资资本在互联网的商业化进程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互联网的商业开发让人们看到了Internet的巨大的应用前景。除了联邦资金对互联网相关研发的支持，美国政府还通过监管、反垄断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政策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这些涉及范围相当广的政策形成的整体作用促进了互联网设施、服务和内容的快速商业化，加速了Internet的扩散。
首先，保持对科研方向的中立及对商业应用的尊重。同别的工业化国家对照，就像法国的Minitel项目或者英国政府在其电脑行业上的政策，美国一贯做法是避免产品架构、技术或者供应方的宣传推广，同时也会避免早期商业化带来过大压力。所以，尽管这一技术发明在军工和商业上不能给予直接的指导和应用，DARPA也愿意投资类似TCP/IP之类的项目。
其次，美国联邦互联网研发由政府机构、大学、企业以及私人投资共同承担，这种组合的多样化说明一个事实，联邦研发投资不是其中一个相关机构决定，而是多个机构一起决定的。当技术还处于不成熟阶段时，这种多元的组织体制是有很大作用的。在强调公共政策和公共研发资金在互联网技术中的作用的同时，美国也十分重视私人研发和投资在互联网发展和传播中的作用。私人资助的研究推动了几个基础网络技术的发展，包括网络硬件，Unix和以太网协议，当然，私人投资作用发挥离不开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美国联邦不是简单的在经费上给网络研发以援助，他还设立如监管、反垄断和专利等方面的各种相关政策法规来促进网络的发展。在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影响下，联邦法院不得不判决大型公司公开自己的信息技术以供他人使用，最著名的案例要属1956年关于IBM公司的联邦垄断诉讼做出同意判决令（consent decree），对计算机技术重要改进具有类似的促进作用。在该诉讼中，美国对此做出同意判决令，促使IBM公司松绑硬件和软件产品的价格，为美国商业软件行业的成长创造了机会，催生了很多企业，其中一些公司活跃于互联网商业化进程中，对电脑技术重要改进具有类似的促进作用。联邦电信政策要求在本地市场引入竞争，州和联邦对电信价格进行监管，这些科技管理政策都有利于互联网在国内的普及。美国敏锐察觉到国内电信服务业的强大竞争力是与低价格和互联网高普及率相联系的，对比之下，其他国家对于提高市场竞争、降低互联网接入价格以促进互联网普及的非机构监管和结构变化反应显得尤为迟钝。
四、互联网传统霸权的建立
随着私人投资在互联网领域中投资的比重加大，互联网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扩大，国家控制以更加隐晦的方式存在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1985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看到了Internet的科研价值，决定资助Internet和TCP/IP协议的继续研发，并于一年后从国防部手中接管了互联网。互联网看似脱离了军方的管控，实际上却从来没有逃脱国家控制的命运。
互联网的快速扩张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争夺。NSF希望确保互联网与科研机构联系，同时加强互联网开发的国际合作，将互联网拓展到欧洲，当时已有七个欧洲国家与美国通过网络连接。NSF没有考虑开发互联网的商业价值，甚至颁布《合理使用互联网规则》来限制互联网的经济运用，但并没有起到任何成效。最终，学术研究机构、国家支持下的互联网变成了充斥着各种各样私人目的和商业利益的网络，这些网络被包括IBM、美国微波通讯公司、美国优网公司与皮斯网络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所拥有，三者呈现出一种混乱而紧张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直至国家科学基金网骨干网络私有化为止。
表面上看，美国政府放弃了对Internet及TCP/IP协议的监管，实际上却从没有放松对互联网的控制。比如，最早的进行互联网治理的非正式组织“互联网顾问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其成员大部分由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组成。对互联网域名解析系统根服务器的控制，也是美国牢牢把控互联网的重要手段。基于TCP/IP协议的互联网，在运作过程中会产生IP地址的分配和域名地址和数字地址的相互转化，这就需要域名解析系统的存在，它被称为互联网之“根”。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的另外一个集中点”，也是“负责互联网运作的等级制分配的顶端”。尽管为了安抚参与网际互联的其他国家，美国宣称不对该系统进行直接管理，但其后成立的非官方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第一批领导成员，几乎都是从美国商务部签订协议的组织中挑选，与美国政府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控制根服务器的管理机构，从一开始就被美国政府掌控，这也预示着美国互联网霸权的初步建立。
参考文献（略）
赖燕茹：国防科技大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国防科技》杂志编委，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光明日报》社科普专家，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与人合著出版《从物理战到心理战》、《虎狼之翼：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对话》、《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科学、冷战与国家安全》、《制脑权》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技术与国际体系变迁》、《思想大战：脑科学与21世纪的军事》、《信息战：以柔克刚的艺术》3部。其中，《制脑权》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强素质-做表率”推荐读物，《中华读书报》年度百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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