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开战，双方怎么看？与中国开战不可思议之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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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测
中美之间的战争将是
区域性的、传统的以及高科技的
战争会主要发动在
海上和海底
空中（飞机、无人机和导弹）
太空和网络空间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地面战斗（例如朝鲜统一的冲突），我们仍然不把在亚洲发生大型陆地战争的可能性包括在内。我们假设战斗在东亚地区开始，并一直保持于此（潜在的冲突热点），而且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都驻守于此。每一方日益增加的区域性的远程快速派遣军队的能力、不断增长的追踪和攻击对方部队的能力，都可能把大部分的西太平洋变成“战区”，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核武器不太可能使用：即使是在一场非常传统的激烈的暴力冲突中，双方都可能将其损失看得非常严重，其前景如此可怕，或者风险如此致命以致于它将会冒着核报复的风险，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还假设中国不会攻击美国本土，除了通过网络空间进行攻击外，考虑到中国至少能使用常规武器应战。相比之下，美国打击军事目标的非核武器攻击在中国可能范围更广。
两个变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义战争可能采取的路径：强度（从轻微到严重）和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或一年以上）。因此，我们提出了四种情况。决定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是否从一开始，美国和中国政治领导人授予或否决各自军队权限来执行他们的毫不犹豫地攻击敌方军队的计划，这将会引发严重的激烈战斗。考虑到双方的实力有可能打一场长期战争，那么，决定持续时间长短的主要因素是，是否以及什么时候任一方失去了战斗的愿望或得出结论：继续这样做会适得其反。
我们将每一种情况的影响分类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反应。
军事损失——即就是，军事能力的下降——将主要包括武器平台和系统，以及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的损坏和禁用。没有尝试分析潜在的伤亡，尽管可以从平台的损失得出非常粗略的估计。
经济损失被定义为贸易损失、消费减少、海外投资收益减少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减少。能源供应的中断在贸易收缩的影响下会被注意到。掠夺资产的代价、部队摧毁，和基础设施受损，虽然可能相当大，但都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不会立即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政治的反应可能包括支持、不耐烦、反对、不稳定，或尽力阻碍战争发生。
国际反应可能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也可能达到干预的程度，可以打压一方或打压双方从而终止战斗。
我们的时间框架是2015年 – 2025年。当前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的A2AD和双方在网络战争和反卫星ASAT能力方面的发展，意味着未来十年有一个潜在的重大变化，这对调查2025年情况与2015年情况的差异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条件也将从现在到2025年有所改变——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超越美国经济，中国海外投资增长，两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电脑网络——尽管不足以定性地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试图说明从现在开始的十年中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的影响将更加不确定。因此，仅从军事层面上分析了2025年与2015年之间的不同。
美国和中国对战争的思考
美国和中国对战争的思考表明，双方都期望冲突变得尖锐，中国计划（或希望）冲突很快结束，而美国更有信心认为如果战斗持续他们将会获胜。公共记录显示，双方都没有系统地分析长期战争的影响或抓住深思熟虑并互相限制暴力的要领（稍后讨论）。中国的军事思想，自早期的毛泽东主义思想的“人民战争”概念和“毁灭性战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系统以来，已经有所发展。中国正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反映了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以及为了附近有限的目的（例如，阻止台湾的独立或强势的海洋权力诉求）进行威慑或使用武力的倾向，但并不想与美国发生战争。然而与美国之战不能被排除，可能涉及到攻击中国、损失惊人和代价惨重，以及最终失败。所以中国已经在其无法阻止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做好了避免失败的准备。
这种情况激起了中国对A2AD的兴趣——本质上，传统的打击军事力量——特别是通过增加中国定位目标的技术实力来使其起作用。A2AD增加了成本，因此美国介入涉及中国的冲突的阈值也提高了。通过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威胁，A2AD可能会构建一个盾牌， 隐身其后中国可能会觉得使用武力更自由。此外，美国军事优势已经把中国引向主动思考作战，获取突然收益，使美国攻击部队降级，然后限制随后的冲突的地理范围、武器、投放范围，以及持续时间。而中国把美国航空母舰和区域性的空军基地作为主要目标，他们还将C4ISR视为美国唯一致命的弱点（传说阿基里斯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因此中国已经扩大了自己的武器库，其中包括网络战争和ASAT。
然而，中国在试图实现一个既成事实方面的风险是，美国将反击（或首先攻击）、扩大和延长冲突，使其作战优势能承受得住，使中国自己遭受破坏，切断中国的海洋链接，并强加令人难受的和平。中国也应该担心，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一个长期的战争可能导致其国内不稳定并鼓励分裂主义。总之，中国已经计划了早期打击美军并快速休战，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
在中国思考如何去打、牵制，以及结束与美国的一场战争的同时，中国军事战略家已经对 “控制战争” 的想法深感兴趣。这个概念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当符合中国的利益时，如何避免惨败，而无需放弃使用武力的选择。中国关于战争控制的思想是这样的：国家稳定和发展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同样适用于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硬性规定如果发生战争，中国能够控制和限制战争。军事行动应该用于构想出战争的规模、范围，和过程，也应该用于诱导敌人以中国的条件结束该军事行动。不仅有必要防止扩张、升级、延长时期，还很有必要指导作战朝向对中国有利的解决方案，而且损失最少。因此，军队和作战需要由那些关注中国卓越目标的政治领导人进行控制。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中国需要评估进展，并抓住机会以一个稳定的、保护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制度保障、和经济生命线的结果结束战争。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与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发生的冲突中。中国人意识到这个挑战，他们频繁地讨论他们之前虽然能力低人一等，但还是击败优越的军事力量的成功。尽管中国强调战争控制并不新鲜，中国可能对其可行性的信心不断增长，由于中国A2AD的增强，而且也有证据表明美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并不能保证控制冲突：“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完全控制整个局面都是不可能的。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仍困于其中。”
增强对中国主动管理危机和战争的能力的理解，而不是对抗中国或者绝不让步地开启战争，可以鼓励中国在和平时期与危机时期的行为表现。它也可能影响到中美战争可能采取的路径。虽然符合尽早袭击美国攻击力量的理念，控制战争预期 “冲突全部受控”，包括战后中国、亚洲和世界。这表明中国是需要考虑平衡战争目标与战争即将发生的成本。更具体地说，假定控制战争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可能意味着中国至关重要地意识到激烈的传统的打击军事力量交流以外的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中国文职领导人将尽量保持有限的敌对行动，希望美国的厌战情绪提供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决心。在任何情况下，习近平主席都努力加强对解放军的政治控制，就战争控制的关键先决条件发表意见。
美国关于战争的思考也在不断变化。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相信，其大规模的优越的打击军事实力能够马上摧毁中国的军队。当然，即使中国海军和空军全部粉碎， 如果它对中国领土进行陆地战争，美国知道自己将会倍感挣扎并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想法——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曾表明战争将——对美国领导人进行咆哮心理治疗）。随着中国A2AD功能的改善，美国已经开始考虑在失去其打击力量之前发动对中国的攻击。尽管从作战方面来考虑这是合理的，但是，事实上，中国的A2AD系统主要部署在国内，这增加了战争升级的风险和危机失控的风险，因为中国可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除了反映中国学说和美国学说，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可能取决于双方的指挥和控制（C2）的原则以及实践。尽管在政治的指导下，美国C2仍然越来越强调灵活性、下属主动性、对境况的响应性、水平（“联合”）合作，和委派授权。尽管总体趋势是军事C2越来越分散，美国政治领导人也被预计到将对中美敌对行动的最细微的细节感到有强烈兴趣，不管他们是否会控制作战。
与新兴的美国C2哲学相比，中国C2传统上强调等级制度、尊重领导、依赖中央方向、臃肿的组织机构，不愿授权，并坚持原计划。尽管为了面对不确定性的战争时具有敏捷性，中国意识到需要放松C2，战争控制重申需要自上而下的指示。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双方紧密地进行中央控制，军事计划和能力倾向于一个快速的、激烈的打击军事力量交流，如上所述。双方都反对长期战争：中国因为他们的前景下降，如果美国带来越来越多的攻击部队；美国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但越来越尊重中国的A2AD能力；双方都担忧长期战斗的潜在的军事损失和经济损失。然而历史表明，战争规划者往往声称，而且领导人倾向于接受，战争只会比实际上更早结束。我们会看到，战场的级别越高，中美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越长。
尽管高强度冲突有军事压力，决策者怀疑结果和对成本的担忧可能使他们试图限制战争。虽然军事作战的政治控制在中国分等级体系的C2模式中比在美国分布式模式中更多，两国领导人还是可以抵制“使用或失去”强有力但易受攻击的军队的吸引。而受到限制的战争可能随时会很容易地结束掉，因为领导人决心减少损失，避免升级，但如果损失是可以忍受的而且很难让步，这样的战争也有可能会延期。
交战国冲突的原因和结果越不重要，领导人越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激烈的打击军事力量交流。但是战争可以扰乱政治，扭曲心理，改变利害关系，并产生新的预测。就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的路径很难规划，也很难预测。出于这个原因，本研究不进行预测和对各种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而是分析引发战争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可能引发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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