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背景解析（二）：国防工业发展影响广泛深远

 军民融合背景解析（二）

——国防工业发展影响广泛深远

佟京昊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一段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却尚无明确答案，目前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国内研究者，已经将研究聚焦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外因”问题——后发国家产业分工向上调整所必然遇到的阻力问题。

在人流、物流、信息流充分发达交融的今天，世界经济就像一个整体。虽然其间会有不断的波动，也会逐步成长，但是世界范围的总供给和总消费是基本平衡的，这样全球经济才会整体有序健康。因此如果一些大的变动导致一些方面供给骤增，其它一些方面的需求就会出现反向平衡。简单的例子就是苹果站起来，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倒下去。而在这个总体稳定的供需体系中，哪个国家该做什么事，就是所谓的国际产业分工。比如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因为中国生产了全球很大比例的日用工业品，这就是中国的主要分工地位。由于中国做了世界工厂，发达国家不用再做这些低端日用制造领域，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欠发达国又做不了，这个分工就基本能定下来。但是全球产业分工不会一成不变，假如中国的金融业、先进制造业短时间增长很大，欧洲、美国的相关行业市场就可能会面临流出的压力，这样就形成了产业转移趋势。只是就我国而言，以前我们大力发展的都是以低端日用品为主的简单制造业，而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正是价值不高，在资源分配上面临被淘汰的产业，所以，这些产业转移是你情我愿，转移起来很顺畅。但是，当中国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后，再想从发达国家的产业中分杯羹就比较困难了。原因很简单，世界就这么大，一段时期内可分配的财富总量这么多，短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增加大量的高收入岗位并不现实。换句话说，世界高收入岗位就这么多，而且一个萝卜一个坑，这部分高收入岗位大都被发达国家占着呢。当然这不绝对，通过增大世界经济总量，也能按相应比例增加高收入岗位。其实，日韩等国正是利用了这种契机，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但如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因此你要增加高收入岗位，发达国家就可能因此流失劳动岗位。所以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就是追求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向上调整，也就是要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地位的整体提升。因此，这个过程遇到阻力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新兴产业实体向传统产业占据者发起竞争所遭遇的必然困难，由于发展阶段已到这个阶段，不论竞争失败或者回避竞争，其经济发展必然遭遇停滞。

在美国后工业化战略失败后，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纷纷意识到，像中美这种大国，是不可能单纯依靠第三产业持续发展的，第二产业实力也就是国家工业体系的核心能力才是各国保证和提升世界产业分工地位的主要竞争领域，目前，美德等国的工业互联网、工业4.0等战略全是相关竞争战略。但是回顾美国等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与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工业核心能力建设密切相关。

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由于美国远离战场，庞大的军贸需求促使大量的民用公司参与军工生产，也是美国工业能力成为世界领先者的关键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盟国的军火工厂”美国国内的军事需要和外国军事订货的急剧膨胀。1941年-1945年，军工生产产值平均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而二战期间美国举倾国之力对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巨大支持，也使很多企业也得以通过承担政府武器研发项目，壮大了自己、提升了核心能力。二战结束后，许多在战时被动员参加军需生产的工厂企业保存下来，继续从事军工生产和军火贸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独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这一体系正是美国现代大规模生产线工业的基石，随后一段时间很多军工企业开始利用自身掌握的军事技术甚至管理方法从事民用产品生产，大型生产线布置、脉冲式生产等模式从坦克组装应用到汽车等装备产业，奠定了美国的大型工业化时代(所谓的工业2.0时代)的核心优势。虽然工业化生产线生产起始于英国的牛肉分割行业，但当生产线大规模应用于汽车等装备行业之后，美国一举占据了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地位。

随后开始的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继续刺激军工产业快速成长。冷战时期与二战期间一样，高性能、高产出成为考核军工产品的第一要素，成本成为次要因素，因此在新技术开发上不吝成本。由于有国家补贴，这种做法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并巩固其核心行业优势，也正是由于五十年代很多军事技术的集中开展促进了美国“硅谷”这一创新圣地的形成。1956年前后NASA、洛克希德马丁、西屋电气等公司的军工项目纷纷入驻硅谷、相距只有几百米。并且在周围形成了一个高科技研究人员聚集的社区，年少的史蒂夫.乔布斯就曾生活在此，即使他们还是懵懂少年，他们也有机会参与专业人士的技术沙龙、观摩先进的生产流程和实验、使用学校的实验设备做自己感兴趣而非老师布置得实验、通过写信向大型企业索要最先进的元器件。所以，即使他们没有完成学历教育，也有机会成为某一领域出色的专家。可以说硅谷的形成为奠定美国在随后到来的信息化时代中技术引领者身份贡献颇多。硅谷正是美国将工业化时期优势在信息化时代延续、扩大的钥匙。因为它利用了国家与企业对技术研究项目和设施的投入，大大聚集和激发了本地区创新与创业的意识与热情。

冷战结束后军工产业进入转型期。由于国际局势缓和，各国开始缩减军费开支，在美国国防部的直接筹划和参与下，美国军工企业开始大规模的收购兼并浪潮，这反而促使行业集中度开始急剧上升。军工产业的集中度快速提升，有利于集中研发力量和技术资源，避免项目的重复建设，在节约生产成本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美国军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这使得这些军工巨头可以整体、全面的梳理未来战争对装备体系的建设要求，并综合各专业企业技术进行集成设计。与这一历史背景相对应，即使在美国国防部军费开支大幅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前五大军工集团仍然在这段时期实现了收入规模的快速增长。而且成功的将美国武器装备发展过渡到体系化发展阶段，一举奠定了其美军在国际上绝对领先的军事实力。而在装备体系化发展得以成熟的物理信息技术（CPS）最终开启了工业4.0时代。

要理解国防科技工业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体系建设的巨大引领作用。需要认识军工产品与民用产品在技术发展上存在一定差异，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由于现代先进技术开发的高成本性，大部分情况下，民用产品只会追求技术上相对领先，而军工技术和产品由于不能确认对手的实际水平，所以追求的是技术上的绝对领先。这种在国家支持下的对前沿技术开发和选择，使相关成果先进性较大概率超越市场化下企业自行开展开发的技术先进性。所以，国防科技项目开发其实体现的是国家对于未来优势技术领域方向的选择。因此如果国防科技相关成果能够有效向民用工业领域延伸，将很有可能决定国家未来工业体系核心能力的提升。

事实上，受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影响的并不只是国家工业体系能力，上一篇文章分的析美军第二代装备体系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各兵种的作战职能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上这些变化理应是现代装备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些情况又由新型武器装备的开发所导致，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传统的平台化装备发展思路可以解决的，必须要能从整个装备作战体系演进的角度加以认识和研究。而这种改变在过去几十年已对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体系化发展思路使武器装备的设计和开发变成了更为庞博复杂、技术需求更加广泛、需要资源投入也更为庞大的系统性任务，使得诸多西方国家意识到单独发展一套现代装备体系超出其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承受范围，最终放弃了单独发展第四代主战装备而转而支持和采购美式装备，巩固了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及其领导地位。而对于其前竞争对手苏联，在无法完全掩盖其体系化思路变革的情况下，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整个体系的规模和先进性，将远期技术与近期目标相混淆，推出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又称“战略防御计划”）。从今天回看，“星球大战”计划绝非苏联解体后美方宣称的是一个专为颠覆苏联杜撰出的空穴来风的计划。这一计划与美国近年来正在全球积极部署的“导弹防御计划”（BMD）基本建设思路是相同的，只不过“星球大战计划”夸大了对一些不成熟技术的应用范畴，而“导弹防御计划”略去了一些进攻性的组成部分。正因为缺乏体系化装备发展思路的理解和指导，苏联出于对于美国建设的空天一体的作战体系的恐惧，又被夹杂其中的太多不成熟的尖端技术所误导，做出了盲目的全面竞争应对，直接导致苏联的工业体系最终逐步发展失衡而崩溃，成为其解体的诱因之一。当普京政府带领俄罗斯重回正轨后，俄罗斯决策层迅速意识到了美军装备发展思路和作战方式的转变，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果决迅速做出了应对（包括调整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指挥、管理体制，放弃了研究20年的第四代主战战机等）。

综上所述，今天，面对世界装备发展的最新变化，同样需要我们以大规模军改和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加以应对。

作者介绍：佟京昊，远望智库军民融合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先后就职于中航二集团战略研究部、中航工业战略规划部，目前为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军民融合与装备行业工作室总监。主要从事军民融合顶层设计研究和相关规划编制工作。学术合作电话：[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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