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创新不可照搬“硅谷”模式 | 美国防部搞定硅谷的狗血剧情堪称一部《五角大楼风云录》

国防创新不可照搬“硅谷”模式

来源：现代军事，作者：李洪兴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一名副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重新审视“第三次抵消”战略和国防创新的文章,对于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以及他领导的国防创新提出了一些正面的和负面的看法。

文章说,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曾经推行“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领导国防部与硅谷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对于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和教授来的卡特来说,这种关系相当合理。从最初的以硅谷为基地的试验性国防创新机构(DIUx)到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卡特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创新计划都源自硅谷,创新机构都采用了来自这个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技术中心的组织、技术和文化实践。一些人相信加强首创精神和来自硅谷的文化实践以及照搬硅谷的经验教训能够导致更好的国防创新,这也似乎是引人注目的推理,因为硅谷领导了世界的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同时吸引了大量非凡的人才。

然而,在国防创新和硅谷的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国防创新照搬硅谷模式是不适当的,至少是不完善的。正如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评估“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后续项目时所说,该是寻求更好的方法来把商业创新方式用于国防创新的时候了。也许在国防部与硅谷建立亲密关系2年之后,该是审视这种关系的时候了。

文章认为,硅谷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其创新模式也有着值得关注的消极面。首先,硅谷企业的失败是相当普遍的,新兴企业中估计有90%都失败了,只有1%成了10亿美元规模的公司,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认为的硅谷成功的例子。进一步说,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担心硅谷的创新模式是难以复制的,特别是对于政府企业和具有力求规避风险的组织机构与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最后,硅谷的产品链是碎裂的,不得不依靠员工和全球外购,与注重于起始阶段后的产品创新的组织机构互不相容。

上述批评突显了国防创新和硅谷模式之间存在重大的潜在矛盾。国防组织机构倾向于规避风险,不容失败。同时,孵化创新在硅谷是最好的事情,但在国防创新中不是最佳的模式。至少对于美国的国防组织机构来说,技术开发中的最大挑战并非产生好的概念,而是要将好的概念融入作战整体之中。DARPA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国防采购方面的政策专家将这个从技术原型到完全作战能力之间的转变称为“死亡之谷”,遗憾的是硅谷不能提供如何在国防部这样的庞大笨重的组织机构中通过创新跨越“死亡之谷”的途径。

硅谷和国防部之间的最大不同也许在于硅谷最为成功的行业是技术产生者,而国防部的主要目标不是产生技术,而是保证国家安全,就是保卫国土,保护盟友,投送兵力和在冲突中打败敌人。国防部是一个依靠技术而运作的组织机构,但不是主要的技术产生者,因此那种唯一重点关注创造新技术的创新模式无助于解决国防部的创新问题。,国防部的创新模式就是不要过多关注创造新技术,而是必须关注与技术提供商的关系,关注赛博脆弱性与技术开发之间的平衡,关注哪些问题在内部解决和哪些问题要外包给原创技术企业。

文章认为,虽然美国国防部经常把技术看成是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是并非拥有所有最先进技术的部队就一定能够取胜,只有将新技术很好地与组织结构和作战条令的改变结合起来,军队才能够最终取得战斗和战争的胜利。

文章认为,虽然国防创新不能照搬硅谷模式,但是硅谷模式在国防创新中还是一定的地位的。DIUx之类的组织机构的长处不是照搬硅谷文化,而是将具有新兴技术的非传统企业带到国防部来。DIUx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拥有创新的采购模式,而不是因为其本身能够更好地创造新技术。DIUx也提供了第一个使采购流程现代化和更多使用新兴技术的商业模式的通道,这对于像软件那样的迅速改变的技术来说尤为重要。

此外,对于部队“文化”妨碍创新的担心可能也是正确的。国防部的采购流程已经变得对于规避风险格外关注,而且部队文化倾向于偏爱有利于精英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概念,因此对于认同特定的武器平台或者任务装备的部队和作战专家来说,创新会变得难以接受。“第三次抵消”战略没有看到这些文化造成的创新抑制因素,只是重点关注技术解决方案,因此下一步应该努力寻求如何克服文化方面的创新障碍。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软件采购和开发对于技术型组织机构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美国国防部在软件开发、维护、采购和防护方面成绩不佳,其合同签署过程并没有打算快速进行软件开发,其传统供应商不是处在软件开发前沿,其组织机构也没有为维护软件和赶上软件变化的步伐而进行优化。因此,所开发的或投资开发的软件经常发生用户互操作性问题、技术落后问题和安全脆弱性问题。

文章认为,在再度评估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时候,有必要更加深入地考虑更多的问题,包括什么时候必须在内部创新技术,如何吸引和配备技术人员,如何与前沿技术开发者协同工作以及如何使数字能力的安全防护制度化和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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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部搞定硅谷的狗血剧情

堪称一部《五角大楼风云录》

来源：DeepTech深科技（ID:mit-tr）

为了加速发展并获得对美国军队有用的新技术，美国国防部大约两年前在硅谷开办了一家新公司，但这实际上在悄无声息中开启一个国防科技创新的全新时代。

追溯至2006年，美国空军F-16战斗机飞行员拉什·沙阿（Raj Shah），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执行飞行作战任务。

这是整个伊拉克战争中最艰难的一年，沙阿自己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驾驶舱中的显示屏没有动态定位图。GPS仅仅给出了他的地面坐标，而没有给出移动的点或者图标来帮助他将坐标与实时位置联系起来。

他回忆道，“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在伊拉克还是在伊朗”。在他回国休假期间，他买了一台美国Compaq公司生产的iPAQ，这是一款早期的便携式电脑，配有一个标准并且廉价的航空地图程序。

带着这个，沙阿回到他的F16战斗机上。他把这个平板电脑绑在了自己的腿上，依赖它进行定位——而不是依赖飞机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方定制软件”来进行导航。

▲  F-16的机载雷达系统

在这之后，沙阿意识到，硅谷的商业科技已经将美国军方远远甩在身后。这对于美国国土安全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对于一个依靠技术优势来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来说，变革更是迫在眉睫。

如今的沙阿是DIUx的管理合伙人，DIUx是“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的简称。这家新成立还不到2年的公司致力成为商业与军事领域技术的桥梁。该项目的预算仅有3000万美元，仅仅相当于五角大楼年度财政帐目中的统计误差。

然而，这一项目的影响力已开始崭露头角，同时也在逐步修复军事领域和硅谷之间原已千疮百孔的关系。

不仅如此，该公司很可能将为美国国防合同的承包方式带来变革，使得美国的军事任务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高科技的优势。

阿什·卡特（Ash Carter）

DIUx最初起源于国防部长阿什·卡特的一个点子。 他认为，把DIUx放在硅谷的核心是至关重要的：他希望对硅谷初创公司的项目进行整合利用。

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一项目也成为了国防部官僚机构内部各派系和军队供应商中的眼中钉。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照顾彼此的生意，并对任何自认为是“创新”或“实验”的产品投去质疑的眼光。

然而，就如沙阿所坚信的，如果像DIUx这样的机构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运行，他的F-16的显示屏里内置的一定是谷歌地图。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在五角大楼担任过高级管理人员。他说：“在就任国防部长之时，我心里就思考过在硅谷等技术中心建立国防部的前哨基地。”

2000年，他撰写了一篇题为“保持技术优势”的文章。这篇文章预见，商业领域的创新将很快超越国防实验室——出于保护美国全球利益的考量，国防部需要与私营部门建立崭新的关系。

2015年2月，当卡特入主五角大楼时，他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危机。但他宣称，保卫美国在科技上的战略优势是当务之急。

在他任职两个月后于斯坦福大学演讲中，他宣布成立DIUx公司——这是20年以来国防部长第一次到访硅谷。该计划于当年8月正式开始执行。

这一项目的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这里盘踞着一个庞大的美国空军与NASA合作的研究基地，但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被谷歌所占据。

DIUx的工作人员大约有40人，其中包括平民，军人和承包商——他们在一栋矮小的砖墙办公楼的二楼工作。在这里的房租涨价到警卫队工作人员无法支付之前，这里曾一度是空中国民警卫队的办公楼。

走廊是传统的单调背景，门用组合锁加以固定。但在房间里面，新来的人们已经对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房间里有黑板、白板和随机排列的桌椅，完全是一个无层级结构的硅谷初创公司的模样。

在卡特的想法中，将办公室置于硅谷的中心是至关重要的。他设想，或许可以将那些业已成功运行的商业项目加以改造利用，以满足国家的防务需求。这些项目大多将源自于从来没和政府采购打过交道的初创公司和企业。

从成本的角度看，这样做的优势一目了然：因为公司已经承担了研发费用，所以国防部不必支付这部分费用。此外，DIUx还不必支付采购成本：这些费用将由同意将产品投入使用的军方来支付。

尽管得到了一些来自高层的支持，但在第一年的运营中，该计划几乎濒临破产。卡特当时并没有完全预见到，这种非常规的项目必须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运行。他任命曾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项目经理的乔治·杜查克（George Duchak）担任DIUx总监，身为高科技企业家的杜查克此前还曾担任过纽约州罗马市空军研究实验室信息部的主任。

▲  乔治·杜查克

但就组织架构而言，杜查克会向负责采购、技术和物流的国防部副部长汇报工作。卡特在他升任国防部长之前就担任过这个职位，但这一岗位现在由曾在大型国防承包商就职的工程师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占据。

但问题在于，肯德尔并不如卡特般热衷于DIUx的理念，并随后将监督职责转移到了一个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长代理助理身上。这名助理完全不清楚他该做些什么，而且即使他明白该怎样做，他也没有拥有多少权力去实现。从官僚体系角度看，杜查克与卡特部长之间差了三级。

最早预见到大厦将倾的是前谷歌工程师艾萨克·泰勒（Issac Taylor）。在过去13年里，泰勒一直在谷歌工作，负责设计和制造谷歌的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从那里起步，他逐步升任至Google X的运营总监，并随后开始涉足一些机器人和增强现实相关的项目。

然而，他始终在寻找一个改变的机遇，他十分渴望能效力于“对国家十分重要的大型项目”。

万事开头难：DIU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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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泰勒在Google内部推销DIUx的理念。但他很快意识到，如果按照这样的组织架构模式，DIUx这个项目必然会遭遇失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泰勒也目睹了加利福尼亚州两个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与DIUx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坐落于圣地亚哥的Shield AI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搭建了一个小型的、自主室内无人飞行器，而DUIx认为这一产品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于特别行动指挥部的士兵来说，他们常常需要确定是否有人潜伏在建筑物中或洞穴内，这一产品无疑能帮上大忙。

▲  Shield AI的室内无人飞行器

另一家公司是位于库珀蒂诺的Bromium。他们设计了一款可以将操作系统和不受信任的用户隔离开的网络安全软件。

经过几次会议讨论之后，DUIx明确地表达了对这两个项目的兴趣。但是，故事的最后却没有任何进展。在硅谷的文化中，在会议结束之后，应当就是否可能成交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在五角大楼的文化中，会议将会带来更多的会议，这意味着一份18个月的研发合同，还要面对接下来的重重测试、批准，然后重新签立竞争合同，并额外花上几年打造一个原型产品，然后是新一轮的评估，以及更多的阶段。

在硅谷，没有人能忍受这样的拖沓。别的不说，签署意向合同与最终面世的硬件之间，技术手段可能已经被翻来覆去地修改了三次。

国防部长卡特的一名助理曾给泰勒打电话，向他询问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泰勒答复说，DIUx的员工都十分能干，但这样的流程注定了这个想法会走向失败。他回忆说：“我告诉他们，这一项目现在正慢慢地分崩离析，而在硅谷，这是最差劲的失败方式。企业在失败道路上拖得越久，人们就越不愿意为它多耽搁上哪怕一天的时间。”

卡特随即雇用了两名白宫助手，分别是托德·帕克（Todd Park）和帕蒂（DJ Patil），要求他们飞往加州，调查DIUx的情况，并报告如何解决它。托德·帕克是一名硅谷企业家，他曾经拯救了HealthCare.gov；而深谙硅谷之道的帕蒂则曾被奥巴马总统说服，将大数据带入了行政部门。

▲  新组建的DIUx领导团队

现在仍然存在的主要挑战：如何绕过五角大楼中纷繁复杂的采购过程。

帕克和帕蒂很快得到了答案。他们在报告中说：

首先、办事处需要能够在会议结束或至多几天之内达成交易；

第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运营DIUx这样复杂机构所需的所有技能，它应该由四五个人组成一个高级管理团队，从而使得整个管理团队能够了解关于管理、风险资本、技术和五角大楼的内部工作；

第三、这个团队应该能够直接向卡特部长汇报，一方面显得十分权威，另一方面能够更为迅速对获得许可。

最后，帕克和帕蒂向卡特安慰道，在硅谷中，失败是可以接受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快速失败”，这恰恰是这个地方的座右铭。

换句话说，卡特需要先关闭DIUx，并重新启动，给予尽可能多的支持鼓励，以及一个尽可能清晰的承诺。如果他能够坦然地宣称失败，他甚至会赢得谷内人士的尊重；那些曾经观望过，但最终转身走开的高管们可能会给这个项目第二次机会。

峰回路转：DIUx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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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1日，卡特飞往山景城，宣布开始他所谓的“DIUx 2.0”。他还介绍了刚刚搭建起来的领导团队，其中包括：

艾萨克·泰勒——在得知他的批评意见被妥善处理之后，他决定再给DIUx一次机会；

克里斯·基尔霍夫——他曾在奥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长期战略家；

维肖·哈里普拉萨德——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的助理，他是一名受过多次嘉奖的空军网络战军官，后来他创办了一家硅谷公司Morta Security，并成功地将其出售给帕洛阿尔托网络；

拉什·沙阿——他曾是伊拉克战争中的F-16战斗机飞行员，后来在沃顿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转型成为了硅谷企业家，与哈里普拉萨德合作创立并出售Morta。

▲  DIUx位于加利福尼亚空军基地，该基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之一，用于容纳飞艇。

在卡特宣布项目重启之前不久，四位未来的管理者在一次晚宴上碰了头，讨论这个新企业的条款。他们同意，只有在满足一些关键条件之后，他们才会接受这一岗位：他们需要拥有雇用和解雇的权力、管理预算的权力、以及承担风险和失败的权限。

而在五角大楼的传统文化中，管理者们更倾向于将预算加倍，而不是及时止损，这一观念最终将导致开销的膨胀。

卡特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这些条款。

但新的团队，新的机构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绕过五角大楼纷繁复杂的采购过程。卡特部长以及四位DIUx的领导者，试图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案例中汲取灵感。

DARPA是国防创新的标杆，互联网是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特别令这些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名为“网络快速追踪”（Cyber Fast Track）的DARPA项目，该项目由绰号为“浑水”（mudge）的白帽黑客皮特·扎克托（Peiter Zakto）负责运营。

▲  皮特·扎克托，这名白帽黑客负责DARPA的网络快速追踪

他的想法是面向创业公司，甚至向个人开放研发竞争通道，即使这些公司和个人很少、甚至从未与国防部打过交道。

这一项目的最终结果令人惊讶：从收到第一份提案的第2天到第16天之内，该项目总共签署了130个合同，而每份合同的平均成本还不到 15万美金。

其中不乏突破性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表明智能化汽车易受黑客攻击的实验。该合同的成本是两辆切诺基吉普车，以及一名前国家安全局黑客在内的二人组运行实验的合理费用。

“我们的灵感源自于“浑水”的网络快速追踪项目，”克里斯·基尔霍夫回忆道。他展示了采用某一想法，并在短短几天内授予合同这一做法是可行的。

但DARPA严格来说仍是一个研发机构。为了使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生产，它通常必须转交给五角大楼的采购局，而其中的第一步，就是发起一个广泛的原型竞争。

即使是大型、传统的防务公司，也将研发和原型生产之间的这种鸿沟称之为“死亡之谷”。

而对于硅谷公司来说，这种观点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不会只是为了陪标而花费时间和金钱来开发新技术。

随后，拉什·沙阿和他的团队与劳伦·施密特（Lauren Schmidt）有过一次交流。劳伦是DIUx的执行主任，并负责签订合同。在交谈中，劳伦告诉了拉什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新发现。

在这之前，施密特曾在陆军的收购部门工作过，在那里她得知了一种名为“其他交易机构（Other Transaction Authority， OTA）”的合同。

在OTA合同中，政府和商业公司可以设计原型项目，而无需经历签订传统国防合约时必须经历的繁琐的规则和法规流程。

国会在20世纪50年代批准了这个权限，允许太空相关计划“签署并执行这些合同...只要（这些和同）对于执行NASA任务而言是必要的”。

但除了NASA以外，这一条款几乎已被遗忘，现在只有DARPA和一个位于新泽西的军队武器库目前还在援用这一条款。

施密特的发现是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第815节，允许将OTA合同用于更广泛的项目，而只要一名高级官员申明这些项目提高了军事人员或其武器系统的“任务效率”。毫不夸张地说，这改变了一切。

第815节条款意味着，开发项目的公司可以直接进入原型生产阶段，而不必忍受五角大楼的层层官僚流程。诚然，这一有些含混不清的条款将合同价值限制在2.5亿美元以内，但是DIUx所考虑的项目之中，能达到这一数目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且，即使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一数字，这一条款使用的新措辞仍然允许以OTA方式签约这些项目，只要负责收购的国防部副部长以书面形式向国会保证，他们“对于实现关键的国家安全目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一条款的重要性对于DIUx团队是不言而喻的。克里斯·基尔霍夫这样评论道，第815节“就像托马斯·杰斐逊拿出他的笔，写下了《独立宣言》”。

在这一语境中，这支笔来自于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的一位名为名为比尔·格林沃尔特（Bill Greenwalt）的高级职员。作为一位前五角大楼的官员，比尔写了一篇文章，将国防部的采购系统比作“一艘已经出海的长达18年的木制战舰，积累了一堆让整艘战舰几乎无法浮出水面的藤壶，而全速前进则更属痴人说梦”。

当他写出在将来成为第815节的内容时，他并有没听说过DIUx，DIUx的人也不认识比尔，但他们却拥有者一致的目标与使命。

DIUx2.0的合伙人们联系了在DIUx 1.0中那两个夭折的项目的创始人们，即室内无人飞行器公司Shield AI与网络安全软件公司Bromium，鼓励他们再努力一把。这一次，这两个项目得到了批准。无人机项目目前正在为部署在海外特种部队而进行实地测试。

在2016年10月13日，新团队发布了其第一季度报告。它列出了12份已经签署的合同，合同金额共计3,630万美元，另有1亿美元来自于已同意购买或测试产品的军事部门。

其中一个项目，是由San Mateo公司生产的Sonitus，它是一个塑料制成的小型双向麦克风和听音装置，它可以贴合在士兵的牙齿上，就像是体育比赛中所用的护齿那样。而声音信号的传输是通过骨头进行，因而它不需要传统的耳塞。

因此，身陷进入战斗区的士兵们一方面可以彼此联系通信，另一方面能关注周遭的情形，以保持所谓的“态势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该产品的合同在夏天结束时签署；从2016年10月开始，空军国民警卫队已经在阿富汗使用上这一新型装置。

所有这12个项目，从提案的提出到合同签署，平均耗时为59天。一方面，所有的这些产品，在设计之初都是为商业市场准备的，况且这些公司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潜在的军事应用。

而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内部也没有人员意识到存在这样的产品或公司，而起到桥梁作用就是DIUx。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彻底背离了五角大楼的标准做法。根据典型的五角大楼订约程序：军事部门首先需要编写一个“技术需求”，五角大楼的技术官僚们将其转化为“提案请求”，企业则提出产品设计作为回应，接着是另一轮的官僚评估，直到引入竞品的原型产品。撰写原始要求的人员从不会与制造最终硬件或软件的公司经理打交道。

艾萨克·泰勒说：“我曾花了很多时间，拜访不同的军事团体。我问，“我该如何帮助你们？现有的技术采集系统在哪里不能满足您的需求？”从来没有人对我说，“不，谢谢，我做得很好。”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在内，所有人都说，“我们愿意接受一切我们能获得的帮助。”

而这些对话，恰恰正是阿什·卡特希望这一项目能够带来的改变之一。他说，“我与DIUx项目的目标，是确保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两个世界，并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其中一端技术社区，他们会为我们的重要使命做出突出的贡献；另一端则是国防部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对技术世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个令人感到惊喜的事实是，现在有大量的公司对该计划表示十分感兴趣。硅谷经常被人描绘成一个充满了网络自由主义者的国度，同时还对国家安全抱有敌意，但拉什·沙阿坚持认为，这种刻板印象无疑有些夸大其词。他说，“从国家安全角度上看，硅谷的基石是私人 - 公共伙伴关系，而我十分乐于重建这种关系。诚然，确实有人对于这种重建工作是否能够奏效持有怀疑态度，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我们的军队所拥有的广泛价值认同。”

特朗普时代，DUIx危机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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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今年夏天重新启动以来，DIUx分支机构已分别落户于奥斯汀和波士顿。其中，它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还设有一家办事处，那里现在由伯纳黛特·约翰逊（Bernadette Johnson）领导。

伯纳黛特从她担任首席技术官的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请了长假，一跃成为DUIx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虽然DIUx总部已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机器人和无人机领域，但在波士顿，DUIx项目的重点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

她说，“事实证明，哈佛实验室和波士顿医院有很多后备役人员，我对我们的增长抱乐观态度。”

▲  德尔广场

但不好的消息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则将DUIx的前景，甚至是其能否存在，划上了大大的问号。

新当选政府常常会废除前任政府的方案，特别是由对立党派领导。在竞选期间，DIUx的管理者们曾与两名候选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接触：他们向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些防务顾问进行了介绍，他们似乎对该计划感到颇为满意。

但另一方面，DIUx却没有能够与任何来自特朗普团队的人员进行交流，因为特朗普团队甚至没有可以洽谈对接的防务顾问。特朗普的国防部长、退休海军将领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军富有战略思想，而且似乎对于创新青睐有加，同时他也的确关心战场上士兵们的需求，因而他有可能会支持DIUx项目。

不过，即使在大选前，位于山景城的DIUx项目总部也碰了钉子。 2016年，房屋武装服务和拨款委员会取消了该项目在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而国防部长卡特则敦促该委员会恢复这笔预算资金。参议院委员会已经批准给予项目全额资金资助，但众议院-参议院会议委员会将作出最后的决定。

一些观察家对此持乐观态度。房屋委员会裁减预算是基于DUIx最初失败的经历，并且需要为DIUx在10月份提交的12份合同寻求正当理由：它们需要向国会表明该项目是成功的。

▲  没没有人清楚新一届国会是否会继续资助DIUx

但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特别是来自众议院的成员，则更加青睐于旧的做事方式。大型防务企业也是如此，他们的结构与流程经历过特别的调整，以满足五角大楼官僚的采购机制规定。

不过，DIUx可能颠覆国防部现有流程的观念绝非空穴来风。负责采购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曾经对硅谷打造的新型装备颇不以为然，而现在他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变，开始大力赞扬这一模式的优势。

在11月21日，他给所有人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标题为“新快速承包工具”。该邮件鼓励“所有采购专业人员熟悉OTA签约方法”，称赞DIUx使用的方法能够“快速满足战斗要求“，并宣布国防部已经要求国会批准“权力扩张”，以便能够涵盖所有新兴的“最先进”技术，而不仅仅是源自商业项目。

然而，这份公报既不是备忘录，也不是直接命令。DUIx所代表的这类承包合同确实有其局限性。阿什·卡特强调，OTA并不适合所有的军事计划。“我们不会使用DIUx购买航空母舰或F-35，”但他补充道，他希望DIUx对五角大楼的采购做法有广泛的“变革影响”，鼓励其官僚“拥抱创新文化”。

尽管对某些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希望，而更像是一个威胁。

对于这种尚未建立起规模的项目而言，它的生存离不开强有力的上层支持。 DIUx一直是阿什·卡特的宠“干儿子”，但很难说下一位国防部长会不会给予同样的关注。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现行制度仍然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拉什·沙阿最近前往中东，与当地的美国指挥官讨论DIUx项目。他和一些正在伊拉克执行作战任务的F-16飞行员有过交流，毕竟，这是他10年前的老本行。

现在的喷气机已经全部升级了导航地图，但直到前不久，飞行员们仍然把装有商业航空地图程序的iPad绑在大腿上，好让他们自己知晓自己的飞行位置。

这听上去很离谱，但“官僚”两个字就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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