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业变革中的创新决策与第三方角色
本文由三思派（ID:Science-Pie）授权转载，作者：郭哲，本文为作者在2017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演讲内容
郭哲，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科技政策专家。曾参与起草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中国科协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组织，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主要参与者。本文根据郭哲部长在“2017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题为“科技产业变革中的创新决策与第三方角色”的演讲整理。
当前，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复杂性空前加剧，创新决策者（政府、企业、个体）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如何降低风险，使决策更受尊重，需要理解和把握当前变革时代的特征，从而有助于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创新生态系统的维度在不断增加，创新范式和模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创新决策的挑战是系统性的。
一是创新密集时代的到来。在很多前沿领域，科学研究与技术交织突破不断创造新的变革临界点，推动新的浪潮。近60年以来的科技创新的变革特点，与以往的特征截然不同。现在正告别原来单一技术成果突破作为主要的里程碑，而是系统集成的创新。之前，革命性成果作为每次革命的里程碑，而当前很难发现类似量级的成果。互联网创新范式的出现正在拥抱一场新的变革。来自科学本源基础性的突破，宏观上可能使人类重新认识宇宙、物质、生命、意识等。
二是在宇宙演化领域，揭开暗物质、暗能量之谜，将是继日心说、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之后，人类认识宇宙的又一重大飞跃，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例如，宇宙科学已经变成一种很精准的科学，引力波的发现成为了常态。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成果还在不断消化过程中，技术科学引领的突破不断进入新境界。愈加接近“基础”的科学，冬季愈寒冷。例如在宇宙基本粒子探索方面，科学家有一种悲观的认识，最大的发现是没有发现新的粒子。
之前社会各界对于超级对撞机的激烈争论，对政府在研发资源配置上提出重大命题。用两百亿美元的支出做大科学工程，还是投放到更多体量更小的学科领域当中（如干细胞、转化医学、量子科学、纳米科技等），这是决策者的窘境。
三是在物质结构领域，从“观测时代”进入“调控时代”，将带来能源、信息、材料等领域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无论从宏观到微观科学，基本粒子探索的变革性更加突出。量子已经开始沿着摩尔定律发展，开启未来新的技术领域（未来计算、信息远程通讯技术等）。IBM等跨国公司都把量子科技作为下一步竞争的焦点。量子科技对于计算与通讯的影响，是否还像当年摩尔定律的影响一样，很难做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四是在生命起源与进化领域，合成生物学打开了从非生命的化学物质向人造生命转化的大门，为探索生命起源和进化开辟了崭新途径。回顾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政府牵头6个国家共同参与，在中期出现重大技术瓶颈的时候，出现了像克莱格·文特尔这样比较异类的科研团队，对政府的决策带来重大影响。正是由于文特尔的基因测序技术，人类基因组工程才能在10年之内完成。马斯克（SpaceX、特斯拉CEO）对于NASA主导的航天领域的挑战，对于政府决策模式形成了重大影响，值得重新思考和反思。
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计算科学及工程技术等的融合，引发生命科学重大创新——技术的“临界点”已经显现。
五是探索智力的本质、了解人类的大脑和认知功能，将极大深化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迎来信息与智能科技新的发展里程碑。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人工智能（AI）与人类的围棋对弈，正在掀起一场更大的变革。人工智能不是赋于机器人类思考的方式，本质上是采取与人类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也许未来很快会出现一个人机共治的时代。悲观者认为，10年之内人类50%的就业岗位会被机器取代，20年之后90%的工作岗位会被机器取代，对整个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变革。
技术临界点的到来催生人类思想认知的科学革命。如果人类的思考决策完全交给机器，引以为豪的金融分析师、专利分析师，甚至临床医师等，都将陆续面临人工智能系统的挑战。人工智能特别是脑科学的突破对人类意识本质的挑战，将成一种革命性的工具，颠覆创新决策者的地位。
以工业化社会初、中期的眼光，以机械式、还原式的认识论来评判当代科技创新已经过时。需要以系统、整体论（如国家创新体系）的方法，与当代科技变革耦合来重新认识当代创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多学科、多领域竞先并进。从单一学科突破，到众多学科和技术全面突破。无论从技术领域的会聚技术，信息、生物、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的集成创新，还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即从传统的信息基础设施到以人为核心的人机物在高度融合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决策者依赖的基本元素，例如数据、系统维度、相互影响方式，以及企业、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之间的相互联系，知识流动的方式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一是工业化、信息化高度融合迈向新的社会发展的智能形态；二是生产要素的更替；三是基础设施的重构。正从互联网向一个万物互联的全球网络转变，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智能交通网、智能能源网、智能性基础设施在重新构建；四是国际竞争的分水岭；五是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从初创企业0-1的创新到成为独角兽企业，周期在加快，数据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三是竞争的实质是跨越领域、疆界的体系竞争。要突破原来传统线性创新模式，用进化的观点认识创新体系：有限的玩家在界限内玩，无限的玩家玩弄界限。一个决策者的重要责任是以更加开放式、平台化的架构，协同各方力量加入到决策当中。以“开放、协同、融合、共享、共治”的理念，形成对创新的高效共治，应对此次前所未有变革的挑战，来降低决策的风险，提高创新效率。
颠覆式、渐进式、结构式的创新。颠覆式创新可遇不可求，一个国家、企业、研究团队很难准确预测，未来10年、5年甚至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追赶型国家通常采取渐进式创新的路径，即寻求第三轮创新。结构式创新是在开放共享中，充分调动各种有利的创新要素和资源，甚至包括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
四是国家创新系统要接入全球创新网络。我国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全球化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一个研发大国，在智能社会如何抉择：
首先，要接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中集成全球智慧，扩大边界，纳入所有玩家，扩大游戏的意义。采取竞争与合作的心态共同应对变革的挑战，在变革态势下通过爆炸式的增长，在演进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要达到真正的创新生态式架构，接入全球创新网络，以开放心态扩大整个研发资源配置、部署，与全球实现共赢。
其次，公共决策向全面响应创新主体的需求转变。要摆脱过去传统依靠研发领域专家的单向决策，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特别是企业）创新的需求快速响应，需要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再次，更加柔性的人才策略。播下创新的种子，萌发全新的玩法。全球人才流动大循环正从原来单向流出，向大进大出形态转变。研发人员的流动，技术与资本、人才裹挟式的实现全球配置。企业对于科研团队的集团式使用，对于传统科研机构、高校的资助方式，对于人才使用都面临挑战。
最后，打造具有“市场精神、全球视野、社会情怀”的平台企业。在未来智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重大研发项目推进和实施中，一种新型力量正在发生日益重要的作用，即平台企业。平台企业具有强大的创新要素和资源整合能力，形成跨领域、跨学科、跨地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的新生态，能借助强大的资本动员能力，具备新的创新引领方式和决策方式。政府需要将新力量纳入到政府决策网络中来，实现与市场互动。
在以互联网、生命科学为基础的新兴产业领域，大量的研究任务（美国不再局限于传统NIH、DARPA等计划）更多通过各种研究网络、基金、平台等，以极高的创新效率实施。具有“市场精神、全球视野、社会情怀”的平台企业，能够正确认识和驾驭这场变革，决定着未来核心竞争优势、生命力和活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区域整体的竞争优势，决定着人类发展的未来。
一是跨学科领域的思想汇聚。让更多的力量进入到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中，除了传统“政产学研”之外，应该引入第三方力量（如社会组织等）。只有更多跨学科领域的思想交锋和汇聚，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新的科研共同体、产业共同体等形成资金、技术、人才等高度互动。
二是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引入更多第三方的力量可以全面审慎的指定创新政策，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在变革过程当中，能够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得到更高水平的体现。
新的组织形式：学会联合体、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对于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来讲，应该成为更加柔性、更加富有包容性、更加稳健的一个创新体系。它必须依赖于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职能有序转变，政府和市场的积极互动和响应，与全球各个国家、地区一起推动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三是基于第三方角色的创新评估。中国科协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第三方组织，通过第三方评估公共政策，为行业、企业之间搭建一个新的桥梁，来展示群团组织作为平台型、枢纽和开放性组织的优势，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发挥自己重要的角色。
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金爱民博士整理，文章经郭哲部长审阅。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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