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  杨军威 

以往的装备发展研究，由于已有现成的发展模板，因此相关的研究总是一头扎入装备的战技指标和技术细节的研究。在自主创新装备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回答或十分模糊的问题，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总是或多或少地呈现出缺乏前期军事理论的指导。许多新装备发展论证中遇到的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在什么条件下打、有什么样的体系支撑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单纯的技术研究难以回答的。

缺乏有力的理论牵引成为制约我装备创新建设的“瓶颈”，目前武器装备发展中所遇到的深层次问题、源头性问题基本可视为是缺乏相应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牵引的问题。

先进军事思想是技术和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的“导向器”。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大量出现和广泛使用，我军未来面临的作战对手、作战空间、作战环境、作战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催生了大量新的作战样式、作战手段，未来作战迫切需要创新理论的牵引。缺乏理论指导已成为制约我军装备建设的“瓶颈”。没有科学的理论牵引，在装备发展上就会出现军方提不出明确指标，工业部门缺乏明确发展方向的局面。然而，反观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其借助先进的军事思想，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军事实力上的“时代差”和“代内差”。

纵观历史和外军的经验已经表明，军事思想创新是军队转型建设的关键所在。军事思想导引与现实需求，甚至胜过了技术和武器装备本身的进步，其牵引着武器装备、军队编成、作战方法的发展与变革，而且这种需求牵引现象也将随着现代军事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明显。

（一） 军事理论对装备发展的牵引作用

在武器装备发展的历史上，军事思想对武器装备发展的牵引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一是无明显牵引阶段。这一阶段武器装备的发展大多没有作战理论的牵动，呈现分散、孤立，甚至是盲目发展的现象，表现在作战上则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二是同期牵引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开始由政府出面组织较大规模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研究机构，组织专门的人员，购置设备，拨出资金，制订发展规划，有目的地进行研究。在该阶段武器装备的发展已经明显摆脱了自发式状态，在总体发展上受到作战需求牵引。但是这种牵引与当时的战争形态基本同步，仍是从适应作战需求角度出发，短期效应显著，从实战需求出发，尽快研制，尽快改进，尽快定型，尽快生产，尽快装备使用。这个阶段的武器装备发展不是着眼于长远，技术的进步多表现为渐进式，很少产生大跨度或飞跃式的变化。新研制的武器与原有武器相比，性能的改进不是很显著。三是超前性牵引阶段。理论牵引从设计未来战争角度出发，着眼未来10～20年后的战争需求，关注高新技术发展可能提供的新质作战能力，在军事需求和技术进步术“双引擎”的推动下，提出相适应的武器装备发展需求。该阶段的牵引与武器装备的发展周期基本同步，是从设计未来战争需求的角度出发，该阶段的需求不是立足于眼前，而是着眼于未来。要求武器装备的发展满足未来10～20年后的作战需求。

同期牵引相对无明显牵引而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随着武器装备的进一步发展，弊端也很多。同期牵引注重于使武器装备的发展满足当前战争态势的需要，从而制约了武器装备与军事思想两者的大跨度发展，难以形成武器装备的跨代式发展态势。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周期平均为15年左右，在同期牵引模式下，有的武器装备发展项目很可能在研制阶段就已经落后了，不得不下马；有的发展项目在研制阶段还算先进，但是定型列装后，就显得落后过时；有些刚列装的武器装备在当时看来不错，但是5～10年之后就会有被淘汰的可能。武器装备的发展难以适应技术进步和战争形态变化的节奏，频繁地、短周期地淘汰和更新武器装备，既不利于战斗力保持，也缺乏经济性。因此，同期牵引不利于武器装备的长远发展。

超前性牵引可以避免上述弊端。超前性牵引主要来自军事理论的超前发展和对某些技术对武器装备性能提升的预测。历史证明，提出超前的军事理论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提出超前的军事理论，首先应该对军事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高技术的发展远景有全面深入的掌握和预测；其次，准确把握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技术发展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改变。凭借对军事高新技术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势的把握，创新提出超前的军事思想。考虑到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装备、战斗力形成等周期，超前性牵引的超前时间应为15～20年以上。

现代国防科技发展表明，创新军事思想对武器装备发展的超前性牵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牵引武器装备的整体发展方向。正确把握整体发展方向是武器装备发展首先需明确的战略性问题，战略性错误是无法用战术手段修正的。军事理论通过对未来作战环境、规模、层次、强度和对象的研究预测，明确主要的威胁来源、最可能的战争形态、最宜采用的作战样式、主战装备的形态等问题，从而明晰武器装备的整体发展方向。正确把握牵引方向可以避免发生方向性战略错误，以免造成极大的失误、浪费和被动。

二是牵引武器装备的战技术性能。通过研究未来作战对武器装备能力的需求，明确提出武器装备战技术指标。武器装备作战能力的实现既包括应用高新技术研制新型武器装备，也包括应用高新技术改造现有武器装备，实现按能力目标发展武器装备，“打什么样的仗发展什么样的武器”的目的。

三是牵引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技术和领域。通过研究未来作战武器装备能力特征和需求，明晰未来装备发展涉及的关键技术和领域，以明确的军事需求清晰地描绘未来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技术和重点领域，牵引军事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程度。

四是牵引武器装备发展的规模与结构。武器装备发展规模结构关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是能力需求和资源需求之间的权衡。通过创新军事理论指导，使两者形成优化权衡，实现既减小威胁程度，又降低资源消耗；既降低发展风险，又提升安全效益的理性发展模式。

（二） 外军军事理论对装备发展的超前性牵引

美俄一直十分重视军事理论对装备发展与军队建设的超前性牵引作用。前苏军的“大纵深突击”作战理论，美军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到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从克林顿政府“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的理论，到重点建设打赢反恐战争的军事转型理论；从“基于威胁”战略，到“基于能力”战略；从“消耗战思想”到“战略瘫痪战思想”，美军军事理论的创建与实验周期越来越短。在先进军事理论的牵引下，美军不断研发出新型“主战武器”，从而为美军在近几次局部战争中屡屡获胜奠定了基础。

1.“大纵深突击”理论及“空地一体战”理论对装备发展的影响

二战以后，前苏联军事专家在积累的大规模坦克作战使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地面装甲突击为主的“大纵深突击”作战理论。这一军事思想简单说来，就是通过撕破敌人前沿的坚固防线，然后通过这一突破口，投入大量的具有高速机动性的装甲部队向敌人深远纵深发动进攻，从而摧毁敌人整个防御体系。

“大纵深突击”军事理论对前苏联的坦克和战斗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纵深突击”这一军事思想指导框架下，为适应深远纵深高速突击作战，要求坦克必须具备较大的道路行程，良好的道路适应性，较低的后勤负担，综合起来即应具备较高的战略机动性，这也就是苏制坦克之所以严格控制质量和体积的主要原因。以前苏联的T80系列坦克为例，其设计重量要比美军的M-1系列坦克轻1/4左右，此特性是“大纵深突击”的军事理论决定的，主要用于平原进攻作战，承担着向敌人深远纵深发动进攻的作战任务，同时它也是一种应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的长期的消耗性的大规模战争的设计储备。为适应“大纵深突击”军事理论纵深部署的需求，前苏联在战斗机设计上出现了苏-27外线制空战斗机和米格-29内线制空战斗机“远近任务搭配”的模式。

冷战时期，苏军在针对欧洲战场的“大纵深作战”作战理论牵引下，对北约不但坦克质量占优，在数量上也形成了2:1的绝对优势，据北约评估，苏联坦克的“装甲洪流”一周之内即可将北约联军碾压至敦刻尔克。为了对抗苏联“大纵深突击”作战的威胁，弥补北约面对与华约在装甲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距，北约开始推行“灵活反应”核战略，在欧洲大陆部署战区核武器。华约则将其纵深的第二、第三梯队部署得更加分散，避免因过分集中而在战时遭到北约战区核武器的毁灭性打击。比如在北约部署战区核武器前，苏军一个坦克师的集结范围是3×3千米（宽×深），一个集团军、方面军分别为10×20千米、100×40千米；北约部署战区核武器后，集团军的集结范围分别增加到20×30千米、75×100千米，一个师的编制人数也由原来的5000人增加到12000人。同时，华约将集中到前沿的打击力量比例减少到约20%，而其余80%都部署在离前线500千米以内的纵深。

北约使用核武器的计划遭到德国的强烈反对，在此态势下，70年代中后期，美陆军提出了“空地一体战”作战理论，利用空中优势对抗华约的装甲洪流。“空地一体战”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地面部队遏制华约集团的强大地面突击，然后利用空中优势对对手实施全纵深打击，从而逐渐削弱苏联大纵深进攻的强度，遏制苏联的进攻。“空地一体战”军事理论对美军发展的M-1“艾布拉姆”坦克、十字军火炮、阿帕奇直升机、科曼奇直升机、F-22等装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F-22是美国先进战术战斗机（ATF）计划的产物，不过该计划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针对前苏联苏-27和米格-29的威胁提出的。早在1971年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便提出了ATF概念，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ATF都被定义为一种先进攻击机，制空作战只是其任务之一，后期逐步明确了该机应具有超声速巡航、高机动性、综合化航电系统、大航程、低可探测性和改善的可保障性等特点。

在欧洲战场，北约若要在与华约的常规战争中确保实施“前沿防御”战略，就必须具备对华约分散部署的纵深目标进行常规打击的能力，因此便导致了对能穿透华约前线和纵深防空火力、具备纵深攻击能力的先进攻击飞机的需求，对ATF的技术要求便来自在纵深打击中保持效率和高生存力的需要，响应“空地一体战”作战理论，攻击苏军位于纵深的空中预警机A-50便成为ATF研制任务。

1977～1979，美侦察卫星发现了苏-27和米格-29的原型机的试验，情报部门认为这两种飞机将分别于1987年中期和1985年初具备初始作战能力，且性能可与F-15和F-16相匹敌。为保持美空军战斗机领先一代的优势，美空军在1980年4月将制空列入了ATF的任务考虑。此后的一系列研究评估表明，此前确定的ATF攻击机应具备的特征同样适用于未来空战环境。1982年8月，美空军首次明确将争夺制空权列为ATF最优先的任务。

F-22超声速巡航的需求来源。主要是部署在英国、卢森堡等国家的二线机场的F-22要快速到达前线，并对位于前线后方的苏联预警机实施攻击，从而推导出需40分钟Ma1.5巡航的需求，同时也推出了主要针对地面防空系统的隐身需求。

综上可见，F-22的设计初衷（ATF）不是优势抗击苏-27，而是具备对华约分散部署的纵深目标进行常规打击的能力，能突防华约前线和纵深防空火力，具备压制苏联的预警机（AWACS）的能力，并具备对华约纵深高效率的打击能力和高的生存力。

自二战以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人在坦克设计上与前苏联相比长期处于劣势，特别是1973年10月在中东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中，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坦克战，其中美制坦克表现非常不佳，美制坦克在火力、防护和战术机动性等性能上与苏制坦克相比差距较大。美国陆军在对此次阿以战争认真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兵力对比是决定战役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强调了装甲作战和多兵种合成作战的优点。这一注重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思想在1976年以空地联合作战的概念提出，并且在1982年形成了“空地一体战”理论。可以看出，最初的空地一体战是一种基于防御的战略思想，其关键在于地面力量能否抵挡华约部队的强大地面攻势。在“空地一体战”这一军事思想框架下，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开展了对高性能主战坦克的研制，大量的新技术在M-1系列主战坦克上得到了发展和使用，使得西方坦克在质量上获得了迅速的提高。以美国的M-1系列主战坦克和西德的豹-2系列为代表，其设计思想极为相似，均是为了在“空地一体战”中担任阻挡遏制数量优势的华约集团坦克进攻而发展的一型地面主战装备，其在火力、防护以及战术机动性等三大性能方面均获得了质的提高。

同样，美军发展的“十字军战士”火炮计划以及“科曼奇”直升机也是受“空地一体战”军事理论牵引的结果。“十字军”火炮是美国联合防务公司研制的面向21世纪的美军陆军地面火力支援武器，原计划设计成为世界上杀伤力最强、战术机动性最强的火炮。“科曼奇”直升机原本为波音公司为美军研制的攻击侦察直升机，原计划于2001年交付使用，作为美国陆军的主力机种，执行武装侦察、反坦克和空战等任务。然而，这两型装备均是在“空地一体战”理论框架牵引下，针对欧洲战场设计的用于对地打击侦察的主战装备。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大规模装甲集群威胁的消失，美军的作战重心开始由对付华约的大规模“空地一体战”转移到打赢恐怖分子的“不对称战争”上，作战理论的改变对武器装备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需求。“科曼奇”直升机的所有需求都是针对欧洲战场环境下的战争而设定的，其设计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无人机的优势也胜过了“科曼奇”直升机，因此美军认同放弃了“科曼奇”直升机。同样，“十字军战士”这种原本针对机械化战争设计的地面火力支援武器，虽然火力强大，但机动性、灵活性较差，已经不适应信息化战争作战的需要。最终导致美军中止了耗资10亿美元的“十字军战士”火炮计划，将原计划购买480门“十字军战士”榴弹炮的90亿美元经费，转向加速研制精确制导弹药。

2.“网络中心战”理论对装备发展的影响

“网络中心战”的概念是1997年4月，美军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在海军学会第123次年会上首先提出的。他说:“网络中心战是200年来军事领域最重要的革命，从平台中心战转变为网络中心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从以平台为中心的作战样式转变为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样式对武器装备发展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1998年底，美空军通过1.2万架次和1.9万多小时的飞行实验得出结论：F-15C战斗机装备Link-16数据链后，平均杀伤效率提高了2.6倍。从此之后，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思想得到美国国防部及陆、海、空三军的广泛接受并积极实施。

所谓“网络中心战”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通信系统所组成的信息网络，把分散部署在陆、海、空、天的各种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系统有机地综合集成起来，形成统一、快速、高效的作战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实现战场态势感知的高度共享，从而利用信息优势极大地提高联合作战效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网络中心战”的主要特征是：以全方位获取作战空间信息为条件，实现战场态势的“透明化”；以互联互通、无缝链接的网络化平台为基础，实现作战效能的“一体化”；以不间断的战场态势监视和传输系统为手段，实现指挥决策的“实时化”；以技术信息和科学决策为牵引，实现作战能力的“精确化”。网络中心战被美国政府提升为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将网络中心战能力视为军队转型的重点和未来联合作战的核心。

在“网络中心战”理论的指导下，美军加速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和网络系统集成建设，使得战场感知、指挥控制和火力打击融合为一个整体，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攻击的时间越来越短，近乎实时，“发现即摧毁”。指挥员不仅根据所拥有的战场感知优势，及时判明对方的作战企图和计划，选择和优先打击最有价值的目标，同时还可以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随时对部队的任务进行动态调整和重新分配，及时将己方决心和意志产生的震撼力传递给敌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部队的作战潜能。

围绕“网络中心战”作战能力要求，美军积极开发先进的信息传输、处理和共享手段：

一是加强网络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美军增加投资以推进全球信息栅格、陆军“陆战网”、海军“部队网”和空军“星座网”等一体化网络的建设，并将开发新的带宽需求模型以确定最佳的网络规模和能力。二是加快数据链的一体化发展。美空军正在实施“多平台通用数据链”计划，以改进当前通用数据链的互操作能力，建立机载与地面情报监视侦察平台间的网络中心数据链路。 三是建立适应网络中心战的信息共享、处理和利用环境。美军将变革信息生成、处理和利用流程，创建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从过去的“先处理后分发”转变为“先分发后处理’的模式，确保各种授权用户都能直接、及时获取和利用所需的信息。美军正在实施《网络中心数据管理策略》，以实现所有数据资源的标准化、可视化、可访问性、可理解、可信任、可互操作和灵活响应；建设分布式通用地面站系统(DCGS)，使前线部队可根据需要，对不同信源信息进行自动融合和处理，实现实时信息共享；实施“横向融合”计划，使所有作战单元具备随时随地从全球信息栅格中获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融合和理解数据资源的能力；加快分布式数据库的建设，将不同功能、不同类型、不同任务域的众多异构数据库通过网络相联，使作战人员随时随地查询相关信息。

3.“空海一体战”理论对装备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在关注中国军力增长的背景下，特别是针对我军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美军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论。“空海一体战”理论的基本构想是：将美国空军、海军的传感器系统、打击力量、防御力量和支援力量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密切协同，提供一个安全的作战区域，抵消对手日益增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确保美军力量投送能力，使后续部队安全进入作战区域，开展大范围的作战行动。在“空海一体战”理论中，美军非常重视夺取战场制信息权和远程打击能力。

2015年1月8日，美国防部联合参谋部主任、美空军中将大卫.高德费恩签发备忘录，正式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更名为“进入全球公域并在其中机动的联合概念（JAM-GC）”。虽然“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更名，但其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与传统的空海一体联合作战相比，美军的“空海一体战”特别强调不同作战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阻止作战对象在这方面的能力。因此，美军非常重视夺取制信息权的能力，以期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作战对象的预警侦察系统、通信设施和指挥中心等重要信息结点，达到“致盲”探测系统和“孤立”作战平台的目的，使作战对象丧失组织自卫反击的能力。美军之所以将这一作战思想称作“空海一体战”，是因为主要的作战打击行动将由空海作战平台，以具备高突防能力的精确打击武器，从作战对象防御区域外发动攻击。

在“空海一体战”理论牵引下，美军发展“致盲”我反舰弹道导弹的信息链的手段，发展高超声速武器对我远程打击武器发射平台实施快速打击，改装“俄亥俄”级核潜艇具备防区外饱和常规巡航导弹远程打击能力，发展“远程反舰导弹”（LRASM）实施远程自主攻击，发展“NIFC-CA”一体化防空反导能力。

防区外精确打击是空海一体战构想中的主要武器投送方式。美军认为，区域崛起大国日益增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使美军在战争初期无法进入作战对象的防区实施攻击。因此，“空海一体战”强调要依靠其空天优势，在作战对象的防区外，对作战对象的预警侦察系统、通信设施和指挥中心等重要信息节点进行攻击，达到“致盲”作战对象的目的。高超声速精确打击武器以及巡航导弹以其射程远、精度高、突防能力强等优点，在美军的历次对外战争中，一直被作为防区外精确打击武器的首选。因此，在“空海一体战”这一作战理论的牵引下，美军发展和改进了具备支持远程打击能力的高超声速武器以及武器平台。

X-37B是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无人且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机，不仅具有滞空时间长、发射费用低等特点，还拥有强大的侦察及攻击潜力，被认为是未来空天战机的雏形。依照计划，X-37B已进行过三次飞行试验，未来有可能成为第一架同时具备在地球轨道上飞行和具备再入大气层能力的飞行器。从X-37B强大的变轨能力可见，未来一旦接到攻击指令，X-37B完全可以随机调整自己的轨道高度和角度，向别国卫星发起攻击。同样，它也完全有能力通过变轨，来填补美军现有卫星侦察能力的不足，对未来战场的实时情报需求做到“应急响应”，具备全球精确侦察打击能力。

“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是美军第一型按照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作战能力计划改装的核动力潜艇（SSBN）。随着冷战的结束后消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美国将不得不消减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美国海军于2002年开始着手将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改装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可携带154枚战斧巡航导弹，构成了最强的单舰打击能力，堪称水下武库舰。4艘“俄亥俄”核潜艇上所携带的616枚战斧巡航导弹，已接近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战斧导弹使用量。

4. “航空航天战斗云”理论对装备发展的影响

近期，美空军提出了“航空航天战斗云”概念，提出以信息传输、隐身、精确打击和下一代传感器等先进技术为依托，融合情报、监视与侦察和打击、机动、战力维持四大功能，形成类似“云计算”环境的分布式空中作战体系。F-22和F-35将作为未来“航空航天战斗云”的核心，并计划将侦察机、无人机等各型新旧战机纳入“航空航天战斗云”，形成由一系列能力互补武器平台组成的空中作战体系。

在这一理论牵引下，美空军研发测试新的通信网关技术，用于转换不同数据链路、格式和信息交换协议，以提升网络化作战能力。从F-22的发展路线可以清晰地看出美空军网络化作战能力逐步提升发展的脉络。初始状态F-22装有Link-16，只收不发；2008年F-22加装IFDL数据链，实现F-22编队协同；2011年F-22加装TTNT数据链，实现体系指挥协同；2013年后F-22配备MADL数据链，实现体系火力协同。

5.“第三次抵消战略”对装备发展的影响

随着中俄等国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美国认为自身军事优势正在被逐步削弱。为夺取新一轮大国军事竞争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军于2014年推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发展“改变未来战局”的颠覆性技术群为重点的第三次“抵消战略”。

美军第一次抵消战略的要点是建立核技术优势，用于抵消前苏联的数量优势和地理优势。

第二次抵消战略的要点是建立信息优势，以作战的精确性和自动化指控优势抵消前苏联的常规力量优势。

美军的前两次抵消战略主要针对前苏联，而第三次抵消战略则主要针对中国。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主要是以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为要点，形成非对称的技术优势，改变未来战争规则，主要着眼点是抵消我国所具有的地理优势。

在“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指导下，美军相继提出了“多域战”、“分布式作战”、“穿透性制空”等作战概念，以牵引相关技术和装备的发展。规划、实验、研制中的“小精灵”蜂群无人机、无人机“忠诚僚机”、B-21隐身轰炸机、制空武库机等项目，都是在“第三次抵消战略”理论牵引下，针对我国依托地理、数量和成本优势逐渐增长的拒止/反介入能力而发展的武器装备。F-35的发展也说明了理论牵引的重要性，在“分布式作战”、“穿透性制空”等作战概念的牵引下，F-35综合集成了隐身、传感器融合以及战场协调能力，使其可以在高危环境下替代预警机执行穿透复杂与未知空域的制空作战任务。

(三)军事理论研究方法

习主席强调指出，设计装备就是设计未来战争。只有深入研究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创新超前性军事理论，才能牵引武器装备的发展，适应未来战争需求，达到打什么仗就发展什么武器装备的目的。

一流的军队设计战争，二流的军队应付战争，三流的军队尾随战争。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迫切要求认真研究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新军事革命带来的战争领域的深刻变革，从立足现实中着眼发展，从继承传统中大胆创新，加速发展符合我军使命任务的创新军事思想。只有通过创新研究适用于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超前性军事思想，预先自主设计未来的作战样式，从中推导出符合空军未来作战能力需求的武器装备发展原始输入—作战需求，才能科学牵引武器装备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的发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求，达到打什么仗就发展什么武器装备的目的。

1. 军事理论与科学技术有机融合

科学技术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基础，科技进步是推动军事理论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一是技术发展创造出新的作战手段，二是技术发展创造出新的作战空间，三是技术发展创造出新的作战样式。未来信息化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科学技术的较量，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应提升科技素养，敏锐把握科技发展的脉络趋势，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潜在和新质作战能力，超前提出创新性军事理论，牵引武器装备建设发展。

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和作战使用研究是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其研究内容比纯战略研究要具体，比纯理论研究更需要坚实的技术基础支撑，更需要以装备技术性能为基础支撑。因此，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和作战使用研究比战略研究要具体，比战术研究要宏观，比纯技术研究更需求军事理论的牵引。

“没有技术就没有战术，没有算法就没有战法”是美俄军队信奉的宗旨。美军是一个崇尚技术、强调技术制胜的军队，为了追求军事科技上的领先地位，多年来投入了大量资金，使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产生了革命性的跃升，并引发了战术和作战理论的进步。如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可以从千米之外实现米级的打击精度，新型钻地弹可以穿透多层混凝土结构在掩体内部爆炸。这种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对传统作战观念提出了挑战，衍生出“精确打击”和“超视距打击”理论。再如美海军登陆装备的发展促进了登陆样式的更新，催生了“超地平线登陆”概念。近年来，美国防部更加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美国军队的长期作战能力有重要影响”，决心在科学技术领域“至少长期保持固定的实际投资水平”，并为此制定了《国防科技战略》、《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技计划》等发展军事科技的规划。美国在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方面的飞速发展，使美军武器装备的性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给其战略战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使美军“有资本”去探索和寻求适合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作战样式，发动军事思想方面的变革。

技术研究人员要自觉进行军事理论研究，用工程化方法研究战争，技术化方法研究作战。

2.利用作战实验手段验证军事理论的合理性

作战实验是武器装备论证、验证的基本途径，也是验证军事理论的重要手段。应积极倡导以工程化方法研究军事理论问题，加强作战实验手段建设，提高作战仿真水平，为军事理论创新与武器装备发展提供搭建联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作战实验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仿真，仿真只是作战实验的技术基础。

仿真并不能创新理论、概念和技术，而只能通过合理的设计对研究人员创新的理论、概念和技术进行验证。

图3-1 作战实验逻辑流程

拟制作战概念是作战实验的源头。作战概念是战争研究的成果，它包含着军事理论、装备体系、关键技术、战术运用等一系列内容。作战概念的质量决定着作战实验的质量。

制订实验方案体现了作战实验的目的、方法和步骤，它将作战问题转化为用模型描述的数学问题。实验方案通过效能函数体现实验的目的，通过提出假设体现实验的方法和步骤。模型的合理和准确程度、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以及效能函数的有效性等因素都将影响作战实验的有效性。

仿真是作战实验的技术基础，是一个手段，只是利用仿真方法实现作战的过程。而我们目前存在的误区就是将仿真等同于作战实验。

由于拟制作战概念和制订实验方案的不足，从而造成一般意义上的仿真对作战描述的认可程度低、研究结果的操作性差等缺陷，形成了决策人员无法办到的仿真也办不到，仿真做到的已在决策人员的意料之中，形成“你仿你的，我干我的”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研究人员对作战和装备使用的内在规律把握不充分，与作战，与装备没有有机融合，要么是研究过于定性化，理论研究没创新，难以指导实践；要么是研究过于数学化，指导实践不适用，与实际脱节。 同时，模型的构建、数据的收集等技术因素也严重制约着作战实验方法的发展。

仿真结果分析是理论研究、作战、装备、技术、仿真等多领域研究人员一起对作战实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的过程，该分析过程是一个逐渐迭代的渐进过程。分析的结果一是指导修正实验方案，二是依据分析结果对研究内容给出决策建议。

在作战实验的四项内容中，只有第三项仿真是一项纯技术任务，有硬件投入，因此得到高度重视，但单纯的仿真是无法实现作战实验目的的。

3. 交流碰撞激发创新活力

思路决定出路，思想观念的落后是最根本的落后。理论创新需要交流、碰撞、争鸣的宽松学术环境，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进程，需要一套科学顺畅的思想交流机制和平台。在研究中，可以针对具体问题组织各种不同层次的相关研讨，积极开展没有预设框框的思想碰撞，今天的碰撞、争辩、批判、否定，必将是明天武器装备发展的福音。

（四）运用军事理论研究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军事理论研究领域是技术研究人员不太熟悉的研究领域，然而随着装备发展需求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总体层面研究的深入，对于军事理论研究的需求日益凸显。

对于技术研究人员而言，掌握军事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难事，由于技术研究人员一般具有较好的技术理论功底，因此掌握和运用军事理论研究的方法较为容易，只要思想重视，思维和观念进行适当调整，看问题的视角适当转变即可。对于技术研究人员来说，从纯技术领域的研究向军事理论研究领域拓展相对容易。反之，要求军事理论研究人员深入研究技术问题则有些困难。

运用军事理论研究方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转换研究视角

研究装备发展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着眼，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会产生不同认识。在研究中要善于转换研究视角，尤其要注重从指挥员和敌人的视角进行研究。

通常研究装备发展问题的视角有4个：

第一是设计师的视角，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视角，我们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这一视角看问题，这和技术研究人员受教育的过程密切相关。

第二是战斗员的视角，这是军人审视装备的视角，但目前我们缺乏这种视角。原因一是我们受教育的过程所致，二是难度大，很多知识需要自己补充。我们现在存在两种趋势，一是技术人员重技术而不研究作战，熟悉技术原理不熟悉技术在装备的应用，或虽熟悉装备的技术性能却不熟悉装备的作战过程；二是军事理论研究人员技术功底较差，难以深入掌握技术的应用。军方研究人员要深化装备需求研究一定要从作战高度看技术，从技术层面看作战。

第三是指挥员的视角，这也是军人审视装备的视角，作为指挥员，尤其是信息化作战条件下的指挥员，要学会从系统和体系层面看作战、看装备、看技术。

第四是敌人的视角，这是研究装备发展和使用问题的最高境界。将我们的研究结果放在敌人的视角看会是什么样，这是检验我们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最好方法。

目前我们最熟悉的角色是设计师。然而作为军队的科研人员，我们更应该从战斗员、指挥员和敌人的视角进行研究。

不同视角进行的研究会有不同看法，从设计师角度的研究是装备性能怎么实现，从战斗员角度的研究是装备作战怎么操作，从指挥员角度的研究是在作战训练怎么用、怎么融入体系，从敌人角度的研究则是怎么使你最难受，使你的装备发挥不出作用。

2．从作战角度出发

军方的研究一定要有从军方的特色，如果一个问题军方和工业部门都能做得很好，就不适于军方去进行研究。

军方是装备的使用方，装备是用来作战的，因此一定要从作战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从需求和使用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回答我要什么样的装备，我怎么使用这样的装备。

过去的研究过于技术化，静态技术参数对比，没有真正从作战角度进行研究。这也是工程技术院校的惯性所致，指挥学院缺技术支撑，技术院校缺作战观念。

由于我军的装备发展长期处于“跟随式”状态，基本借鉴别人的作战理论，缺乏自己的牵引装备发展的创新作战理论。我们装备发展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均源于此。

3．从牵引角度出发研究

我们的研究要从牵引角度进行，给工业部门明确提出我们要什么样的装备性能，为什么要。具体如何实现让工业部门回答，而不是为工业部门解决如何实现的问题。我们要让工业部门回答如何实现，而不是为工业部门解决技术问题。

作战需求是装备发展的牵引，也是军方发挥装备建设主导作用的重要体现。从一些新型装备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我们最缺乏的是装备研制的原始输入，缺乏对战争的透彻研究，我们的许多困惑均始自于原始输入的不合理、不科学、不全面、不确定。

4．从体系角度出发研究

体系的事只有军方能解决。我们现有装备的发展多数是基于独立作战、基于单项装备、基于既定条件研制的。

因此军事理论研究要从体系效能、效费比方面考虑，基于联合作战、基于装备体系、基于对抗条件。

5．作战和装备研究要与技术紧密结合

了解作战，熟悉装备是我们进行有效研究的基础，军方的长项就在于与作战和装备的密切结合，脱离了这两点，我们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在装备发展需求研究中，技术不融入作战没有出路，上不了层次；在现代作战环境中，战法不结合技术无法应用。战术与技术的有机融合，是研究装备发展需求的必由之路。要充分解决技术、装备、作战的结合问题，要熟悉装备，面向实际研究问题，要会“纸上谈兵”，要将技术研究与作战和装备紧密联系起来。

“没有算法就没有战法”（俄军），“没有技术就没有战术”（美军），而我们的理论研究由于缺乏技术支撑，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严重存在，导致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较低，难以形成像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对政府决策和军事部署那样的影响力。技术研究由于缺乏作战应用背景，难以推动新型和新质作战能力的形成。目前，我军虽装备了许多新型装备，但作战理念仍停留在机械化作战时代。

因此，军事理论研究一定要在坚实的技术基础上展开，否则其研究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对技术掌握程度较低、对装备的性能不十分熟悉是目前制约我们军事理论研究有效性的“瓶颈”之一。军事理论研究人员要对技术的发展趋势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良好的方向感，对新兴技术潜在的军事能力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对现有技术的能力范围和使用约束条件熟悉掌握。对技术的深刻把握是作战概念研究有效性的基本保障。

6．善于交流碰撞

军事理论研究是一项“头脑风暴”式的研究，经常会遇到认识不一致、认识不深刻、认识不到位的问题，这就需要充分地研讨、争论、辨识。

随着学科门类的增长，现代科技发展呈现从个体研究向群体研究的趋势。不同专业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会产生意外的效果，“墙内开花墙外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描述的都是这种现象，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火花。

创新思维需要民主的环境，需要自由讨论的风气，需要交流与合作，要善于听不同的观点，善于听完别人的观点，听别人把话说完。正所谓“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现代科研的特色体现在个体作坊式的研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科研的要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协同合作，团结就是力量，才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因此在研究中要善于同其他人合作和有效地、尊重知识产权地运用他人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