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萃】仇鹿鸣: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参观的话,一定会对其中展出的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拼镶砖画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这一题材的模印砖画在南朝高等级墓葬中曾多次发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模印砖画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证据。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是以隐逸或高士的形象为人们所认识的,为何富有四海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现这些高士的形象,有学者认为这类高士的形象代表了升仙的愿望。但无论如何,在帝陵中发现隐士总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皇帝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这透露出魏晋南北朝作为士族社会的一些重要信号。
张力:士族社会与魏晋风度
一般而言,学界把魏晋南北朝时代视为士族社会,东晋南朝尤为典型。何谓士族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典型的例子是南朝齐武帝宠信出身寒微的纪僧真,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说此事他说了不算,让纪僧真去拜见江斅、谢瀹。于是纪僧真受命去拜访当时的士族领袖江斅,刚刚坐定,江斅便命人“移吾床让客”,把他赶了出来,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
在当时社会,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得,则取决士大夫群体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士族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门第自高,甚至觉得联姻皇室也算不上是什么荣耀,所以唐文宗要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因此,中古士族社会相对而言,是一个阶层比较固化的时代。
提到魏晋风度,最容易让人想起的是嵇康的名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现在学者一般也将其定位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代表着对儒家名教罗网的冲决,竹林七贤这些人都被视为政治黑暗时代中的反抗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魏晋风度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将魏晋风度视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的看法,主要是受民国以降学者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则可能更多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两篇名文的影响。
宗白华的文章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鲁迅要给阮籍平反,敏锐地指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但也讲到“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谈及如果按照古人的观点,对于魏晋风度更多地是持负面评价,比如王夫之《读通鉴论》中便云“夏侯玄、何晏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晋”,类似的议论很多,实质上就是批评清谈误国。
将魏晋风度定位为破坏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现代学术的产物,我当然不是说古人的清谈误国论就更高明或更准确,但有两个背景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学术史的背景,“五四”的那批学者主体上是站在对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进行批判的立场上,因此发掘中国历史上反抗者的系谱,做一番翻案文章可以说是体现这种批判性的重要方面。另一个是历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即使我们认定魏晋风度及玄学兴起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但也要注意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士族社会的渐次形成,而文化上的新面貌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紧张的,为什么一个被称颂为思想解放的时代,转身却塑造出了阶层流动凝固的士族社会。
质疑名教社会风气的出现
魏晋风度的一大表现是质疑名教、不受礼法拘束。质疑名教风气的产生,大约可以追溯到汉末清议。清议是指在野的士大夫有感于宦官及外戚专权的乱象,批评政治,“品覈公卿,裁量执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种凌厉激昂的士风,最终招来党锢的打击,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及其家属做官,现在看来似乎不算是太重的惩罚,但需知被禁锢的党人往往出身地方大族,汉代通过察举制度劝诱地方大族子弟学习儒学,进而吸纳入官僚体系,党锢大大动摇这些地方精英对于汉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
于是到了汉末,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话题叫做“君父先后”论,所谓“君父先后”论挪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当你的女朋友和你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话题本身是开放式的,答案也不重要,但暗含的指向是当时士人开始意识到士人家族(父)与国家(君)之间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而在此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汉代察举最基本的名目就是“孝廉”,求忠臣于孝子之家,两者是同构的。从汉末开始,士大夫社会出现了先“家”后“国”的转变,可以说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之上是士族社会重要的特征之一,清人赵翼讲“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便是指此类现象。
汉末清议运动另一项重要的遗产是对“清”的推重,可以说“清”构成了此后士族塑造自我认同的重要符号,从清议、清谈到官分清浊。另一方面,汉末士人重清誉,但走到极端之后,难免会出现沽名钓誉之徒,当时就有“举孝廉,父别居”这样的谚语。这种现象当然也加剧人们对于名教的怀疑与反感。
第三个因素则是曹操重视法术,特别是求贤令中讲:“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直接挑战了传统取士重德行的观念,有学者认为求贤令的目的不在于求才,而在于破除旧道德,为代汉制造舆论,我觉得是可备一说的。
一方面,原来塑造汉代士人道德与行为规范的儒家名教思想受到动摇,另一方面,汉魏以降出现了世官的现象。众所周知,汉魏易代是通过“禅让”方式完成的,中国传统王朝易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革命”,即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前朝,汤武革命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则是禅让,模仿古代圣贤的遗意,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政权交替,当然这种“禅让”在巧取豪夺的背后,表面上要经过三让而受等一系列你推我让的仪式,所以曹丕篡汉后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禅让”与“革命”之间根本的不同在于,禅让并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因此汉魏禅让过程中,汉末的官僚阶层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到新朝,因此曹魏中期之后的官僚层中已充斥着贵戚子弟,加上之后魏晋嬗代也是通过禅让完成的,累世为官现象开始普遍出现,这也构成了士族社会成立的基础。
名士的另一面:二士争功的悲剧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下便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景元四年(263)伐蜀之役因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最后一个高潮。事实上,伐蜀之役是一场受内政因素驱动的战争,而非司马氏有澄清天下之志。甘露三年(258)二月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已经扫清了嬗代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因此到当年五月便有了“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动议,这意味着“禅让”连续剧的正式开场,这便是高贵乡公曹髦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原因。此时,这位性格刚烈的年轻皇帝,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率领亲随冲出宫去攻打司马昭,结果还没走到司马昭府邸便被刺杀。但曹髦的被弑给司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同时也揭破了“禅让”连续剧中“你情我愿”的面纱。在此之后的五年内,尽管屡有九锡之议,但司马昭一直未敢接受,魏晋易代的进程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在此背景下,司马氏被迫寻求建立不世之功,使魏晋嬗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而非蜀、魏两国的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实际上直至司马昭决心伐蜀前一年,姜维依然在骚扰曹魏边境。因此,当时曹魏在西线最有声望的将领邓艾反对伐蜀,直至司马昭派遣师纂说服之后,才勉强同意。于是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只不过受命率领偏师而已。
根据钟会的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挠姜维的行动,诸葛绪进占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归路,希望通过邓艾、诸葛绪的前后夹击,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使得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但是由于诸葛绪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地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
因此,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姜维依然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其实之前的胜利对于司马昭而言也已经足够,在前线捷报传来时,他便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同时也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钟会与邓艾两人出身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过一个故事,讲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他:“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因此与人接谈,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则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也不甘示弱,反击道:“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占据了上风,这种妙对便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则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他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钟会、邓艾两人争功一事上,尽管邓艾是完全冤屈而死,但一直没有得到平反,甚至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封赏。晋初,故吏段灼为他申冤:“以艾性刚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协同朋类,轻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邓艾所犯的雅俗,恐怕就是清谈这样的士人文化吧。
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与封闭性。实际上,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承袭自汉末清议的“清”的观念成为塑造这种认同的重要标准之一。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东晋门阀政治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渊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另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本文选自2017年3月26日《上海观察》报道的“东方讲坛·回首向来处——历史上的民众生活”系列讲座第一讲,根据演讲现场速记整理,经演讲者仇鹿鸣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