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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无止境,播音中国专访杨澜

记者:杨竣博 播音中国 2024-01-03


不知起于何时,“采编播一体化”这句精炼表述成为播音专业众人皆知的使命陈词。象牙塔里奉为培养圭臬,业界也以此延揽职员。当我们细品采编播的三字真经发现,采访这一前端居首的专业技艺,竟是不少播音专业学子的暗角和软肋。难怪白岩松受访时嗟叹,播音专业竟然迟迟不把采访课纳入教学体系。其实非也!新闻采访与写作、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电视访谈节目主持艺术这些专业课程,或是基础,或是核心,均是围绕采访展开。只是对于采访,播音系学子重视不够,以为那是记者主抓的事儿。



因此,当看到知名媒体人杨澜新近著述的《提问》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自然联想起播音专业学子提问之功的付之阙如。杨澜作为专业认知符号,出现在广播电视概论、名主持研究等课程。她是央视原《正大综艺》主持人,借此揽获首届金话筒奖。赴美深造回国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开创中国电视首档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后改为《杨澜访谈录》。她曾分别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陈述人,是唯一一位两次代表北京申奥的陈述人。她的一系列媒介形象,均是其主持人身份的赋能加持。



而如今,当她把个人30年遍访名流要员的对谈语料语篇、深藏经验拆解成一本扎实有料的《提问》一书时,我们能从三百余页18万多字的内容中读出其为采访提问、访谈对晤构筑起的深层机理和精深创见。

 

新作过眼顿感《提问》既有教材的详密完备,又有专著的体大思精,《提问》一书,如话家常的文辞,让人犹如置身采访现场,在资深教头的引领下,开启采访提问私教课。



当多数播音生只了解开放式提问和闭合式提问二重奏时,《提问》为我们铺展开全景话场的其调各殊:从提问前奏的案头功课,到提问初始的暖场预热,再至话轮之间8种提问场景应用,在杨澜这本著述中均能得到丰赡、切近地开掘。

 

篇构之妙,另创新猷。而之所以该书又有专著的样貌,皆因无处不在的学理征引。之于业界大咖的她来说,悉数放送自身知见并非难事,这样的写作亦如履平地。但在该书中,杨澜选择了颇费思量的寻绎之旅。将内在经验的书写糅合中外学界的述往考辩,两者合而为一,让这本著述远超习常屠龙之术的琐屑之谈。



三十年的访谈经验、上千位人物的对晤、上万次的提问体验,杨澜这本333页的《提问》之作,是其潜研提问的经年手记。对于亟待补足提问之功的播音生而言,着实是一次专业思维淬炼,让人深得提问三昧。在《提问》首发之际,杨澜老师接受播音中国专访,为我们纵谈出书始末和关联话题。



采访实录

播音中国:拜读《提问》书稿,让我想起学界曾出版的《提问:主持人必备之功》一书,不同于该书第三方视角出发,二手阅历来教导如何学会成功采访提问,您的这本专著是个人一手语料的解构,您认为本书的最大看点也是如此吗?


杨 澜:这本书是我在30年媒体生涯当中,采访了上千位各界领军人物,问过数万个问题的思考,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每次专访之前,我都平均阅读10万到20万字的资料。同时,书中也兼顾了新闻学和传播学方面的一些理论,除了我自己采访的案例,也收集了历史上和当今国内外知名记者和主持人的一些专访的经典案例。


就如你说的,一手语料的分享,更有自己真实的情感。我想这本书能够分享我所看到的提问之术,提问之道,更有提问之乐。我把这本书放在了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这个时代,提出了提问不仅仅是人类的一种认知和沟通的方法论,同时也代表着人类以好奇心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和态度。我认为这种探索和思考的部分,是机器无法取代的。所以提问没有止境,提问就是人的智力活动的一个核心地带,我问故我在。


播音中国:您的书名《提问》很精简浅易,这个书名出自哪种考量呢?


杨 澜:我觉得书名言简意赅比较好,不想过于花哨。同时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学习新闻、传播、媒体,也包括普罗大众,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所以书名也不适合用过于花哨的语言来包装。


播音中国:您在本书开篇就表示“好奇心”之于提问的重要性,但媒体一线不乏主播的例行公事般提问,没有思维花火,您会如何建言?


杨 澜:首先我无法就这个事情评论,因为的确有一些提问是在突发新闻的状态下,需要及时地按照编辑的思路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向公众及时地传递信息。这也是一种记者的常规性工作,不像人物专访一样有相对比较充足的时间,能够体现采访记者个人思考的风格和语言的风格。


那么对同行们我的一个提议就是,在日常工作或者是别人交付的工作之外,也可以主动地思考一下自己对什么样的人物或者是什么样的事件有兴趣,那只有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好奇和热爱,渴望和探索,才能够把一件事情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而且能够做得精彩,富有创造性,也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乐趣和成就感。


播音中国:您在书中坦言自己是“功课主义者”,信任但不完全依靠直觉和经验。那您在近乎千次的《杨澜访谈录》中,哪一次案头准备让您烧脑开悟呢?


杨 澜:其实每一次的案头准备都会给人带来一些新的启迪,如果说提问是一门手艺的话,它是不能只靠小聪明,不能只靠直觉和经验的,而是要以对事实更加充分的掌握作为提问的基础。一位好莱坞的编剧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认真踏实的工作,而只是凭灵感的话,那么就像一个引擎只有发动机,没有燃油一样,可能只会突突突地冒火,但是却不能够持续提供动能。


一些资深的带有学术背景的人物采访案头工作比较会让我烧脑,因为必须要去研究他们的学术专著。有些人可能说,那你读了这一本专著也不见得能够问出一个有效的问题。那么我的理解是,当你读了这些专著的时候,你对这个人物的思想脉络会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如果它能够让你少问一个愚蠢的问题,就达到了阅读的目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基辛格博士,他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外交家,那么做他的采访就需要特别大的阅读量。


还有一些我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比如金融领域,在采访美国的前财长亨利·保尔森,采访金融大鳄索罗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的时候,他们有非常丰厚的学术著作,要去了解这些专业比较深入的内容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做《探寻人工智能》两季纪录片的时候,对于像麦肯锡等这些人工智能先驱的学术著作,啃起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有时候想想也暗自发笑,这些书看过之后,其实过个一两年也就不记得多少了。但是我觉得爱因斯坦说得好,他说教育就是让你把这个书本上的东西忘掉之后,还能够剩下来的东西。我觉得剩下来的就是一种不断好奇、探索和提问的勇气,以及不断地去了解新知的一种好奇心。


播音中国:看到您书中所提的“现实场景”,联系今年疫情在无法抵达风暴眼的情况下,不少记者选择电话采访等折中办法,亦写出了优秀的疫区故事。如果是您前往武汉,会选择采访怎样的新闻人物和现实场景?


杨 澜:如果我前往武汉,我会选择不同层次的新闻人物来了解他们是如何决策和选择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疫情和灾难面前,问题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我觉得那些勇于担当的人,他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必须要去做出选择,而且是要承担责任的人。所以我会在现实的场景中去描绘他们决策的环境,他们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结果,以及他们内心的经历和感悟,无论是在一位医生决定如何拯救病人,或者先拯救哪一位病人。或是一位护士长,TA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即使是冒着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的危险,去拯救一个濒危的病人。或者TA可能是一位政府的官员,TA必须要做出封城的决定。或者TA可能是一位社区管理者,必须要在亲情和责任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会把艰难的选择作为一个核心,来构建起一个立体的人物采访的现实场景。


播音中国:有媒体称,《正大综艺》时代的杨澜更多时候还是一个报幕员的角色,留给她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您认为载入广播电视史的《正大综艺》之于您有何特殊意义呢?


杨 澜:其实我不太同意说《正大综艺》时期我是一个报幕员的角色这种说法,因为如果回到当时的时代,正大综艺节目是第一个允许主持人自己写稿的。而实际上,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主持词是我和姜昆老师,还有赵忠祥老师,我们自己来撰写的,更何况还有大量的嘉宾的即兴对答、互动,都是在现场无法事先写稿的。所以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


也是因为有赖于姜昆老师和赵忠祥老师两位在传播界和文艺界的地位,当时的导演们很尊重主持人的创造空间,也使得我能够跟着两位老师学习到不少东西。所以在那之后,无论节目组会做怎样的资料准备,我都会坚持最后自己来写采访提纲,这样才有自己的思维,才能够保证思维逻辑的清晰以及语言的自然流畅和个性化。


我认为《正大综艺》在1990年代的最初,实际上是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虽然是用综艺的形式,实际上还是把很多的知识和信息带到了。当时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实让人们在打开眼界的时候也打开了思路,人们开始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美国人的厨房那么大,有油烟该怎么办?再比如海岛上的居民生活这么简单,他们难道不希望都能够拥有一辆汽车吗?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在打开眼界的时候,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孩子未来的教育,对于我们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提问的开始,就是思考和行动的开始。我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思想被解放,人们能够主动去探索和实践,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的过程也为社会带来持续的动力。


播音中国:央视刚刚收官的《主持人大赛》,您有关注吗?如何评价这些荧屏新秀的表现呢?


杨 澜:《主持人大赛》我看了一部分,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主持新秀,无论是在个人的综合素质,还是语言的表达能力,包括思维的敏捷程度上,整体上都非常亮眼。我希望他们在入行之后能够有适合他们的栏目让他们发挥。所以现在回头想,当年《正大综艺》对于大学刚毕业的我,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和机会。因为有的时候,当一个具有一定综合素质的年轻人,如果被放在一个播报员的位置上,或者是放到一个对主持人的发挥有很大局限性的节目当中的话,TA的才能也不会很快被激发出来,TA的经验也不能够在不断试错中迅速积累,实现成长。


播音中国:现今视听媒体,非科班出身的主持人频现,作为英语专业背景的第一代双语主持人,您怎么看待当下的主持人生态?现今的主持、主播和您那会儿黄金期的主持人有何不同呢?


杨 澜:在我成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之后,其实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主持人招募渠道,会从非新闻传播专业人员里选拔,从学习外语的专业里招募,像许戈辉、陈鲁豫、水均益、陈伟鸿等等,他们都是学外语出身的。学外语出身的主持人会有一个好处,就是TA对语言会相对比较敏感,TA对倾听、表达和诠释都受过一些很好的训练,同时在背景资料的阅读方面会涉猎地更加广泛。


所以今天的主持人其实根本不用是播音主持专业的,而如果TA能够有一定的其他的专业背景,比如财经、体育、商业,反而会在相关的主持领域中,能够发挥半个评论员或者是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主持人的作用。当然全国每年还有数万从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学生,但现在传统的电视台是否有这么多角色能够给到他们是个问题。所以如何适应这个网络生态的生存,更具有自己的个性化的主持风格,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人们总觉得做播音主持实际上是嘴皮子要好,其实我恰恰觉得考验的是头脑,而不仅仅是嘴皮子。


播音中国:白岩松老师去年(2019年)曾在广州一次主持传播专业论坛上直言,中国有的新闻系是不教采访课的,一个不教采访课的新闻系怎么能叫新闻系?而播音系这个问题更为普遍,以至于进入一线,年轻主播和被访者不乏尬聊窘态。您觉得专业学生和新生代主持人应该如何学会破解这一困局?


杨 澜:我不太了解国内的新闻系课程,按我的理解,采访课是新闻系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之一,而在播音和主持系,是不是由于过多地强调了语言方面的能力,而对于新闻采访方面的训练是不足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播音主持专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真正到做采访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尴尬。


因为他们可能以为只是把记者或者编辑事先准备好的提问稿,用合适的语速问出来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它是关于你思考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最后一道问的过程。所以提问之道实际上是在提问之外的,有时候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因为无知才会去提问,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了一定的认知,有了一定的观点以后才会产生更加深入的问题,而这样的采访才能够给观众带来更有价值的信息,也才能够更逼近事实的真相。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播音主持专业,还是新闻系的学生,都应该学一下采访课,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职业训练。


另外我觉得提问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一个故事如何架构是有它的章法的。第二就是,提问是一门手艺,必须经过不断的训练,甚至上万小时的训练,你才能够运用自如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提出自己的问题。第三,提问也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美感的,也是一门艺术,所以什么时候怎么问,对象是怎样的,你们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你的问题是如何架构的?是正着问,反着问,假设性地问,隐喻性地问,对比式地问,引用式地问,有各种各样提问的方式可以供你来选择。所以我想说,提问就是讲故事的过程,是一门手艺,也是一门艺术。


播音中国:节目主持人、媒体人、传媒企业家……您身上有着众多的脸谱标签,现阶段您的重心是哪一个呢?


杨 澜:其实我很早就成为斜杠青年了。现阶段我的重心,一个是《杨澜访谈录》人物专访的回归,因为在过去几年,这个节目主要是以《探寻人工智能》这样一种纪录片访谈的形式来体现的,那么在2020年,深度人物专访形式会重新在网络和电视上和大家见面。


此外,现在是媒体和教育,还有资讯融合的一个时代,我正在致力打造的天下女人的女性学习平台,包括针对女性商业精英的天下女人研究院和针对都市白领的天下女人研习社。在天下女人研习社,有由我主讲的的沟通力训练营,也有许多专业讲师的课程,用陪伴式的方式帮助女性,从知道到做到,成为想要的自己。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下,购买《提问》这本书,扫书签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获得由我主讲的视频课程《提问的秘密》,希望对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的人都能带来帮助。


播音中国:您的新著《提问》契合眼下播音专业的记者型主持人培养路径,如果请您推荐中外名记者您会想到谁呢?为什么让您赞赏?


杨 澜:我觉得国内外都有很多非常不错的记者。比如赵忠祥老师,是第一位作为中国记者在白宫采访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这也是开风气之先。另外王志,白岩松,柴静,张泉灵,陈伟鸿,鲁健,他们都有过非常精彩的专访,还有鲁豫在做人物专访方面也非常优秀的。


外国的记者我会比较推崇第一代的电视主播,像沃尔特·克朗凯特,他的那种客观求实的精神,深入浅出的认知和沟通的方式是划时代的,也树立了行业的一个标杆。


当然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更看重主持人的个人观点,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博取眼球,有人不惜做得比较极端,在这种时候其实也让我们怀念过去那种比较稳重,客观,冷静陈述事实,让观众去做出价值判断的记者型主持人。但是我觉得在未来这个时代是相当多元的,有的时候也是物极必反,当人们被过于喧嚣的舆论,弄得头晕眼花的时候,更需要一些他们信任的,值得倚重的新闻来源。所以我认为,这种客观和稳健的和采访和主持风格,也依然会有自己的受众和市场的。其实今天的主持人和记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性格和语言风格,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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