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香港特首梁振英：有信心，往前走，总会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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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取措施，增加供应，减少一些不必的需求，总会得罪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政纲里面，我除了说这个“稳中求变”之外，还用了另外四个字，就是“行之正道。”
2011年11月27日，梁振英以“行之正道，稳中求变”的竞选政纲和治港理念宣布参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五年时间过去了，当选后的梁振英兑现了多少竞选政纲？本届政府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香港又应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近日，梁振英在行政长官办公室接受了新华电视专访，香港传真（微信号：cnchktv）独家刊发文字版问答全文。
问（新华电视记者 邹陈东）：我手上的这份竞选政纲您应该很熟悉。五年前，您就是用这一份政纲来参选的第四届行政长官，时间过得很快，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这本政纲提出的这些目标，实现了多少？
梁振英：实现的情况不错。当年我竞选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政纲不仅是竞选的政纲，也是执政的政纲。也就是说，要是我当选的话，我就按照这个政纲里面给大家承诺，一个一个把它实现。
基本上在政纲里面有的，都全部落实了。有两三个也算是长期积压的一些大的老大难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社会上征询大家意见。标准工时，包括退休保障等等。这些也是属于香港的一些劳资关系的问题、长远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也把它们落实好。
经济发展不起来，全社会包括政府、香港市民或者是企业家，都不可能改善民生。所以发展经济还是前提。发展经济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扩大、深化传统产业；另外一方面是培育新的产业。包括我们去年提出的一个“再工业化”。我们现在有条件发展新的高产值的工业。
为什么说发展经济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从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2015至2016年这个财政年度，就是2015年4月1日到2016年3月31日这个财政年度，特区政府的利得税收益是历来最高的（1400亿港元）。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大大小小企业可能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环境底下，它经营也很吃力。但是一年下来，赚到的钱，整个社会来说，企业的利润，它是历年来最高的。
2016年第二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增长1.7%。2016年首5个月基本通胀率为2.6%，通胀温和。
劳工市场整体上大致稳定，截至2016年10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均连续七个期间维持不变，分别为3.4%和1.4%。总就业人数及劳动人口按年续见温和增长。
市民收入方面得到持续实质改善。收入最低三个十等分全职雇员的平均就业收入在2016年2至4月按年增长5%-6%，扣除通胀后有2%-3%的实质升幅。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的“2016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连续22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而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也重登榜首。
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本届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并将房屋、扶贫、安老、环保定为四大施政主轴。
梁振英：第一个要解决住房问题。房价高、租金贵。
这个方面我们增加供应。现在潜在的私人房子的供应量，也就是说未来三年到四年，先后落成的，有九万三千套。每一个季度我们公布这个数字。这个九万三千套，是比我四年前上任的时候增加了46%。应该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增加土地供应，房子供应增加了，应该说是做出了一点成绩。
虽然供应增加，但是有些需求我们觉得应该可以要管控一下的。就包括从香港以外来的需求，包括内地朋友来香港买房子、炒卖需求、投资需求这三方面，我们采取措施，也就是说要交税，交一部分比较重的税。
所以一方面增加供应，另一方面我们就管理甚至排除投资投机外来的需求。所以房价我们基本上控制住。但是对很多居民来说，房价房租还是太高。这些问题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梁振英：这一届政府破天荒的订立了一个官方的贫穷线。概念是全香港所有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在这条线底下，就算是贫穷户。所以我们采纳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概念。
这条线公布了之后，用来检查，也让大伙来监督政府在扶贫方面的工作，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政策介入，就是扶贫政策介入之前、之后的一个效果。
而对于贫穷线以下的居民，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予以协助，织造“安全网”，让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梁振英指出，香港现在已迈向老年社会，2018年开始，香港会首次出现劳动力下降的趋势，政府会进一步研究退休保障制度，今年施政报告中也提出将投入2000亿港元改善医疗设施，继续新建医院，并对多所医院展开重建和扩建工程。
环境保护方面，梁振英介绍，本届政府双管齐下重点做好降低空气污染、改善海港水质。
梁振英：我上任之后宣布，我们要淘汰八万四千台欧盟四期以前的这个商业用柴油车。过去四年，这八万四千台里面我们已经淘汰了将近五万台。
梁振英：所以过去一年，蓝天的天数我们都在统计，比过去多了。香港这个城市，我们解决了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就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个地方都有。
梁振英：我们现在工作要是有一些成果，也应该说是在前面三届政府他们努力的基础上，我们就做出来了一点点成果。我们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不管是作为特首司长局长，或者是秘书长署长等等。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必须对社会有承担。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房价的问题，我们采取措施，增加供应，减少一些不必的需求，总会得罪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在政纲里面，我除了说这个“稳中求变”之外，我还用了另外四个字，就是“行之正道”。这句话其实我是用了觉光法师的话，他说，“为大众做事，总会有人说你，不要害怕，行之正道便好”。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不管我们做什么决策，都总会有人不满意，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岗位上，做这样的事情。
特首是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第一责任人
特首应团结所有议员执行基本法
梁振英：自从基本法在1990年人大颁布之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经不仅是一个概念了，已经形成法律了。而且很具体地在基本法第160条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一国两制”的落实其实就是基本法第160条的落实。
过去二十年，基本法的落实情况是好的，香港这个地方是法治社会，基本法既是全国的法律也是香港的法律，所以香港各方面包括特区政府，包括香港市民、整个社会都必须遵守基本法，把基本法落实好。
但是基本法毕竟是法律，有些法律概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理解，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做基本法的宣传、说明、教育工作，我也必须抓紧去做。
梁振英：包括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钞票的问题。一个国家有两种钞票，香港用港币，内地用人民币，两种不同币种、不同币值、不同发行制度它是并存的。这个我们现在觉得很简单，但是1997年前，有香港有外国的知名经济学家说我不管你一个国家多少种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种货币并存。
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现在每个人口袋里都有港币，证明了港币和人民币是可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并存的。我们通过落实基本法，证明了“一国两制”是有创造性，有原创性，而且是完全可以实行的。
梁振英：这两个是核心的考虑因素。因为“一国两制”是史无前例的，是世界上独有的，除了澳门，所以我们不能把外面的政治体制，不能把外面的行政与立法关系随便套在香港上面。香港有自己的政治体制设计。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实施基本法里面规定的行政立法关系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因为香港政治体制现在已经不是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落实法律规定，基本法规定的问题了，确实香港实施的行政主导的这种体制。
这个行政主导有两个方面，一个通过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当选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任命行政长官，来授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力，而这个高度自治权力是高于外面一般的地方政府。
不管中国内地也好，外国也好，地方政府有了权力，额外授权是来自中央政府，当然有本地选民的授权也有中央的授权，使得香港这个地方通过行政长官的任命得到高度自治，因此，这个行政长官他既向香港社会负责，也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这也是香港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行政长官获委任之后，他提名主要官员，中央任命这些主要官员。
但是立法会议员选举产生，选举产生了，就是他这个合法选举出来，他满足基本法各种要求，他不必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也体现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行政长官、主要官员是中央任命的，立法会并不是中央任命的。
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基本法法案，法例草案，都是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提出的，立法会的议员本身没有提出法例草案这个权力，除非有关的法例是与社会政策或者不牵涉财政的，与社会政策无关，不牵涉财政的，这也体现了行政与立法不同的权力的一个方面。
梁振英：有了新一届立法会之后，我们继续抓紧去做，我们要团结70个议员，起点就是团结好这40个建制派议员，但并不是说我们团结了40个建制派，30个非建制派我们不管他。
应该说我们必须有个起点，有个基础，现在看来，还比较团结，而且跟政府和我的工作关系比上一届有进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行政立法关系在这一届立法会产生之后的一个新的契机。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
绝不允许政治体制里出现“港独”
梁振英：“港独”和其他分裂国家的主张是极少数人的主张，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姑息，包括在学校里面也不能说讨论或者发表“港独”言论是属于香港应该有的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我们全社会都要重视，不能姑息。
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是高度自治，在基本法的各章各节，都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权力。所以我们过去也经常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有的是高度自治，并不是完全自治，同时我们高度自治并不是一般概念上模糊的、含糊的高度自治，而是要按照基本法一章一节一款的高度自治。
梁振英：整个政治体制里面，“港独”分子都不能出现。公务员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表态，我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公务员在政治上应该中立的，尤其是某些部门的公务人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不含糊。其实“港独”分子就是在民间，也必须按照法律把它处置好。
“一国两制”具强大生命力
配合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
梁振英：去年， 中央领导人向我提出要求，说香港未来的发展，必须考虑八个字——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我觉得这八个字，非常切合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且画龙点睛的是最后一个字，“长”这个字。“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并不是“国家所需，香港所有”，要是“香港所有”的话，那香港这个地方太小了，把所有香港有的都贡献给国家，这个力量还是很有限。
“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个“长”不仅是把有的给国家，我们没有的就到外面去找，或者我们一起走出去。最近在做这八个字的工作，确实发现，很切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能让香港发挥优势，也是不断地体现“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在国家发展，在整个世界再不断地发展的过程中，香港能够继续维持她在我们国家发展当中的功能。
梁振英：“超级联系人”一般就会想香港传统上的优势，就包括金融，贸易的管道，这些是传统的，现在我们也已经试着做，也有了初步的成效的，是做一些非传统的领域，就包括创新和科技。
卡罗琳医学院是一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选了香港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在波士顿总部以外的第一个创新中心，这个也是看好了香港的联系作用。所以香港这个作用，不仅作用在传统领域，金融贸易可以发挥作用，科研、创新、文化、艺术、教育，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联系人，也是发挥独特的“一国两制”优势，可以促进香港本地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全国做一点贡献。
梁振英：香港社会是属于不同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个城市，与内地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错位发展。举个例子，广东一带包括深圳的货柜码头发展的很好很快，相比起来，香港货柜的吞吐量停滞不前，但同时“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都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那应该怎么理解？
我们香港航运业的未来，不仅在于香港的货柜码头的发展，我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也提出了，我们要搞高端的高增值的航运服务业，就是为了支撑这个货柜码头，航运业的一些服务，包括船舶的买卖和租赁、融资、保险、登记、管理、相关的法律服务，包括合同的起草，争议争端的解决服务。
香港是一个航运中心，但是比起伦敦这个航运中心，我们目前来说主要还是做码头的业务，伦敦没有大的货柜码头，但是人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航运中心，他做什么？就做我刚才说的一大堆的航运服务业。
香港，由于我们的国际环境、语言环境、法制环境，还有金融环境，比起内地的城市，我们有发展航运服务业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错位发展了，不是光看香港的码头和广东的码头的竞争关系，而是香港发展高端的航运服务业，我们就可以支持广东的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问：我们通过做《香港特区政府这几年》回顾，真正觉得本届特区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维护“一国两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我想特首您在您的本届任期将满的时候，您觉得您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还需要有什么想要讲的？
梁振英：要感谢中央政府，感谢内地的兄弟省市，还有内地的同胞，香港居民在过去四年当中给我和特区政府的同事们在工作上的支持和配合，香港要处理一些过去一段时间积压下来的问题，不容易。
但是我们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地去做，四年下来有的体会是很清楚的，就是不断地往前走，我们就会取得一定的进展，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信心，对香港对自己有信心，我们继续坚持下去把这个工作完成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