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当年电影在香港也被当成斗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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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对香港电影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可用这样一个浅易的道理来说明：没有冷战便没有邵氏，没有邵氏便没有TVB（无线电视），没有TVB便没有新浪潮电影，没有新浪潮电影便没有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风光。——《冷战与香港电影》导论
原文标题：精通小宝神功的香港电影人
作者：沈旭晖国际学术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很大程度上，冷战是意识形态之争。冷战期间的亚洲，国民党与共产党隔海对峙，而当时处于两大阵营间、有英国殖民地特殊身分的香港，自然成为两党的“思想战场”。
这次介绍的《冷战与香港电影》，从冷战期间收渔人之利、蓬勃发展的香港电影业切入，讨论当时国、共两党如何通过电影这个文化工业进行暗战。本书由香港电影资料馆出版，收录了不同范畴学者的研究作品，透过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讨论香港电影与冷战的关系。
电影是香港文化的重要一环。可以说，冷战之中的香港电影史，是从世界视野重写香港历史的一个重要进路。
从电检制度看港英政府对华立场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有不同研究角度，例如有的文章从影评入手，探讨影评里的政治──左派电影人以评论推广左翼电影，右派影评人则为香港引进西方现代电影思潮。也有文章从港英政府设立的电检制度，分析当时殖民地政府的电影政治审查政策，从而梳理港英政府的对华立场。
50年代的香港荃湾戏院
195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严格审查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影，且会禁止电影之中出现政党领导人、政治集会、国旗等元素──不论是中国（大陆）抑或台湾的政治符号，在港一律被禁。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西方电影，只要题材与反殖有关，也会被禁。
不过，自1960、1970年代起，殖民地政府开始改变态度。当时港英政府发现，左派电影在港影响力其实有限，加上1967年发生左派暴动（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和香港五月风暴，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之后，港英政府不想进一步刺激左派，于是殖民地政府的策略，从打压中国大陆电影，转而禁播有机会“惹怒中国”的电影，例如刻画中国文化大革命黑暗面的电影、荷里活（好莱坞）制作以反共为题的电影，都被禁播。
（《红色娘子军》电影海报）
电影界的国共对峙：“长凤新”对“自由总会”
当时香港有3间主要的左派电影公司，分别是长城、凤凰与新联，通常被合称为“长凤新”。这些电影公司在香港扮演中共面向世界的窗口角色。左派电影人卢敦曾说：
“解放后，中国被全世界帝国包围，唯一缺口就是香港，所以要在香港搞电影，用这个渠道将要说的话说出来。”
至于台湾，为了争取香港电影界与电影人支持国民党政权，以及对中国（大陆）进行“反统战”工作，台湾成立了被称为“自由总会”的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假若香港制作的电影要到台湾上映，或片商要到台湾拍电影，不只是片商，就连导演、编剧、演员，甚至摄影师等所有有份制作电影的人，都必须先加入自由总会，否则电影将不能通过审查。
自由总会为进行“反统战”，不断策反左翼影人投身右翼阵营，且亦非常支持香港影业，不过条件是，总会会要求香港电影人明确反共。
由于1960年代起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电影无法进入，电影人因而需要看重台湾市场。假如有艺人到中国（大陆）参演，但又同时希望保住到台湾发展的机会，他们必须向自由总会递交悔过书，以表明北上并非自愿、重申其“反共爱国”立场。
既非左、亦非右的中间派电影人
正如上文所言，“没有冷战便没有邵氏，没有邵氏就......”邵逸夫自然是香港电影界的其中一位灵魂人物。邵逸夫创立的邵氏电影公司，是自由总会的成员，但不能简单将之归类为右翼电影公司，原因是当年邵氏与左翼势力也有紧密连系与合作。
邵逸夫
上文提及的“长凤新”中的长城电影，有不少作品卖给邵氏发行，因为邵氏除台港电影制作外，它在南洋亦拥有众多电影院线，令邵氏与左派电影公司之间能有互利关系：左派电影公司提供固定片源；院线令左派电影公司得以面向世界。
此外，邵逸夫本人，其实也是最早与中共建立关系的香港电影界人物。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无线电视首次在中国（内地）拍摄《欢乐今宵》特辑，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言，无线电视有派副总经理接触新华社宣传部，邀请该部部长参观无线电视台，也因此，新华社曾多次协助邵逸夫访问中国（内地）。
不过，对于无线与中共的关系，台湾方面并无太大反应。事实上，影人从左派投向右派，或从右靠左，再重回右派，其实只需要一纸悔过书以表明“反共爱国”立场，故此当时曾有台湾评论人批评：
“加入自由总会的，虽左派也变成右派，而加入了自由总会的右派，也可以随时变了左派，这个会真的名副其实自由。”
小宝神功传人：邵逸夫与李光耀
近代香港电影史，实际上是香港社会发展的缩影。一方面，港英政府的电检政策，符合了其一贯殖民地管治方针──禁止任何有机会引发叛乱和影响香港意识形态的电影，目的是为保香港中立立场、防止香港卷入国共政治争斗，同时借令香港变得“去历史化、非政治化及商业化”、“遏止被殖民者的历史觉醒和政治参与”。
早年的香港
另一方面，可以说，邵逸夫是当年香港成功故事的一个缩影。在政治敏感的冷战期间，邵逸夫仍能如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在左右之间的夹缝游刃，建构自己的王国、游戏乃至香港的国际软实力。论及韦小宝与香港故事的关系，沈旭晖曾在今年受访时说：
“香港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这就是《鹿鼎记》最后的道理：武侠世界搞了那么久，什么武林高手，搞了一大轮也改变不到世界，只有一个韦小宝，不学无术，却时时在复杂的势力中得以游走，武功再高的人也未必有他的能耐。其实韦小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套制度。如果把这个制度放在当今的社会，很好，不然就算选一个东方不败做特首也无法治理香港。”
李光耀
令人感慨的是，当下很多港人眼中的成功管治楷模新加坡，一路走来，其实也是靠小宝神功。沈旭晖在另一篇文章写道：
“正如韦小宝在每个势力内部都有结拜兄弟一类支持，李光耀也很刻意结交不同阵营的贵人，在美英两岸之间游走之余，更有意料之外的强援以色列。当时李光耀留意到以色列军队在中东战争战绩辉煌，就邀请以色列军人乔装成墨西哥人，秘密培训新加坡军队，并以台湾为训练基地，而瞒过对以色列敌意甚深的众多伊斯兰邻国，和韦小宝借助明朝公主、神龙教高手等保护在清军的自己，如出一辙。李光耀一手促成两岸汪辜会谈，韦小宝也成为中俄两国共同信任的中间人，这些不但是难以复制的社会资本，更是独一无二的软实力。”
现在很多人认为，星港在分道扬镳，差异之一，大概就是时移势易，香港的小宝神功正在消散。
抽离一点看，其实冷战时期，美苏的敌我关系也不如一般人想像中强烈。研究世界体系的学者Immanuel Wallerstein在文集《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的导论说：
对东欧来说，苏联实际上是附属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力量。
抱持二分对立世界观，对阅读世情终究帮助不大。
文章发布于：香港01
发布日期：2016年11月27日
本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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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传真整理自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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