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掉北京500万的房产，在老家生活的这两年…
作者：财四爷，来源：财经大字报（caijingdzb）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把北上广深的房产卖了，拿着数百万巨款，再去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农村买个房子，做一个世外之人，潇洒、悠然地度过余生。
然而，绝大数人对此只是想想，并不敢真正付诸于行动。但，我是个例外，因为我是个有魄力的人。
01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多年，并有幸拿到了北京的户口。2005年，看到有朋友开始买房，于是我也鬼使神差地在北京西南三环买了一套商品房。
当时房价是4000多一平米，我买了一套116平米的3居，房价高达40多万。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因为我的工资也不过4000元。但我说过，我是个有魄力的人。
拿着家里的资助和自己多年攒下的几万块钱，首付了15万，贷款25万，10年期，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买下来了。
于是，5年后，我还清了房贷。10年后的2016年初，我以495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
至于卖房的原因，一是当时工作上的不如意；二是家里年迈的老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三是老家亲戚朋友的各种劝说；而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判断，北京房价已到顶，随时可能跌。于是，我以惊人的魄力把它卖了，同时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
手握500万巨款，像打完胜仗的将军一样凯旋，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一个十八线农村。
于是，花了30多万，迅速把自家的破房推倒，重盖了一个三层小洋楼，给父母住。自己又花了40多万，在市中心里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三居。加上装修、买车，以及“借”给亲戚朋友、父母兄弟姐妹的赞助费，手里还剩个300来万，分别存了定期、余额宝，还买了理财和保险，坐收利息。
就这样，我梦想中的赛神仙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02
帮老人治好病，参加各种朋友聚会、各种胡吃海塞，还去视察了一下别的国家，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真的很快乐，毫无压力。
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2016年底的时候，我卖出的房子已经涨到了870万，涨了近400万。
这开始让我有了些许的不爽。
伴随着心态的改变，我也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多了几分厌倦。
北京的朋友圈逐渐消失了，身边的朋友虽然多了，但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我似乎融入不了这种天天打麻将、说话跟吵架一样、一下雨就满脚泥泞、一进村充满各种肥料气息的生活。
不对啊！这，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神仙生活。
去镇上最大的超市买点东西，发现无论什么都比北京贵。一瓶2L的大可乐，一般都在8-9块钱，而北京我记得也就5块多一瓶，贵的时候不过6块钱。
然而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贵也就算了，但买到的东西一不留神就是山寨货。比如“OO糖”、“漂柔洗发水”、“美地电风扇”，还有“旺好牛奶”。
想去上班，才发现这里根本找不到适合我的企业，甚至这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行业。
03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份跟互联网沾边的工作，进了公司做了几天才知道，竟然让我做网管。我一个高级架构工程师，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就算了，还要做网管，还要修电脑？
我们这里市区最繁华的地方，也就相当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甚至还不如。
想约朋友去咖啡厅坐坐，抱歉，没有！想去吃个海底捞、绿茶、呷哺呷哺？没有。就连想去吃一次垃圾食品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个倒是有，只不过名字是二合一的“麦肯基”。
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的外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各种不适应的窘态吗？
就这样混混沌沌的，虽然身揣300万巨款，虽然利息都足够我们一家人的疯狂花销，然而，我却觉得自己废了。我看不到未来，我的未来也许就是这样——拿着钱，等死。
一个人的精神垮了，万事都变得不顺。
老人的病情再一次加重，治疗、抢救先后花了几十万，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后事之后，我再一次以我的魄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杀回北京。
04
北京这个城市，让无数人痛并快乐着。
三分之一的工资交给了房东，紧张的工作压得人透不过气，从地铁上小跑着的人群可以感受到这里生活节奏的快速。但是，说起在北京工作，相信大多数人的心里还是带着几份自豪的。
这里有着全国最高的工资，有着数不清的工作机会，有着最好的商业、医疗、教育资源，有着我的那一群狐朋狗友。
再次回到北京，回到了我之前住过的小区，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一切虽然都是那么熟悉，但我的家已经不属于我，我再也回不去了。
这时，与我当初相同户型的房价已经是900多万了，我要感谢317新政、感谢限购政策，要不是317，现在房价一定过千万。
然而这900万，相对于我兜里的300万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由于之前在北京有过贷款记录，现在我再购房只能算是二套，首付要60%。对，是540万，还差200多万的缺口。
我实在不想租房，而且有了之前的经历，我已认定，我的后半生一定会在北京度过。
05
于是，我七拼八凑到了350万，付了首付，在同小区又买了一套近600万的小两居，70多平米。
3个月后，我终于搬进了新家，虽然比之前小了些，但是我觉得很踏实，也很满足。
很幸运，我两年前离开的那家公司，经同事推荐，又一次收留了我。
我的工作回来了，我的朋友圈回来了，我的生活也回来了，我的呷哺呷哺、我的绿茶、我的麦当劳肯德基，我终于又恢复了两年前的生活。
现在，就连老板冲我发脾气臭骂我时的样子，我都觉得是那么的帅。
如今，我的最大梦想就是——努力工作，争取在我退休之前，把房子换回同小区116平米的三居。
三四线城市的老百姓为何要抢购房子？
杨志锦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凤凰财经
各界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不断增加。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风险有所积聚，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今年4月25日，中央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这都显示，中央对于防控金融风险高度重视。
“一行三会”迅速采取措施，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例如，开始对资管业务整体监管框架进行统一设计，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银监会对“三套利”进行专项整治，证监会要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从事让渡管理责任的所谓“通道业务”，保监会为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划出“底线”等等。不少人慨叹，今年的金融监管力度超乎想象，而且有继续强化的趋势。
就金融风险及金融监管相关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煜辉。刘煜辉认为，现在连三四线城市都没有不涨的，居民在抢购商品房。这实质上反映了居民对经济体货币含金量的变化——情绪上的奔溃和失控的状态。
《21世纪》：如何评估当前的金融风险？哪些风险最为突出？今年会处置哪些风险点？
刘煜辉： 现在市场上讨论比较多的是资产荒为何演变成负债荒，这都是表象。现在连国有大型银行都短缺负债，更不要说股份行和中小银行，他们都面临着流动性缺口，而且是硬缺口。
这么些年，我作为研究者很幸运看到了从“金融压抑”走向“金融自由化”的浓缩过程。之前是资产驱动负债，负债跟打了鸡血一样。资产荒的实质是加杠杆争夺保护越来越少的利差，什么大资管拼的都是募资能力（逆向选择），负债成本越做越高。今天资产端在MPA、三套利监管政策下越来越冷冻。负债是被放了与央妈套利的鸡血。但冰冻资产，有的以前就是僵尸，是因为套利才苟活至今，求生的本能又向负债转嫁而来，一个个从棺材板子底下往外爬，爬到了融资市场，形成的多是流动性的硬缺口。负债荒，有什么比得过求生的本能？
简单来讲，现在市场已经非常缺钱，也缺流动性。而这并不是监管层用力去杠杆的结果。郭主席只是举起手术刀，肚皮都还没有拉开呢？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市场已经风声鹤唳了。现在郭主席要接这个盖子。这个盖子要揭开，底下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金融自由化发展到现在已经四到五年了，这其中有多少嵌套、多少表外，多少表表外，以及多少委外、多少灰色的抽屉协议，谁都不清楚。
现在银行业资产230多万亿，和14年相比增长了近80万亿。这个资产规模还只是银行表内的情况，没有计入表外的扩张。如果表内、表外的资产加起来，将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
去年8月前，金融市场的一端是越聚越多的各种套利资本和交易结构，央行处在另一端，形成的局面就是市场上所有的交易者都把央行作为对赌方。8月以后，央行抬升市场利率。去年12月债市六个交易周把过去两年半的涨幅完全跌掉，和中央银行对赌的套利头寸受到了极大的挫伤甚至损失惨重。但现在看，对赌的心理还挺顽固。
另一个金融风险是汇率潜在的贬值压力。从资产价格的角度来讲，人民币的含金量下降。现在连三四线城市都没有不涨的，居民在抢购商品房。这实质上反映了居民对经济体货币含金量的变化——情绪上的奔溃和失控的状态。
《21世纪》：金融风险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煜辉：归结起来就是系统的庞氏压力到了一个释放的窗口。资产端所产生的收入远远不能覆盖负债端的成本。相对应地，资产的周转率显著下降，而且还处于快速下降的过程中。就是资产周转得越来越慢，因为它不产生收入，缺钱了，转不动了，必然反映在负债成本的上升。
过去三年80万亿的货币信用打下去，带来的GDP新增量只有15万亿。也就是剩下的60多亿没有固化成GDP。那么形成的是什么？要么是钢筋水泥（房子），要么是奶油蛋糕（金融内部膨胀）。后者反映为金融系统内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交易性结构扩张，特别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系统之间的同业以及影子银行交易。
做一个定性的话，两者都属于非生产性资产，也就是不创造财富的资产。如果资产包里这两类东西占比越多，投进去的货币都是生产这类东西的话，那整个资产包产生的收益率肯定越来越差，现金越来越短缺。所以，负债端的压力归根到底是资产端的问题。现在看到的现象是钱紧及缺负债，实质是经济系统庞氏的压力上升，金融风险已经显性化。
《21世纪》：根据wind数据计算，2016年M2/GDP的数值高达208%，而2008年这一比值为148%——八年间该比值上升了60个百分点。金融风险集聚与货币供应快速增长、融资环境整体宽松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刘煜辉：中国是一个依赖信贷的经济体。经济增长、货币量、杠杆率这三个指标是绑在一起的。现在必须要6-7个单位的货币信用或者债务打下去之后，才能产生一个单位的GDP增量。如果货币投放不到6-7个单位，那么经济增速肯定会掉下来。做市场交易的人已经感受到经济活动明显冷却下去。
最近三年间，对于中国货币金融的运行而言，M2的衡量价值严重下降。因为中国的货币信用创造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货币信用创造具有两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是传统发动机M2，M2增速相对平稳，现在稳定11%左右。但是M2之外还有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马力还特别强，这个发动机就是同业负债。
过去2-3年，统计在债券发行这个科目中的同业负债增长率在26%左右，而同期银行总负债的增长率在16%-20%之间，两个数据的曲线是分离的。现在银行总负债的规模是230多万亿，而M2余额是150多万亿，两者之间相差80多万亿的规模。也就是，货币创造最快的就是这部分差额。这相当于中国的货币创造机制中，M2创造了一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又创造了一次。
《21世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4.54%增加至2016年的8.35%。金融业快速发展是否是金融风险集聚的部分原因？如何看待金融风险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刘煜辉：刚才说过，打进去80万亿的货币增量，只带来15万亿的经济增长，剩下的65万亿是什么呢？不就是奶油蛋糕？不就是金融与金融交易带来的？这很大程度催生了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上升。占比的上升，也就意味着金融的劳动量越来越多，金融从业者越来越多，金融需要占用的要素越来越多，需要获得的劳动报酬更多。
《21世纪》：近年来，金融领域创新力度颇大，但互联网金融、资管业务、万能险、融资融券等业务在创新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何看待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太快是不是当前金融风险集聚的部分原因？
刘煜辉：怎么看是一个理念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延续了40多年的金融深化（或者金融内生化）的过程。中国是这一全球浪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信用的依托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的增长。
上世纪70年代，商业金融信用的投放主要依赖于实体经济所产生的现金流或者收入。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产生的现金流状态决定信用投放的规模。但是70年代以后，金融不再是一个外生的变量，不再中性，不再是宏观经济框架中所定义金融中性的状态（将储蓄转变为投资或者资本形成的金融中介），金融越来越高度内生化。
也就是金融信用的扩张越来越不依赖于实体经济所产生的收入，而是来自于资产部门的膨胀，或者将资产作为信用抵押品来投放信用。具体而言，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信用投放依托于土地、房地产等不动产，再进行金融扩张。现在，土地和房地产已具有金融属性。
可以看到，70年代以后信用周期和价格周期变成一个自我加强、自我实现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合而为一。信用周期的镜像实际上是价格周期，这两个周期是相互叠加、相互强化、相互证明的，指数级地推动金融信用的扩张。另外，80年代以后债务周期的波动频率比70年代以前要高出许多倍。包括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才30多年，金融信用、资产、资本的概念和市场雏形的出现或建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虽然出现的时间相对晚一些，但是没有脱离金融自由化这个过程。2009年之后中国金融深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过去西方世界金融自由化的浓缩。
“由爱生恨，始乱终弃。”这就是当下对金融自由化的感觉。金融存在“不可能三角”理论：金融稳定、道德风险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只能两两并立。当金融稳定和降低系统的道德风险成为选项后，金融创新和自由化会被放弃。常理上讲这是一个降低系统厚尾风险（指极端行情出现的可能性增加而且频繁，这样可能会造成市场行情的大幅震荡，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市场上出现不寻常的事件）的过程。
《21世纪》：金融风险集聚是不是反映了金融监管存在不严或滞后的问题？是不是分业监管无力应对混业经营的形势？是否需要专设机构来防范金融风险？
刘煜辉：监管体制要长牙齿，要消灭道德风险的土壤。尤其是中国还是改革转型的转轨经济体，宏观经济还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一定要谨慎。现在金融风险这么突出，跟我们处在转轨关键时期而金融自由化的单边突进密切相关。
国企不改革、财政不改革、银行的组织体系不改革，经济体中到处都是预算软约束的主体，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而我们单方面地把金融要素管制解除，所释放出来的红利只能被软约束的主体大量吸收，造成信用资源更加严重的错配。我们没有看到信用资源更多流向支持中国经济转型或者重构的领域，而是大量流向融资平台和地产。
现在需要反思过去几年金融自由化的推动过程，以及导致今天金融无序的状态的体制性原因。为何资金脱实向虚？为何经济泡沫化？
在中国现在的金融环境下，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生存的土壤还需要进一步改良。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去杠杆以及金融治理整顿，实际上就是一个改良的过程。
《21世纪》：近期一行三会都有加强监管的趋势，例如统一的资管新规正在起草，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银监会印发《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金融监管呈现怎样的趋势？
刘煜辉：现在更多是迂回的构建超级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领域清理的措施明显加强，比如资管新规，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真空地带、野蛮生长的交易结构“一刀切”。现在更多地从这些方向着手去形成压力，不止是杠杆更透明，同时也是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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