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5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位置上工作多年，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20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他将如何接棒走向纵深的金融改革，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接棒之前

在正式接棒前，易纲已经负责央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在此之前，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几乎参与了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推进并收官利率市场化，再到力促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

相差十岁的易纲与周小川，身上有着众多相似的标签：都拥有博士学位，被视作央行学者型官员的典型代表，著作颇多；拥有良好的国际沟通能力和视野，因此，易纲的接任被市场视为中国金融改革将无缝延续的最佳注解。

易纲将执掌的是“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中央银行：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央行将重新统领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并履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此前，负责统筹金融发展和监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已将办公室设在了央行。

中国金融系统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对易纲已经相当熟谙：学而优则仕的他近年来在“8·11”汇改等关键时点频繁亮相，向市场传达央行的态度、释疑政策；作为央行系统内第一个海龟官员，易纲过去近十年陪同周小川多次亮相国际舞台，在IMF与世行年会、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等场合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学者型官员

生于1958年的易纲，毕业于北京第162中学，上高中时曾写过插队题材小说的他，在高中毕业后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在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开始了插队生活。

1978年，20岁的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就改报经济学了。”2012年4月作为北大经济系77级一员的易纲在回忆时称，“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0年，易纲被公派出国，随后的六年左右时间，易纲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易纲先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担任助教、副教授，并在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

这段留学经历和后来易纲从事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易纲在2012年做客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时曾回忆，1986年自己当助理教授的税前月薪是几千美金，只有两天有课，而自己妈妈一个小学校长，工资只有99元人民币：“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我在想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率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和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1994年，易纲选择回国并回到母校，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这一举动源于1993年夏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举行了一场名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践研讨会”，同为北大校友的林毅夫、易纲，以及张维迎商量回国搞一个集科研、教学等为一体的实体机构，这便有了后来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质疑者和思考者

从参与创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或许他已经在为今天做准备。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回忆：“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对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者来说，这次会面就像是布雷登森林会议和格莱美音乐节的合一。他们戴着瓶底儿一样厚的眼镜，身穿化纤面料的西服，求解繁琐的方程式，既争论严肃的经济问题，也随着音乐放开歌喉。 

实际上从1994年回国起，易纲的研究范围就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他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他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这本书中除了对于经济问题的许多论述，还有很多对于环境问题的思索。 

而在课堂上，他谈论最多的除了货币政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选择。他谈到了云南、贵州，对那里生态的破坏和严重的污染感到焦虑。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或许这也是他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需要世界视野，也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现实思索。 

改革新命题

1997年，易纲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这年，他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政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以及央行行长助理等职务。在十年时间内，参与和影响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998年，加入央行未久的易纲初试锋芒，预警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了对策，认为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都更多把易纲看做一名学者，而往往忽视了其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一面。 

易纲自己也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依然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授课。他对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易纲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 

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转眼数十年，如今易纲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关键人物，其影响范围也早已超过了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转，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影响还将传递给世界。他举起哪只手，全世界都会屏息观望。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上，易纲至今依旧是全职教授，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与实践操作。在其简介页面列出的全部27个学术论文，横跨23年（从1987年到2010年），其中16篇为中文，11篇用英文所著。

而易纲1999年与人合著的《货币银行学》，过了近20年至今仍然是中国高校里金融学的经典教科书。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易纲在自己的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序言中给出了答案，不同于其第一本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该书收录的是易纲任职央行期间在2003-2009年期间写的主要论文。

“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 易纲在序言中写道：“虽然我对目前出版物垃圾横流的现状忧虑，但我还是相信市场有其甄别的办法，还是相信市场经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