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和2015年，奈特基金会主导的两份新闻教育研究报告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2005年还认为专业技巧、真相、从业资质仍是新闻教育的核心，2015年却提出原来的课程设计必须被推翻，数字化教育才是第一位的。新闻教育的转型，也意味着对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冲击。

新闻专业教育是新闻业传承其理想型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托。新闻院校教授的一整套专业规范和价值观，包含着从业者应该以何种方式、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的明确暗示，对从业者如何看待自身有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新闻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新闻专业主义的一整套价值观（追求真相、关注公共事务、采编独立性、社会监督、讲故事的技巧、客观性和平衡性等）来设计，并通过新闻理论、新闻实务、新闻伦理等基础性课程来实现。但是在过去十多年里，新闻教育的理念正在发生变化。

自2005年起，众多主流新闻院系纷纷设立了新闻学—计算机双学位，希望将学生培养为“新闻应用程序的数据开发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数据新闻专业不再设置传统的新闻基础课程，其培养计划主要由爬虫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数据库学习、计算机算法、可视化写作和互联网跨国调查构成。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拥有一份100多年历史的报纸，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报纸。该报纸近年来的“转变”（Transition）项目，要求文字编辑和网络编辑一起工作来处理新闻稿，以便“让读者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与近20到25年来出现的新技术相融合”。

新闻院系的改革策略是清晰的，他们希望联合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力量，让学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开展交互式工作，将自身打造成可以从容地在网络上活动的“半极客”式科技人。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在传统媒体迅速衰落的当今世界，让新闻业一直拥有市场，从而维持新闻院系的正常运作。改革似乎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哥大新闻学院在2010年的就业率罕见地提高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69%。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传递了相同的信号：新闻业需要更加适应新媒体手段；相比新闻采写中的能动性和伦理倡导，提高信息的获取效率和传播范围成为首要的价值追求。

美国最主要的新闻教育捐助者——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如今，新闻货币化的能力——辨别和掌握市场趋势与媒介技术，并能将其与新闻生产快速融合的技能对于新闻教育至关重要，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对美联社体和倒金字塔结构的掌握”。这段话对于理解新闻教育的转向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概括了新闻教育的商业化和数字化转向，更重要的是，发布这段话的机构代表了新闻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非盈利性基金会。由大型企业建立的非盈利性基金会在欧美新闻教育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通过支持荣誉教席、设立奖学金、资助新闻项目等方式引导着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

对比奈特基金会十年间发布的两份研究报告有助于把握这一关键转变。2005年，美国最重要的两个新闻教育捐助者（奈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联合6家美国媒体（CNN、《华尔街日报》等）发布了题为《如何改进新闻教育》的报告，并提出了新闻教育的“四个必须”：

（1）必须传授基本的报道和写作技巧，同时强调获得事实真相的极端重要性。

（2）必须培养新闻判断力和分析技巧，包括将事实与意见相区别。

（3）必须掌握专门技术、知识和关键语言技巧。

（4）必须让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去应对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专业技巧、真相、从业资质……这份报告所传达的，是最经典的新闻专业主义主张。

2015年，同样是奈特基金会领衔，同样是关注新闻教育，名为《向上与超越：初探新闻教育未来》的报告却向新闻教育提出了颠覆性的倡导：

（1）货币是新的核心价值。掌握市场趋势和新兴技术比传统新闻技巧更加重要。

（2）新闻院系的教师无法教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必须建立数字优先的学术倡导和新闻教育体系，在新闻—信息市场上给予数字化新闻机构同等的地位。

（3）对新闻教育的评价应该更加重视结果，而不是体制传统。

报告还指出，“原来的课程设计必须被推翻……数字化是第一位的”，“家长们希望知道他们的孩子掌握的技术能让他们顺利就业”。总之，在这份报告看来，新闻教育的改革来得太晚了！

两份报告的反差是显著的，后者在推翻前者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新闻业需要一套服务于信息商业模式升级的新理念。

首先，这套理念要摆脱新闻专业主义对传统新闻盈利模式的限制。奈特基金会主席阿尔贝托·伊巴古（Alberto Ibargu ̈en）这样说，“未来是未知的，因此我们无法宣称对真相的控制”。换言之，一个未知的、不可控制的世界不再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垄断权威，也无须再囿于专业话语和公共理念。

其次，新闻业要从对“新闻”（News）的关注转向对“信息”（Information）这一中性概念的强调。与“新闻”不同，“信息”没有特定的价值内涵。基金会对新闻范畴的重新界定，使新闻生产流程更加经济合理化，并因而能够适应更加广泛的领域、利益和主体。当然，他们为这些转变确立了新的合法性话语：满足民主社会的信息需求理应是新闻业的首要目标。

非盈利基金会不仅公开倡导新的话语体系，更通过物质资源施加影响。2016年，该基金会对传统新闻项目的捐助从5000万元锐减到1650万元，而数字媒体项目的投入则从1300万元增加到1960万元。2011年至今，该基金会在美国主要新闻院系和非盈利性数字新闻机构投资了24个数字化新闻项目，总金额超过1亿美元。这些捐助项目专注于信息生产的结果，而不再维护新闻生产中需要遵循的特定规范。由于这些基金会的捐助对象几乎涉及所有的文化部门，因而他们的倡导将超出新闻行业，进而影响到更加广泛的群体。

（本文摘自翟秀凤：《新闻专业主义的“控制危机”与价值重建》，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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