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经济学的快乐”，有两种念法，一种是“传递‘经济学的快乐’”，另一种是“‘传递经济学’的快乐”，这两种快乐实际上是一体的，分不开。

我简单说几个场景。第一个是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因为学校觉得我们找工作比较难，就加了一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课程。我一开始对经济学没有兴趣，也爱逃课。但有一天，同学们上课回来，说今天老师在经济学课上讲了一句话：“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火、车轮和中央银行。”——为什么中央银行那么重要呢？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

一些评论人常说，我们要理性地去看待社会问题，要有一颗平常心。而我之所以乐于传播“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因为我觉得经济学能帮助人们更理性地去认识社会。

记得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很多人上街游行，愤怒的人群中有人烧美元。我就在网站上说：“不要烧美元。美元是美国的负债证明书，烧美元就是免除了美国对你的债务。”这句话是半调侃性的，但确是一个理性的视角。《南方周末》的编辑看到了，就把这句话登在报纸上了。隔了许多年之后，我太太帮我收集文稿，看到这句话，她说原来这句话是你写的啊！她当时在读大学，有同学给她看这句话，说这人的观点挺逗的。没想到多年之后，她成了我太太。这算是双重的“传递经济学的快乐”吧。

这些年来我做评论，也经历了不同的方式。最早是每周找题目写专栏，后来是以专栏的形式写书，题目提前就列好了，顺着大纲写下去，写完后就自然成书。这样的专栏更耐用。再后来，我越来越倾向致力于经济学的教育，让人们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然后他们自己就懂得去评论经济现象。

现在我在“得到”APP上主持一个在线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每天10分钟，用一年时间，把整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细致地讲一遍。这个专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很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在免费的网络论坛里，负能量的帖子比例很高，但如果是实名写信给我的，内容就很富于建设性；而我主持的在线专栏是收费的，用户就都是非常热心学习的了，他们没有时间发牢骚发脾气。而我们这些内容提供者，用不着搞标题党，用不着哗众取宠，只需要把内容做扎实就可以了。媒体过去靠的是流量思维，而知识服务靠的是服务思维。这一区别值得我们注意。

我的第一篇经济评论文章是在1998年写的，是一篇替微软在反垄断案中辩护的文章。二十年过去了，接下来该怎么转型，得好好思考一下。

（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人）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