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讲堂】民国军阀的另一面
文 | 李坤
唐德刚说：所谓军阀者，便是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既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且不管好歹，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在名义上担任政府官职或军职，但是无论任何人都不能依法把他撤换。如果由一个军阀统治全国，他就是独裁者。假如一个国家由几百个这类军人统治，这个国家就沦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说到民国的军阀（据统计中国1916——1928年的大小军阀约三千多人），大家的印象应该就是乱世之中那些祸国殃民、不学无术、“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以“三不知”著称的张宗昌一类人物，他不知部队有多少，不知军饷有多少，不知姨太太有多少。陶菊隐说：“此诚民国历史中寥寥可数之混蛋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军阀的另一面。本文无意为他们翻案，但是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都有两面性，只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他们的事迹。
一般认为，黎元洪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墙头草”，是运气好成为历史伟人的庸人，被称为“黎菩萨”，也就是“泥菩萨”的谐音。传言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找他做领导，他一再推托，后来被革命党从床下拖出来时还喊着“莫害我！莫害我！”。但也许他也是被历史误读的一个人,孙中山称其为“民国第一伟人”。武昌起义后，黄兴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必须取而代之。黎元洪令人制作“黄兴到”字样的大旗鼓舞人心，并在都督府前的阅马场设拜将台，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交付军事指挥全权。
当时，清政府派水师提督萨镇冰前来协助陆军镇压，黎元洪给恩师的私信里，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赤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萨镇冰见信后沉吟良久，最终选择弃军而走。黎元洪一封书信，使得清朝海军土崩瓦解。
说到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就是他一生的污点。但他至少在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还算不上最坏的。华北沦陷后，日酋土肥原极力拉拢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终。
吴佩孚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他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土肥原贤二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幅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唯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据传，他后来看牙病，被日本医生一刀切断神经毙命。
吴佩孚去世后，重庆开追悼会。吴稚晖到场发表演说：“以前有人问我姓什么，我总是低声说姓吴，生怕人家问我是不是吴三桂的吴；现在有人问我姓什么，我可以大声地说，我是姓吴佩孚的吴了！”这大概是吴佩孚身后得到的最高评价了。
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下令绞杀李大钊等35名革命志士，臭名昭著。但是他对做人有一番见解：“做马贼，做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王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但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的。”1928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遭拒绝。
有一次，张作霖和部下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小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以至于听到这个故事的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他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最倚重的幕僚，飞扬跋扈，曾当面侮辱大总统黎元洪。1919年，徐树铮率不满五千之师、用时未满一个月，成功地收复外蒙古地区，一时间举国欢欣鼓舞，徐亦被赞誉为“傅介子第二”。徐树铮率收复外蒙古后，不仅大力推广蔬菜种植以作长久计，还推动在外蒙古修公路、开银行、办报纸、建学校，全力推进中国化教育。徐树铮还在外蒙首府库伦修了一个西洋网球场，闲暇之时常同部下官佐们一起打网球健身，并笑称此乃“绝域蹴鞠”，颇有汉唐时代戍边将领们的风采豪情。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时，经常坐汽车往返于北京和库伦之间。他在车上备《汉书》一部，沿途诵读不辍。
徐树铮对昆曲不是一般的爱好，他能够自辑曲谱，能登台演出，能由昆曲而兼及中国音乐的神髓。1925年，徐树铮以专使身份访英，应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题目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让古典的英国绅士淑女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
徐树铮后被冯玉祥所杀。
阎锡山治理山西，获得“模范省”的称号。他很早就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还拿出自己的钱来支持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川至中学和小学，共建筑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四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
抗战前，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物价稳定，甚至可以说是低廉。在太原“认一力”餐馆吃这样一顿饭：三十个饺子，一盘爆羊肉，四两白干烧酒，算下来也就一毛五分钱。
2003年非典时期，山西学者谢冰想起了阎锡山，因为1918年时的《山西省疫事报告》充分说明了阎锡山的善治。该报告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赶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如此开放的胸襟和当机立断的决策，在以后的中国都是很少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0日四川军阀刘湘通电请缨。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了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刘湘于1938年因病在汉口去世，逝前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川军有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致孙中山狼狈逃窜，宋庆龄当街小产，可谓罪大恶极。1918年，陈炯明曾率军进驻福建漳州，标榜“护法”，将闽南26个县合称为“闽南护法区”。陈治理漳州两年，成绩斐然，城市建设已经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如完备的地下排水系统，无疑为全国其他城市所无。德国媒体称赞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美国领事卡尔顿向华盛顿报告：“陈氏在漳州时，曾实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与重税”。
陈炯明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
杨森在四川，颇重风化趋新。他下令放足，一次在川南运动会上，突令数千女观众褪下裹脚布，当场焚烧，致臭闻十里。又禁穿长袍，见穿长袍者必截之。贯彻最认真的则是卫生检查，每日派警察挨户检查，无论内室厕所，以手搽地不沾灰者为合格，否则受罚；吐痰于街道者，令以其衣揩之，然后罚跪；有口衔香烟行路上者，割其唇——此款过于严酷，惟尚无人敢做一试。
唐德刚说：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亦尝坚拒日本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是垂名青史。
（本文内容来自于钱波、夏宇编辑的《原来如此》和余世存先生的《大民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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