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讲堂】九一八，你不知道的九件事
文 | 李坤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军人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占领中国沈阳，逐渐占领东三省全部，进而侵占华北攻打上海。很多人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这一天，视为二战开始的标志，而这一天，对于中国则是国耻日。今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五周年，八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回顾“九一八”，有什么隐藏在事件后面的真相不为人所知呢？
1.“不抵抗”的命令是谁下的？
从小就知道，“不抵抗”的命令是蒋介石下的，甚至有传言说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将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原稿存放在美国纽约一家银行的保险柜，所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只敢软禁张学良，而不敢将其杀害，绘声绘色，比小说还好看。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明确的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2.“九一八”当夜，张学良是在寻欢作乐吗？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声讨张学良，社会各界都骂他卖国，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写了两首仿李商隐《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朱五小姐是朱湄筠，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朱启矜的五女儿，她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的妻子；胡蝶是当时最著名的影星）事实是这样的吗？
实际上，张学良当时正患恶性伤寒在协和医院住院，不可能抱佳人而舞；胡蝶正在外地拍戏，不在北平。马君武是因为东北不存，又听到流言，义愤之下写的诗。朱五小姐、胡蝶与张学良概无关系，为池鱼之殃无疑。据朱湄筠晚年回忆，她数年后遇到马君武，问：“你知道我是谁么？”马君武回答不认识，朱湄筠说：“我就是朱五。”马君武大为尴尬。
3.“不抵抗”是怎么来的？
张学良在北平住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事务由军事厅长荣臻代行，他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实际负责当时的东北军政。1931年8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电报给荣臻，就是后来所说的“鱼”电。原电文如下：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九一八”当夜，据当时守卫沈阳北大营的团长王铁汉回忆，荣臻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10:30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袭北大营，沈阳其他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学良基于累日日军军事演习司空见惯，仍令遵照“鱼”电指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学良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已经占领沈阳。
4.为什么“不抵抗”？
“九一八”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宁恩承，在《“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话沧桑〉外一章”》中说：“中国是大国，也是弱国。一百年的腐败政治，三十年的内乱，民穷财尽，人民有“贫、病、愚”三宗大病，病根顽固，人民组织能力差，军队不够现代化，武器和训练不能和日军相比。如果向日军开战，一定大败无疑。大败之后割地赔款，是更大的耻辱，更多的损伤。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大败，丢了台湾，也几乎丢了辽东半岛，割地赔款，各国要瓜分中国。1929年，中苏之战又是大败，蔡运升到伯力签订城下之盟。这些事蒋介石记忆犹新，张学良也不善忘。处此不得已情况之下，对日本只有躲避、容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不抵抗为国策。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蒋介石一再申告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在北平也一再传知留守沈阳人员要躲避日本人，不可惹事。
不但如此，近代史上，不抵抗忍辱躲避政策，且有一次成功的先例。1928年6月4日，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当时日本人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地方立刻混乱，日本人可以借口保护日本军民安全和帝国利益，乘机占据东北。臧式毅是奉军留守在沈阳主持东北一切军政，他用不抵抗方略，一切容忍，一切推诿拖延，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6月23日，张学良由滦河化装为小兵秘密到沈阳以后，方宣布张作霖之丧，那时已经死了19天了。所以，宁恩承说：“九一八”真正当主事者的仍是三年前有成功经验的臧式毅，因此不抵抗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5.“九一八”是日本政府发动的吗？
当时日本政府想继续和国民政府谈判。但是，日本军方决定绕开日本政府单干，恰好此时爆发了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日本关东军决定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想法就更加迫切，尤其是少壮派军方，狂热希望实行“下克上”，迫使日本政府接受事实。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方瞒着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的态度是反对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派出私人代表萱野长知，来到南京谈判，中日达成一致：组建东北政务委员会，惩办张学良，解决东北外交纠纷，尊重日本的历史既得利益，并由犬养毅协调日本撤兵。此举激怒了日本军方，很快，犬养毅就被日本激进军人刺杀了。
6.日本军方为什么敢于以弱势兵力发动事变？
事变时，日军在东北只有一万多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 人，攻打沈阳的只有3000多人。而东北军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日本军方为什么敢于以弱势兵力发动事变呢？一方面是日本取得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后，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另一方面日本军方认为中国东北军不堪一击。为什么日本军方会这么自信？这与东北军之前的一场战争有关系。
1929年，中苏之间爆发了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顾维钧回忆，他于1929年接受张学良的邀请到达东北，发现有几辆满载军火的火车，一辆接着一辆向北方开去，他问张学良怎么回事，张学良说：“啊，这次我要吓唬一下苏俄。”顾维钧说：“我觉得你的虚张声势很好玩……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有真正的好牌，你怎么办呢？”张学良考虑了一会儿回答：“我自有对策。”最后的结果是：“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我记得苏军进入满洲，去占领满洲里和扎兰屯时，少帅的一部分军队离开哈尔滨前往迎击。前线部队由梁忠甲将军和韩光第将军率领，他们指挥着两个著名的勇敢善战的旅。但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战役中全部被俘，被送往西伯利亚。”
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招惹的军事强国，包括日本在内。但张学良不知为什么轻易启衅，他的东北军是义和团吗？这场战争一定被日本人看清了东北军的真正实力实际虚弱不堪，所以日军才敢以少数兵力发动事变。
7.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汹涌，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不绝于途。陈布雷为蒋介石作《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文中写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中国与日本全方位的差距，使得国民政府既不敢战，又无法和，只得乞灵于“国联”。“国联”经过调查，宣布日本为侵略国，严词谴责日军暴行和无理，对中国较为有利，但是最后所提的解决办法，对“九一八事变”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要求恢复北洋时代的东北亚格局，中日双方都不能接受。
1933年4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8.热河是如何丢失的？
1931年的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是“东四省”。当时热河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直指热河。1933年，热河抗战前夕，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庞炳勋、商震等高级将领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3月3日，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蒋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热河一战，汤玉麟在既无命令，又无敌情的情况下，带4个旅擅自弃守国土，离开承德，西逃滦平，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这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日军了解东北军的程度之深超过了张学良。
9.苗可秀是谁？
苗可秀在“九一八事变”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事变后成为众多抗日义勇军之一员。他热血报国，赤手空拳拉起一支队伍，予敌沉重打击，使敌人丧胆。日寇驻屯连山关军队一个大佐曾经称：“三角地带五千义勇军不足虑，苗部三百别动队实可怕。”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与日军在岫岩县作战，臀部受伤，21日被俘，7月25日，就义于凤凰城。苗可秀生年不详，估计就义时只有27岁。苗可秀留下三封遗书，其间流露出的念弟、念妻、念子的真情，几乎是斑斑血泪，令人不忍卒读，可与林觉民的《与妻书》媲美！
中华民族正是有千千万万的苗可秀，五千年来才避免了数次亡国灭种的危难，屹立至今！
余世存先生说：“不抵抗”的命令是何人所下，当事人曾经三缄其口。事实上，即使蒋介石让张学良不抵抗，以当时他的独立军阀身份，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就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一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显见的物质损失仅兵工厂一处即近2万万，至于张学良的家产，仅金条就损失8万多条。
张学良国仇家恨系于一身，居然在日本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东北军留下的大批飞机大炮，成为日军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利器；东北富饶的黑土地和无尽的矿产，磨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
张学良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6岁时已经是东北军的上将司令，29岁更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年轻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好球，好剑，好驾驶飞机冒险，“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
中苏战争前，当顾维钧提醒他对手的强大时，他说：“我自有对策”，惨败之后却一筹莫展；“西安事变”前，有人问他把蒋介石抓起来之后怎么办，他说：“抓起来再说” ；抓了之后又要放，又有人问放了之后怎么办，他说：“放了再说” 。做事毫无计划，没有战略目的，数十万东北军在他的手上，好像一个孩子手里拥有最可怕的武器。在他的一生中，他没有对政治的热情，没有责任感，也缺乏在复杂灰暗的事实中如何分辨路径的判断力，更不用说去为数十万东北军将士指引方向了。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张学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可谓知人之论。
回顾“九一八”，虽然张学良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也是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对日本及欧美强国一直忍气吞声，绝不敢轻易招惹所致。战不敢战，和不能和，只能像历史上的北宋一样，“和战之议未定，金人已经渡河”。只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保障等方面全方位的强大，别的国家才不敢轻易启衅；有了刘仁轨在白江口的大胜，才有“遣唐使”在长安的摩肩接踵；只有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才能免受核讹诈。能战方能和，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至于我们平头百姓，最悲惨的便是像“九一八”之后的东北同胞一样，成了一个亡国奴。不用举出更多亡国奴的实例，只和大家说一则小故事：“七七事变”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郑州遇见熊佛西。熊佛西说北京有许多人逃难，没法带狗，只能抛弃。那些被抛弃的狗，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亡国奴的日子，要比丧家之犬悲惨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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