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英唯一入选世界最丑十大建筑的竟然是它？(上)
”慧眼识珠”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网站评选出了全球最丑的十大建筑，朝鲜的平壤柳京饭店'荣登'榜首，迪拜的亚特兰蒂斯饭店名列第二。本篇说到的英格兰利物浦的大都会大教堂排名第七。
”这座教堂完全不像是供神灵休息的圣地，分明就是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帐篷！这座教堂从一开始就霉运连连。最初由鲁琴斯爵士和阿德里恩吉尔伯特·斯科特设计，但由于鲁琴斯收费昂贵，斯科特设计不甚满意，设计方案都被否决了。项目最后交给弗雷德里克爵士负责，屹立至今的教堂就是他的设计作品。”原文如是说。
A Cathedral is not just bricks and mortar, concrete, steel, stone and glass. It lives as a home for activities which centre upon God, and as the focus of the communities which draw spiritual sustenance from the building, and the worship which takes place here.
一座教堂绝不是关于砖块，砂浆，水泥，钢筋，石头和玻璃。它是教徒们的精神寄托，是神圣礼拜的场所，在这里，上帝至高无上。
草草撰写那篇文章的人一定是没有进去过这座圣殿。虽有提到设计方案的一波三折，但也未曾意识到它背负的历史使命。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主要介绍大都会大教堂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如何应运而生，下篇则专注于建筑本身。
文脉
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 County)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利物浦是这里最大的城市。披头士、足总杯这些耳熟能详的字词只是默西塞德丰富文化的冰山一角，除了对音乐和足球的狂热崇拜，这里还生长着多元的文化、民族、宗教信仰。
利物浦大都会大教堂(弗雷德里克·吉伯德，1976，罗马天主教堂)，以一种挑衅的姿态坐落在利物浦大教堂(贾尔斯·斯科特，1904，新教教堂)数百米外。两者却又势均力敌，达成一种互补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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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都会大教堂望向利物浦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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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物浦大教堂望向大都会大教堂
©Londonist
用斯科特和他比较有名的设计镇一镇，免得你们不认识他。
这里的挑衅可以引申到很多方面——例如建筑的外形对斯科特的哥特复兴主义的挑衅，并且在弗雷德理克被任命设计此教堂前，上一个被否决的方案其实来自斯科特的哥哥；例如文脉，大都会教堂的选址是19到20世纪初难民的救济所，在此登记而寄居的四千余难民中有大部分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这一度让大都会大教堂被戏称为”Paddy’s Wigwam”，意为帕迪的小棚屋 ( 帕迪是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轻蔑称呼 ) 。
利物浦拥有英格兰北部最庞大的爱尔兰群体，占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经济危机与城市化
这里不得不提到19世纪的英国飞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英格兰人中，大部分从农村涌入城市的都是身强体壮、踌躇满志的青年；而与此同时，爱尔兰人却在史无前例的饥荒中饱受折磨。这个在当时以土豆为主要粮食、四分之三的国土被耕地覆盖的国度里，在大范围真菌灾害的席卷下备受打击。
雪上加霜的是同时期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谷物法的废除(允许从外国自由买入廉价谷物)，爱尔兰农业的优势不复存在。农田的灾害肆虐，劳动力需求的陡然减少，使得无数爱尔兰人不得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乘船向英格兰和美国移民。
漫长的迁徙又是一场灾难，数天甚至数十天挤在没有庇护的甲板上风吹雨淋，饥饿，伤寒，天花，痢疾... 相当一部分的移民从未见到过彼岸的模样。为着无数在此葬身的生命，这些超载的渡轮也被称为棺材船。
从利物浦码头登陆的幸存者们，并未能在放弃一切后获得”崭新的开始”——疾病和贫穷让英格兰人对他们另眼相看。每当英格兰劳工要求加薪，工厂便在城市的爱尔兰区张贴招聘广告，廉价招收爱尔兰劳力。大部分的爱尔兰人一直在暗无天日的后街、巷弄、地下室里勉强维持着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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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后爱尔兰人的生存状况
教派争端与民族矛盾
窘迫的经济与健康状况之下，爱尔兰人的悲惨处境另有更深层的原因。饥荒时期移民英格兰的爱尔兰人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爱尔兰是西欧地区最早接触天主教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原发性质的天主教，是一些零散的修士居住在此后结合本土文化发展而成的，而不是教会派主教过去建立的。这类似中国道教，属于在外来刺激下形成的民族宗教，不仅具有宗教性，更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
自1829年天主教解禁法令的颁布，几世纪以来被边缘化的天主教对新教的统治地位又开始造成威胁。新教教徒因此坐立不安，大范围内频频出现反天主教的集会。再算上芬尼亚组织 (由爱尔兰退伍老兵组成，试图通过武装革命实现爱尔兰的独立) 从中作乱，大部分无权无势的爱尔兰难民顺理成章地被当做英格兰人的出气筒，成为暴力冲突中被攻击的重点对象。
历史上的利物浦属考文垂教区管辖，在天主教解禁法令颁布以前根本没有教堂，天主教派的活动也无法公开进行。法令的颁布、大量天主教徒的涌入、19世纪中期教区的重新划分，使得一座天主教堂的建立成为理所当然。
这里另提到另一座位于考文垂的教堂。在二战中被德军炸毁后，贾尔斯·斯科特向当时的皇家艺术委员会提交了考文垂大教堂的重建方案，但委员会并未予以采纳。在随后面对业界的方案征集中，由巴兹尔·斯宾思(Basil Spence)提交的设计脱颖而出，之后便有了我们今天看见的考文垂大教堂。
Basil Spence
考文垂大教堂和利物浦的大都会大教堂都背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对于考文垂，大教堂代表着战争与牺牲的沉痛记忆，但更为重要的是灰烬中的重生与希望；对于利物浦，大都会大教堂象征着天主教在长达数个世纪的迫害后的顽强复兴，尤其对于那些靠信仰支撑生活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们，它也许是至高无上的。
如今的利物浦大都会大教堂
建造过程的一波三折
大主教早在1853年就任命爱德华·普金 (Edward Welby Pugin) 担任建筑设计师，但这位建筑师所设想的庞大壮美的哥特复兴教堂并未令教会满意。天主教徒人数的剧增使得礼拜堂、学校、孤儿院等基础建筑的需求同样攀升，经费与用地方面的限制让第一版方案就这么被搁置了，接连的政治矛盾与暴力冲突使得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再提起这个话题。
©liverpoolmetrocathedral.org.uk
Edward Welby Pugin与第一版方案
时间到了1929年，即天主教解放的一百周年，时任大主教的理查德·唐尼(Richard Downey)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此时天主教已恢复并稳定了自己的地位，教会认为修建教堂的时机再次到来了。
这次请到的是被誉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建筑师”的埃德温·鲁琴斯爵士(Sir Edwin Landseer Lutyens)——大师的方案里有直径51米的圆形拱顶，91米高的内部空间，158米的总高度。这样的结构在当时无疑是夸张的，就连主入口的拱门都要花费2700万英镑… 显然这最后成了一个英国梦。
第二版设计的精美木质模型现被收录在利物浦博物馆，由此能够感受到到建筑师所设想的教堂是多么气势恢宏。
Edwin Landseer Lutyens的其他设计手稿、第二版方案与模型
正值战后恢复、重建时期的1953年，距最初的提议已经过去一百年，时任的大主教吸取前人的教训，希望把教堂的尺度设计拉回现实。阿德里恩吉尔伯特·斯科特——贾尔斯·斯科特的哥哥，被任命在保留主要元素的条件下，修改埃德温·鲁琴斯设计的尺度。在资金有限的状况下，斯科特也是绞尽脑汁才完成了方案。不幸的是原本的设计本已遭到教会一些人的批评，而支持此方案的大主教又突然被调去了伦敦... 新任主教眉头一皱，再次让大教堂的修建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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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方案
新任大主教认为他们的天主教堂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响应理查德·唐尼当时的口号”一个见证时代的教堂(A Cathedral in our time)”。他随即在1960年向公众征集方案，弗雷德里克的设计在来自全球的300余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1962年施工的开始，1967年的祝圣，这场长于一个世纪的闹剧，在此终于谢幕了。
Frederick Gibberd与现今的大教堂
附：关于英格兰与爱尔兰的矛盾，想必大家都对《唐顿庄园》里三女儿和爱尔兰女婿的宗教纠纷有一定印象。在此向有兴趣了解更多相关历史的读者们推荐影片《Once》( 2006,导演John Carney ), 《Bloody Sunday》( 2002,导演Paul Greengrass )。
下篇将为大家更详细地评析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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